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法与护法——论康熙末年准噶尔部入藏事件

康熙末年准噶尔部入藏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往学界往往对此次事件持较为负面的评价。实际上,准噶尔部入藏不只是一次给藏传佛教宁玛等派带来灾难的灭法事件,也应该被视为一次维护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护法运动。准噶尔人对护法有着强烈的意愿与动机,并在入藏后采取宗派迫害、整顿戒律等诸多措施来弘扬格鲁派教法。而以往所谓准噶尔人的一些暴行,如致使僧人锐减、在藏区烧杀抢掠等等也都还有待商榷。只有在对歧异的史料去伪存真,并对史料之所以众说纷纭的深层原因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准噶尔部入藏的护法性质。

论和硕特部入藏与准噶尔部入藏中的几个问题

尽管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和硕特部入藏事件与准噶尔部入藏事件也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首先,两部入藏均以西藏僧俗高层,特别是格鲁派集团的迎请为重要前提,而在入据西藏的军事行动中,他们也都得到格鲁派集团的援助与支持。其次,两部入藏都具有维护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护法性质,他们都通过包括打击其他宗派在内的各种措施维护格鲁派集团的利益。最后,两部入藏后都倚靠西藏僧俗高层统治西藏,并与之共同建立起具有蒙藏联合性质的西藏地方政府。然而,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差异,清政府及蒙藏高僧、学者的不同态度等诸多因素,这两次事件最终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形象。

康雍乾时期准噶尔归附人安置考析

本文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准噶尔归附人安置档案为中心,在系统论述康雍乾时期准噶尔人归清状况、准噶尔人安置举措及安置地点的基础上,探究以怀柔与德化为核心的归附人安置对清朝平准战争的影响,以期对清朝自我标榜的怀柔与德化之策,在清朝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提供新的思考。

策妄阿拉布坦奏疏所记史事考

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公元1698年5月28日），策妄阿拉布坦向康熙帝上疏，解释他与哈萨克头克汗发生冲突的缘由。奏疏所记诸事，集中反映了策妄阿拉布坦即位前后准噶尔与哈萨克关系的基本情况，但其所记史事的确切时间及相关细节则一直模糊不清。本文拟结合有关材料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满文汉译档案与清前期统一西北的情报价值

近两年披露和出版的满文汉译档案,揭示出清朝统一西北的情报价值。在清朝初年的清准关系演变中,清廷十分重视对阿尔泰、巴里坤一线的情报搜集,尤其以“询问”准部来投者为情报搜集的重要源头,且以近边哨卡遣派探子搜集信息和接收倾心向化内藩各部的奏报为辅助。通过对所获情报的辨别核实,为清廷了解准噶尔动态和适时做出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清廷不失时机地输出崇信藏传佛教等信息,施以来投者优渥的安置待遇,以分化瓦解准部力量。情报在平定准噶尔、构建多元一体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像的政治——以两本钱维城《平定准噶尔图》为中心

清代乾隆朝通过勒碑、制图等一系列视觉文化工程,形塑平定准噶尔战事。现存钱维城名下两本《平定准噶尔图》,便是对这次战事的图像塑造。根据既往研究,不免将两者视为“稿本”与“正图”的关系。本文结合两卷尾跋及相关历史文献,考订两本《平定准噶尔图》绘制的具体时间与情境,认为两图皆为钱维城与其弟子合作的“正图”,是对乾隆朝平定准噶尔战事两个重要阶段的图像呈现。钱维城运用江南文人画的方式形塑西北战争场景,暗合了乾隆帝强调的“有征无战、以德服人”的边疆治理政策与“大一统”的历史观,是乾隆朝“文德”视觉形象建构的一部分。

中法艺术交流之镜——以《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功图》铜版画为例

清代乾、嘉、道年间出现的8套宫廷铜版“战功图”,创作时间跨越68年之久,是中国历代国家叙事艺术中的经典之作,展现了精湛的创作技术和高贵的装裱艺术,而且从学术角度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其背后的刻印技术传播,不仅是一个纯技术的转移,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本文重点探讨了18世纪铜版画技术如何从西方传入中国,并在《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功图》中得到了完美地体现。研究过程涵盖了从传教士引进铜版画技术、清宫中的技术研制,到法国皇家美术学院刻印“战功图”的全过程,以及“战功图”的本土化和刻印技术在中国的再传播。旨在强调铜版画技术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艺术在全球交流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平定准噶尔战争中部分清朝民人俘虏的命运轨迹

在清朝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民人曾以雇工、跟役、商人等不同职业身份,为清军提供服务,结果部分民人被准噶尔军俘虏。置身准噶尔部期间,绝大多数人成为家奴,承担放羊、牧马等劳役,少数人因掌握医术等技能而境遇稍好,有的甚至能在当地结婚生子。因思念家人等原因,民人或独自、或随众逃出准噶尔部,路途多艰。也有民人会被准噶尔军遣返或清军解救送回。回到清朝后,他们会向官员交代自身遭遇、提供关于准噶尔部的情报,随后,大部分民人回归原籍生活。这些普通民人为清朝统一西北边疆的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人生经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准噶尔蒙古与俄国的贸易类型及其特点

准噶尔蒙古与俄国之间的贸易是中俄最早的区域性贸易和当时亚欧大陆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游牧经济的相对脆弱性和单一性,对外贸易成准噶尔蒙古获得社会资源的一种重要辅助性手段。在准噶尔蒙古对俄贸易的商品结构中,以畜产品与毛皮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占较大比重。受领地、属民及实物税等因素影响,两者的贸易随着双方政治关系的变化而波动。

回疆东四城伯克遣使投清史事考——兼谈雍正即位初年的西域经略观

不堪准噶尔压榨的回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其附属城镇伯克,于雍正二年(1724),欲脱离准噶尔控制归顺清朝。雍正帝出于安抚准噶尔的战略考量,婉拒了东四城伯克的归降。本文依据奏折档案,对其始末原委及其历史意义进行研究与辨析。

论康熙末年清朝“驱准保藏”南路进兵方略

康熙末年清朝“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能够最终取得圆满成功,经川藏一线的南路进兵方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路进兵方略的提出与确立并不会早于清朝首次“驱准保藏”遭遇惨败之时。获悉惨败消息以后,清朝迅速确立南路进兵方略,并随之向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同时,清朝开始积极经营沿线战略要冲,很快就将其控扼前沿向西推进近1000公里,为不久后南路大军顺利进抵拉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地图和纪行史料看清朝对哈萨克的早期认识

本文在对几份清代地图及纪行中有关哈萨克的记载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就清朝对哈萨克的认识过程、某些史料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个别具体史事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第一,现有的史料虽然有一些模糊的记载,但还无法使我们确认明末清初哈萨克与明、清政权交往的事实;第二,南怀仁《坤舆全图》中的"加撒基"是我们所知Qazaq一名最早的汉文译写形式;第三,图理琛《异域录》地图中的"哈萨克乃古大宛国"的说法来自康熙皇帝,尽管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但它的缘起及有关天马的故事反映了清朝对哈萨克重视的开始,它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此后清朝有关"西域"历史的话语建构提供了思维路径;第四,《雍正十排图》中有关哈萨克的记载对《乾隆十三排图》相关内容具有重要影响,这一影响的范围和意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予以重视;第五,《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和《从军杂记》中的有关记载反映了1727年至1732年哈萨克与准噶尔势力此消彼长的形势。

从满文档案看洪扎与清朝宗藩关系的建立

根据满文档案,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后,原臣属于准噶尔的洪扎王国向清朝请求称臣纳贡。当时的洪扎王黑斯娄先于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派遣使臣摩罗哈丕斯到叶尔羌呈献奏书和贡金,未被接受。同年十一月,洪扎王又派遣其子米尔匝至色勒库尔请护送巴达克山和博洛尔使臣的清廷侍卫代为呈进奏书和贡金,奏书被接受,贡金则否。经过两次接触,洪扎了解到清廷对进贡的具体要求。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洪扎王再次派遣米尔匝至叶尔羌呈献奏书和贡金,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予以接受和呈奏,给予赏赐。至此,洪扎成为清朝属部,与清朝宗藩关系正式建立。

准噶尔汗国灭亡后的佚名史籍与卫拉特人的历史记忆

本文通过解读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卫拉特蒙古佚名氏史家撰写的几篇托忒文史籍,探讨当时卫拉特人对汗国灭亡的反思及对清准战争的历史记忆。几位史家的文本反映了“四卫拉特”这一历史框架的稳定性,以及卫拉特人在政治认同方面的一些变化。

《平定准部回部战图》铜版画原版补识

本文围绕中国国家博物馆"启蒙的艺术"展览中的几件铜版画原版,补充介绍了其画面内容、制作经过、参与制作的人员、收存地点等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