西藏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关系之再议

本文是基于早年相关研究的一个重新思考与讨论。以往研究认为西藏山南地区11世纪末叶的扎塘寺壁画所呈现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主要是南亚的波罗面相与吐蕃化了的服饰的一种组合,在艺术传承上应该是10-11世纪新进入的东印度波罗风格与原有的吐蕃王朝时期旧有传统(蕃式服饰)相互融合而致。新的研究表明,扎塘寺壁画人物图像的孤立性是因为即使它接收了11世纪卫藏新进入的波罗艺术样式,但其主体,无论是人物面相还是服饰主要都继承的是唐代吐蕃王朝时期的艺术脉络,并与吐蕃占领之下的敦煌石窟艺术有密切关系,从而证明即使是西藏地区在北宋年间仍能看到敦煌艺术或明或暗的影响,且远在边陲的卫藏地区仍与中国西部佛教艺术整体流变有着密切关联性。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髡发人物

髡发是将头顶头发剃光、留周围头发的一种发式,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发式,可远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佛教虽然来自印度,但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第346窟、第97窟等洞窟中可以看到若干髡发人物,反映了佛教艺术在流传过程中对当地和周边民族风俗习惯的吸纳,是佛教中国化的体现。

新疆龟兹石窟汉风格壁画的艺术研究

库木吐拉石窟是龟兹汉风格洞窟遗留最多的地方。龟兹的汉风壁画,其线条、色彩、造型、构图等因素均来自中原,具有浓郁的汉地风格,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显现出独特的汉地艺术特征:经变画是汉风格壁画的经典壁画形式;线条变化洒脱,用墨浓淡相生,凸显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技法;色彩遵循中国传统五色观;构图力求平衡、对称,使画面达到丰富完美的效果;人物造型既写实又主观,体现了"形"与"意"的完美结合;使龟兹地区形成当地文化与汉文化既独立又相互融合的状态。虽然在龟兹壁画中,汉风格壁画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龟兹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敦煌艺术风格数码提花织物的设计实践

通过对中国传统敦煌艺术的风格和表现形式的研究,设计敦煌艺术风格图案,并用于数码提花织物设计。深入分析了影响分层组合模式下数码提花织物结构设计的基本因素,通过改变全息组织加强点个数和加强点位置来制定设计实验方案,选择加强点个数为6和7进行设计实践,通过结果分析和比较得出结构设计的优化方法,并采用Lab色彩模式实现组织与灰度的精确替换。该研究的设计实验和设计实例为传统艺术与数码提花技术结合,并应用于纺织品的创新设计提供技术借鉴和设计参考。

敦煌艺术影响下现代壁画“民族性”绘画语言的建构

20世纪40年代,美术家集群性的走进敦煌,展开了对敦煌艺术与学术的研究发端。此举扩大了民众对晋唐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认知,更为现代中国美术重塑“传统”提供了学术资源与精神动力。此后,敦煌艺术持续影响着美术家们对传统艺术现代转化的思考与实践,敦煌艺术所折射出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精神,匹配着中国社会对现代壁画“开启民智”“重铸国魂”的时代诉求。这种双向的精神互动,是求于外的外化拓展以及求于内的自我完善,延续传统文化的复归,影响着现代中国壁画“民族性”绘画语言的建构,也实现了敦煌艺术全新再生的路径探索与精神激励。

敦煌艺术的当代社会价值

作为中国四大艺术石窟之一,敦煌莫高窟以其丰富的典藏和艺术形象闻名于世。分析飞天艺术的特点、敦煌的美学风格及美学精神,有助于探索在美育中如何传承敦煌的艺术文化,帮助学生回归美育教育的本质初心,丰富他们对美的理解,更加深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扎塘寺壁画艺术渊源再探

扎塘寺壁画在11世纪卫藏艺术环境中存在“孤立性”:扎塘寺壁画所代表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在11世纪卫藏并不具备普遍性。它与11世纪出现在卫藏的大昭寺壁画与唐卡遗存,时空背景相同却缺乏可比性,造型风格也明显不同;即使是被认为关系密切的夏鲁寺壁画,彼此之间也缺乏直接的关联性。从图像学角度分析,扎塘寺壁画至少占60%以上的艺术因素均与吐蕃王朝后期流行于敦煌中唐时期的“吐蕃—波罗”艺术样式相关,但二者在年代上相距两百余年,地理上也相距遥远,彼此如何衔接才是研究的关键。文章认为,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时期的“吐蕃—波罗”艺术,在卫藏因吐蕃王朝的崩溃而消失,但是在甘青西北吐蕃中仍有延续并发展成为“波罗—中亚”艺术样式,10世纪后期才随“下路弘法”从多康之地再返卫藏。壁画中出现的精美的汉服供养人形象,也间接地证明了卫藏与西北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的特殊关系。通过比较与考证,文章提出结论:扎塘寺壁画继承了8—11世纪佛教吐蕃化传统,同时部分吸收了11世纪新进卫藏的波罗艺术风格影响,实现了外来波罗面相与本土服饰的完美结合。12世纪之后新的印度波罗艺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扎塘寺艺术所代表的早期传统样式遂被完全覆盖,因此,其艺术史地位代表着“波罗—中亚”艺术样式在其结束之前的最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