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法三章”之法释义学分析

世人对“约法三章”典故的知悉始源于《史记》,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其本意谘经诹史,但尚未形成通说观点。对约法三章词语不当使用,徒增人们对其含义和内容的误解,约法三章内容的准确解读应回归特定历史语境与法文化传统。通过法释义学方法论分析可知,约法三章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的法文化理念;其中之“约”一词并非契约,在私法上没有创设任何权利,而是约束、管制的意思。“法三章”从性质上而言,是刑法规范;从法益属性与法律体系科学性视角而言,专指杀人、伤人、盗各为一章。故约法三章之本意,即立法三章以约束父老。它虽是一个战前临时性举措,但事实上却成为汉王朝立法活动“汉承秦制”的开端。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秦汉时期医德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的医德文化是传统医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道家修身和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入手,分析了秦汉时期仁爱为怀、以术进德、把关传承的医德文化内涵。医者只有以“仁”为动机,才能在行医过程中换位思考、关爱病人、修身自省,实现医术与医德的同步发展。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医学却陷入“技术至上”与“人文精神迷失”的困境。旨在准确把握秦汉时期医德文化的精神内核,实现传统医德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为现代医学的医德教育和医风医德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秦汉刍稾税征收方式再探

学界一般认为,秦至汉初的刍稾税是以顷为单位征收,不足一顷也要按一顷征收。然而,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事实证明,秦汉刍稾是按实有亩数征收的,土地实有多少,就征多少。

秦汉时期北人南迁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特征在于人口迁移都是受到政府干预而进行的,表现为政治性谪戍南徙、军事性移民实边、经济性豪族迁徙等。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不仅为南方地区带来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还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形成了极大的推动力量,加速了民族交流与融合。

汉初内史考——张家山汉简中所见汉初内史之演变

内史与治粟内史,在汉初经历过较为复杂的演变。汉兴之初,全国财经事务由内史掌管,与战国秦内史的职掌一致,高帝九年后内史兼掌全国财经事务与京师地区,其性质特殊,在治理京师方面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地方行政长官,京畿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吕后二年至吕后八年间始设治粟内史以专掌财经事务,内史则专治京师。

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传承研究

中国医学的成长有赖于医学知识的不断传承。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医家群体、医学文本为主要载体,医学器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师资为主导,经历着由秘密授业到名师择众徒的转变。这种知识传承围绕着医学典籍循序展开,形成一套择徒、(授)受书、研读、理解、验证、再丰富的综合模式。这套传承模式为中国医学大厦奠定着基础,提供着范式。医学知识的传承助力着中国医学的前进步伐,而以文本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又时刻呼唤着对经典医籍的研习与实践。

承袭与变异:秦汉封爵的原则和作用

秦汉封爵是最富时代特色的制度 ,其封赐原则既承袭先秦旧爵 ,如因功封爵和因亲封爵等 ,同时又有明显变异 ,总体看更加复杂多样 ,等级更加繁细 ,也更加轻滥 ,特别是普遍赐爵和买卖占爵 ,可谓最具时代特色。对君主和国家而言 ,封爵的作用和影响与先秦旧爵也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周的封爵主要体现的是国家统治形式 ,那么战国后发展起来的秦汉新爵制 ,则主要体现为统治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是在全社会广泛推行的利益交换手段和激励措施 ,特别是爵位通过买卖获得 ,更使得其利益交换性 ,甚至可以说是商品性暴露无遗。而封爵对于占有爵位的个人的好处 。

秦汉时期燃料供应与日常生活——兼与李欣博士商榷

木炭是秦汉时期手工业生产中的主要燃料,并没有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方面,木炭的使用者主要是特权阶层与富人阶层。秦汉时期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燃料依然是薪柴。秦汉时期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从整体上并没有出现所谓燃料危机。历史研究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分析史料切忌以偏概全。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

中国传统法律演变管窥——从西汉法律看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与突破

西汉时期是传统法律发展的关键时期,汉律对传统法律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秦律之精神下启儒家法律化之肇端。传统法律经过西汉时期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外儒内法"或"儒法融合"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是中华法系的最基本特征。

拓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空间——刘跃进教授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刘跃进是当代著名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专家,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料整理与考订方面。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代文学到古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到古典文献学、从文献研究到理论思索,长期孜孜不倦的追求,刘跃进练就了良好的文学感悟能力。在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领域,他不断转换思路诠释文学理念,注重研究方法的突破与转变,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秦汉时期匈奴的管理体制特点及启示

秦汉时期,匈奴政权完成了从弱到强再到弱的演变,以军事实力为单于继承的隐性标准,中央政权"同姓主兵,异姓主政"以及松散的地方行政组织结构这三大管理特点造就了匈奴前期的强大,也导致了匈奴后期的衰落。

秦汉审美文化生态论纲

审美文化生态是指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的研究任务是深入把握审美文化与其生存环境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为准确揭示特定时代审美文化的审美理想和基本特征、全面分析审美文化的本体内容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秦汉审美文化生态的主旋律和大趋势是“大一统”。其主要构成包括自然环境的浸润陶染、科学技术的骄人成就、空前统一的民族与国家、多元多重的文化整合、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和思维模式、“大一统”下士的使命和命运等多元因素。

立极庙与斩白蛇:秦之正统的树立及接受研究

始皇定水德以明正统,终又落实于立极庙,欲以天极一元信仰取代西周封建以来逐步形成的地方区位信仰,使之与统一的帝国相适应,同时通过建设"帝者祖庙"达到庇佑帝国传祀万世的目的。从刘邦集团起事之初编造赤帝子杀白帝子的故事来看,楚人依然坚持方位信仰,无视秦朝统一信仰的制度设计,而立足关中之后又沿袭秦人所立水德。高祖无论"斩蛇"还是"因秦",实际上都是对秦朝统治"正当"与"正统"的否定。秦始皇与汉高祖关于国家祠祭体系的举措与态度,仿佛一场跨时空的对话,显现出秦汉时代思想变化的隐曲、激烈。五德(五行)信仰在秦至东汉这一时间段里可谓复杂多变,对之加以梳理具有重要意义。

《管子》与汉初法制重构

《管子》渊源于齐文化,法制思想以礼、法并重为特色,齐用之而为东方大国;秦用商、韩之法迅速强大并统一六国,但秦法严苛激进,任法而废礼,致秦二世而亡。汉承秦之弊,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于偶然,也是必然中选择了礼法并重的《管子》法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史称黄老政治,使国家逐步实现了稳定与繁荣,并开创了二千多年的秦汉制度。

秦汉时期的“石”

“石”,中国古代度量衡单位之一。在秦汉时期,作为重量单位,一石为百二十斤;应用于量制,石相当于斛,即十斗为石;应用于官秩,若干石从标识俸额多少的度量衡单位发展成为划分官制级别的秩级单位。将“石”作为一个概念,分别从度量衡和官制层面进行分析和论述,着重探讨秦汉时期“石”的特定内涵及其在应用中的重要意义。

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相距遥远,有山河阻隔,但自古以来两地就有着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分史前三代、春秋战国和秦汉三个时期,考述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状况,发现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居延汉简的频率副词

居延汉简频率副词共有7个,全部承袭先秦汉语而来,表示未然和已然的重复虽有分工,但交叉用法较多;其用法与其他同期文献中的频率副词相同,除"又"用法灵活,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并列连词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外,其他各词的用法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