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文献的“数字化”问题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经过一百多年的整理和研究,大多数已经有了标准的录文本。目前,中国古代文献已经进入数字化阶段,但敦煌的数据库基本上都是图片,而不能检索文字。文章从图片、编目、电子文本、检索四个方面,探讨敦煌文献真正数字化的途径。

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探讨中古时期民间医疗行为

通过分析敦煌吐鲁番相关出土文献,探讨我国中古时期疾病谱,以及民间常见疾病的诊疗方法,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础。认为这一时期官方医疗机构设置较为完备,普通百姓患病后仍然以自治为主要治疗方法,官方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重大疾病的诊治,此外物理疗法、心理疗法、其他疗法也广泛运用于疾病的诊治过程中。

跻身“破门之学”

回忆李正宇征聘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后为敦煌研究院)从事敦煌遗书研究工作经历,从通读敦煌遗书开始接触并熟悉研究对象,写记大量笔记,积蓄资料,充实空乏,从不知到有知,从外行变内行;研究路径,则由点到面,由低到高,从特殊带到普遍,循序而进。

敦煌本法成讲授《瑜伽师地论》笔记的文献学考察

敦煌本法成讲授的《瑜伽师地论》笔记文献主要包括《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两部分,以此为题的写本约65个卷号,分藏于国内外等多机构。通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写本形制、抄写形式以及文字特征等方面的梳理,概括出写本的基本面貌。因听讲人不同,就有了不同版本的笔记形式,将各写本进行比对分析,以期进一步展现讲经笔记的理论特色和价值意义。

敦煌文献与西夏文献在杂字蒙书发展史上的价值

文章透过敦煌文献及西夏文献中“杂字”类蒙书的通盘考察,藉以弥补宋前杂字蒙书文献不足的缺憾。以宏观的视角将之置于中国杂字蒙书发展史进行评估与考察,并从杂字名义的厘清与溯源泝流,及内容、形式、体类的分析,持与宋元明清杂字书相比较,阐述其具“歌括式蒙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综合识字与庶民用字双轨并行”“分部立目小类书式杂字的萌生”“收录词语的多寡因时地而增删”等特色,总结其在中国杂字发展史的研究意义与价值,藉以凸显敦煌学发展在力求走出敦煌,结合传世文献的同时,延伸至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当可发挥互补互证,相辅相成之功;加大敦煌学的纵深与广度,拓展敦煌研究的新天地。

敦煌口传文献生成考——以法藏敦煌遗书 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生成、流传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本文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从P.2325号《法句经疏》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写卷中的表音旁注及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号《法句经疏》(残卷)中保留之异文等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证实P.2325号《法句经疏》等一批敦煌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述“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献,却是一种书面文献的口头传播,是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产物。

“按语”中的学术世界——浅谈《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中“按语”的作用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在收词、释义和引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具独创性的就是在多数条目的举证后附加“按语”。文章从凸显例证词义、阐明词义由来、探究源流演变、辨别用字差异、指示特殊用法和匡正误解谬说等六个方面,对《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中按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以期对将来类似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提供借鉴和参考。

低质古籍文献图像预处理方法研究

敦煌藏文文献是研究唐代吐蕃社会历史的珍贵文献。目前在敦煌藏文文献数字化研究方面,由于文献年代久远、书写载体低劣、保存条件差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文档图像背景杂乱、文字模糊并残缺不全,严重影响了文本识别系统的准确性和鲁棒性。为了研究低质古籍文献图像的预处理对文字识别的影响,文章以古籍文献图像质量极差的敦煌藏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对数变换、伽马变换、中值滤波变换、高斯滤波处理和PS人工批处理等传统方法,及全局阈值、自适应阈值和自定义阈值的二值化、基于神经网络ViT的图像增强方法对图像进行增强。对比实验表明,低质古籍图像预处理对文字识别率提升影响不大,但高斯滤波处理、自定义阈值的图像二值化和基于神经网络的图像数据增强对识别率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卷10556《苯教祝祷仪轨书》释录与研究

甘肃省博物馆庋藏10556号敦煌藏文写卷系吐蕃时期文书,保留了诸多藏文厘定之前的语法痕迹,内容主要是为吐蕃政权与百姓祈福祝祷,其仪轨与神祇均属原始苯教,应定名为《苯教祝祷仪轨书》。具有苯教信仰背景或支持苯教的吐蕃重臣与官宦,随着吐蕃的征战曾普遍任职于敦煌乃至河西陇右地区,是藏经洞出现苯教文献的深层次原因。对此件写卷首次完整释录与刊布,为深入研究吐蕃苯教历史以及对敦煌等地区的历史影响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敦煌藏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为中心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藏医药写本文献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属珍贵文献。通过著名藏学家王尧、黄步凡、罗秉芬、强巴赤列、次成尖赞等人对Pel.Tib.127、Pel.Tib.1044、Pel.Tib.1057、Pel.Tib.1058、IOL.Tib.56.57、IOL.Tib.756进行了翻译整理与分析论证,并说明了敦煌藏医药文献不仅对藏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同时对藏族历史和民俗文化等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章首先梳理近40年(1982-2022年)国内学者对敦煌藏医药文献的研究成果,从而观察国内敦煌藏医药文献的资料整理情况、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研究领域及其发展趋势。通过文献学方法整理文献并做目录后发现,国内收藏的敦煌藏医药文献有8件,法藏敦煌藏医药文献有56件,英藏敦煌藏医药文献有18件,德藏敦煌藏医药文献有3件。同时,国内学者在敦煌藏医药文献的翻译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内容包括:人体生理、病因、病理、疾病、诊断、治疗方法、药物和文献翻译等。但至今仍有一些珍贵资料有待翻译和研究,而且关于文献中的重要词语的理解,人名、地名和文献名的翻译方法等很多问题上也存在争议。因此,目前该研究领域尚存在“量少、不精、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等问题,须进一步深挖并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敦煌文献词语考辨四则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知识重新考正了敦煌文献中反映唐宋时期日常生活用品的四个词语,包括三个家具类词语,一个与衣饰用品相关的词语,并结合敦煌文献、出土实物、壁画及传世文献材料说明了这些词语所反映概念的功用、形制等。研究认为:“■秤”即为“镴星秤”,使用锡镴类材料打造秤星的一种杆秤;“?盛”虽是盛器,但不是似帢帽样圆形小底的盛具,而是套盒类器具;“珞?”即“络缝”,是指用珠宝镶嵌衣服缝隙或用珠宝镶嵌衣服缝隙的衣服;“火铁”不是拨火用的火筷子,而是与火石击打以取火的生火用具。

20世纪法国学者敦煌文献研究述评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一直处于欧洲领先地位,在佛教、俗文化、史地考证、民族文字、石窟考古、绘画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为世界各国学者瞩目。通过对20世纪法国学者在敦煌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回顾,并分类概述,可以展现法国敦煌文献研究的发展水平与成就,促进中外敦煌学学术交流,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更大发展。

敦煌早期镇墓文考证三则

敦煌出土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镇墓文多可改进释读,例如对照“铜”字的讹体可将万安镇墓文原释“钥人”改为“铜人”。张雪光镇墓文原释“软议”的“软(軟)”字应改释为“陈”字的异体“軙”字,“软议”改释为“陈议”意为“陈述谋议”。镇墓文为阻止死者作祟,常会采用人偶替代生人承受灾殃。张雪光镇墓文木制“桐人”和金属制“铅人”分别对应生人和死者,原释“生者软议负担,仅以桐人、铅人,广肩大背,可以自代”应改为“生者軙(陈)议负担,仅以桐人;铅人广肩大背,可以自代”。另外,敦煌镇墓文可互换的“荔子”和“离子”,应释为与“黄远”同属百合目鸢尾科的药材“马蔺子”,而非“荔枝”“梨子”“藜子”“栗子”或“鸡子”。

敦煌少数民族文献举要

敦煌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遗留了大量丰富的民族文献,举其要者主要包括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等多种古代少数民族文献,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河西地区乃至中亚各民族的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是西部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唐宋敦煌染料与紫服制度的被突破——以P.3644为中心

法藏敦煌文书P.3644中有店铺招徕叫卖诗两首,提及的商品包含药材、食品及果品类、调味品及衣服穿戴之属四类。进一步考察会发现,文书所列"白矾皂矾,紫草苏芳"当属于染料类。这四种商品在店铺中公开销售,是晚唐时期敦煌地区彻底突破隋唐以来逐渐形成的紫服制度的反映。

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普查与分类研究

本文在全面普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的书写符号按照性质、作用分为标示性符号、应用性符号、校改性符号和表意性符号四个大类,概括总结了各类符号的源流特点和使用情况,并探讨了敦煌文献书写符号在符号发展历史中的作用、意义。

敦煌写经题记的史料价值

敦煌写经题记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时代从4世纪一直延续至11世纪。书写者来自不同区域,且身份、背景、经济和社会地位各异。这些题记是研究佛教史、民众佛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史的重要材料。

羽田亨与敦煌写本

历史学家羽田亨于1919年旅居欧洲时收集了大量的敦煌写本照片,自1935年起通过药商武田长兵卫购买了432件李盛铎旧藏写本后,又用了八年时间四处收购,使其敦煌写本收藏数量达735件,为日本国内敦煌写本收藏之最。同时,他还积极收集了日本各地古籍书店、博物馆以及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所藏敦煌写本的图片资料。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衣物量词例释

量词是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大量的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域、阶层的不同,不断地发生变化。研究量词的语法功能及其形成的历史,在当今语言学界是一个热门课题,但对量词的历史发展研究尚有许多空白。在量词研究方面,中古及近代契约文书有着极高的语料价值,因为契约文书强调的是合同双方的数量问题,量词的使用非常广泛,而且用法灵活多样。我们主要以《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为基础材料,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参考文献,对其中的一些衣物量词作溯本求源的考释工作。

丝路视域下8—10世纪敦煌民族交融与文化互鉴——从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谈河西民众社会生活

唐宋之际,诸多民族汇集交融于敦煌河西地区,多方政治势力交织,地域政治主导权或丝路经济控制权在粟特、吐蕃、回鹘、汉族等民族中交替或并存,为这一时期敦煌民族交融和文化互鉴奠定了基础,影响到了河陇地区,乃至西北社会文化的变迁与重构。吐蕃长期占领河陇西域地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大量内容涉及吐蕃日常社会生活,自殷商时期就已存在的占卜习俗,成为唐宋时期河西,乃至丝绸之路诸民族文化互鉴的媒介。敦煌文献IOL Tib J 740(Ch.9.Ⅱ.19)号占卜文本内容比较完整,是吐蕃占卜文献中最具典型性的文书之一,内容涉及占卜财运、婚姻、子息、权势、家产、经商、诉讼、军功等诸多方面,是河西社会各阶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表达了各阶层民众为争夺生存时空权的努力与欲望,也推动了河西地区民族间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