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东亚海洋秩序视域

随着美国对华全面竞争延伸到海洋规则和秩序层面,其渲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成为东亚海洋秩序场域突出的矛盾点。“基于规则的秩序”在现实的政策行为中表现为美国在东亚海洋秩序中的所谓规则化措施。美国海洋霸权的特性使其以全球规则体系为依托,这使得美国为护持霸权仍需依赖国际规则网络。在“印太战略”出笼后,“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工具效应增强,对东亚海洋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区域内外大国竞争、区域内国家外交选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应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明确“规则秩序”与国际法的本质区别,提升在规则制定中的软实力,对未来东亚海洋秩序予以方向性引导,与东亚其他国家一起为构建公正、合理的东亚海洋秩序贡献力量。

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与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秩序一直处于转型之中。从域内大国权力分配格局、不同层次制度安排形式及地区认同意识等构成地区秩序的三个要素来考察,美国在东亚地区仍处于政治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在经济和地区认同方面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力状况呈现出一种"不完全霸权"的态势。未来新型的东亚地区秩序将在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中国的崛起及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等因素相互博弈的进程中以和平方式确立起来。

中美安全观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发展

安全观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亚,中国新安全观和美国现实主义安全观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合作安全体系和军事同盟体系的并存兼容,并且二者的并存兼容已经成为东亚和平的基础。但是,这两种安全体系的兼容是不对等的,并存也是不平衡的,这是东亚"虽有和平、但地区热点频发"的重要原因。对中国来说,可以在合作安全的基础上构建强化型合作安全模式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取得"对等兼容"和"平衡并存"。未来东亚安全秩序的发展趋势取决于美国军事同盟的强化能够走多远和中美之间能否建成新型大国关系。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先后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华夷秩序以及以日本、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在以国家主权为国际关系核心机制的当代,这些反映不平等国家间关系的秩序无法复制到当今东亚,东亚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存在孕育这些秩序的土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当今东亚秩序的建构,然而一个统一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又受到该地区复杂的大国关系的制约,东亚秩序将摇摆于“东亚”与“亚太”之间。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雁行模式”与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经济在不同阶段依次相继起飞,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之一缘于东亚分工模式———“雁行模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中国、韩国等部分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在未来的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资本、技术主要提供者的日本能否继续发挥领头雁作用,人们将拭目以待。

“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

以"朝贡"形式推展于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经历过从"文野之别"到"国族主义"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应,穿梭其间的亲缘关系网络亦经历了从紧密到松弛再到解体等次第演化阶段。其中,"自民族中心主义"和"利益中心主义",构成了秩序组建与解体的核心内情。

封贡体系:一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遗产

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存续时间最长,调控、整合地域广的三大国际秩序之一。它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和道义魅力。实现了宗属关系与家族亲和性、结盟与互市、地缘调控与文化吸纳全方位的整合,构造了一元为主导、多元互动的国际秩序。在现代,对于如何处理相邻的大国与小国关系,如何构建未来的东亚国际合作模式,仍能给我们以启示,提供历史根据。

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多重内涵

古代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册封"为制度框架的东亚世界,存在着与近代以来以实力为手段的霸权秩序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学界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存在形态、特征以及历史演变进程等方面,对东亚国际秩序内涵的研究较为薄弱,且资料零散。鉴于此,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进行重新解读十分必要。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有多重内涵,华夷观是东亚秩序建构的基础,"朝贡-册封"是其形式,而中心-边缘关系则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实质。

刘宋的“东服”秩序与东亚的多边关系

刘宋建构的“东服”秩序,将百济、高句丽、倭国等纳入其中,塑造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刘宋承认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霸权,但选择由百济承担“方位”之任。百济借刘宋权威清除亲倭势力,配合刘宋的“东服”秩序,此后其国势盛衰与刘宋相伴。高句丽、倭国是“东服”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元嘉二十七年(450)宋、魏战争后,高句丽南击新罗、百济,二国被迫结好倭国,倭国地位上升,但倭国转而进犯新罗、威逼百济。孝武帝恢复元嘉时期的“东服”秩序,降低倭王官品、剥夺其都督权限。“东服”秩序的瓦解始于宋失青州后,百济被迫“奉藩”北魏。汉城百济覆灭后,倭国积极经略半岛,并在宋齐易代前夕上表影响南齐的天下构想,成为刘宋“东服”秩序瓦解的最后环节。

再论泰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原因

近代以来 ,东南亚广大地区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泰国则是东南亚地区惟一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特例进行了较多的分析探讨。本文评述了前人提出的几种原因 ,在此基础上 ,又从国际格局、东亚秩序、国际交往规则、殖民性质与殖民政策等新的角度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考察 ,并分析了这些原因在泰国不同时期各自发挥的作用。

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及其展望

当前的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是地区权力分配、地区内的制度安排以及地区认同和共有观念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进行回顾,并对其未来的趋势做初步的探讨。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东亚合作”向何处去?——论东亚地区秩序的困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美国战略中心"转向"和世界地区主义榜样力量下降的情况下,"东亚合作"已退化到没有或者缺少地区主义的地步。对于经历了中华秩序、日本秩序、美国秩序的东亚来说,地区主义是仅有的相对公平、合理、正义、新型的地区秩序。"东亚合作"不能仅仅依靠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应寻求地区合作不断增长的基本社会力量。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让这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各种层次和形式的地区合作维持下去,而不是让他们自生自灭。

东亚秩序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本文梳理东亚秩序变迁,以此为线索探求中日关系的演变历程,评估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分析其症结所在,并就如何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提出建议。作者认为,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相互影响巨大,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消除或缓和长期政治冲突的部分后果,如何避免两虎相争的困境依旧是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议题。作者建议,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大国风度处理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构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框架,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的关系,把共同利益追求提升到战略层次,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加以推行。

东亚“二元背离”与中美的秩序竞争

2009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后,东亚长期存在的"二元格局"出现从"二元兼容"向"二元背离"的发展趋势。美国的战略转向,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加剧使得中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中国的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向"有所作为"转变,同时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变得更加负面,其对华战略从"接触加防范"更多地向"战略遏制"发展。中美关系中对抗成分增加和地区安全问题的持续恶化,使得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继续保持战略平衡的难度上升,政策选择的空间缩小,经济和安全关系难以平衡。特朗普执政以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在亚太的经济中心地位更加突出,但美国和东亚国家的安全和军事合作继续发展,东亚正在出现两种秩序相互竞争的局面。东亚国家需要在中国领导的经济合作秩序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之间调整平衡的方向或程度,秩序竞争的走向将取决于中美各自的战略选择以及东亚国家对中美战略及政策走向的认知,中国如何利用经济优势增强地区影响力,能否有效缓解与地区国家的争端,美国为东亚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和意愿与东亚国家安全需求之间的差距将决定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Ⅰ)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中国海军的崛起:从区域性海军力量到全球性海军力量?

经过"后毛泽东时代"近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科技现代化,当前中国所拥有的资源已足以构建具有战略影响力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其近域边疆的战略优势不断增强,这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将其军事预算重心从内陆军事力量转移至海军防御。因此,即使其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仍将具有充足的财力、科技资源以及战略条件来建设一支"大海军",从而对美国在东亚的海上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即使美国军事技术保持领先势头,这种挑战依然存在。据预测,十年内中国现代化海军规模将超越美国。这种变化将对未来全球海洋秩序产生巨大影响。虽然美国期望维持其全球海洋优势,但中国海军的崛起将会迫使美国将更多的海军力量集中于东亚海域,以制衡中国海军力量。同样,中国也可能会希望拥有全球性海洋军事优势。但随着美国海军对中国海军的日益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不得不集中力量发展其在东亚区域的海军力量,以维护其海洋安全。因此,由于海军大国维持地区安全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海军的崛起将会导致东亚地区的不稳定,甚至还会导致欧亚大陆宽泛区域不稳定性的增强。

当前中日安全困境的深层动因及应对

冷战结束后,中日的战略方向渐行渐远。当下,美国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亚洲中日两大强国出现隐性战略对峙局面,安全困境加深,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中日安全困境螺旋升级的动因包括与民族主义相互交织的历史认识问题、严重缺乏战略互信、岛屿主权争端、相互竞争的东亚地区秩序诉求等多方面因素。中日两国需要立足长远,全面审视两国关系,面对争议问题秉持真诚务实的态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分歧,积累信任,改善双边关系,逐步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