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平凡世界”与幸福感——兼对“Easterlin悖论”的一个验证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幸福感毫不逊色于城市居民。农民工幸福感存在"Easterlin悖论",即收入的增加不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农民工幸福感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呈现梯度上升的特征,且这一特征与区域工资上升无关。如今的农民工更加关注工作的本身,从事"体面"工作的农民工幸福感要明显高于其他农民工,其中原因并非收入的作用,而是一些非收入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闲暇带来的更多幸福感增进。除此以外,企业所有制、健康人力资本等一些其他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均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幸福感。论文最后提出政府应从农民工就业环境监管、产业转型与农民工培训、财政补贴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角度提升农民工幸福感,并且也阐述了研究结论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所具有的政策启示意义。

食品安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及Easterlin悖论的验证

在全社会高度关注下,提升居民食品消费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需要准确把握消费者食品安全评价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消费者客观特征、主观风险感知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三个角度、两个层次分析中国消费者食品安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微观层面上,食品安全满意度评价受到个体的年龄和职业等特征的影响,对政府信息源的信任度会影响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更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宏观层面上,食品安全满意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结论验证了消费者食品安全感的“Easterlin悖论”,但城市规模会呈现正向的影响作用;(3)宏观影响因素会调节微观影响因素与当地食品安全满意度评价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丰富了食品安全满意度量化分析的相关理论,同时也为政府引导居民食品消费决策,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率,制定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提供了启示。

基于广义有序模型的“Easterlin悖论”验证

对于幸福感这种有序因变量的计量回归基本上采用Ordered Probit(Logit)等传统有序模型,国内研究尚未出现讨论并使用广义有序模型的论文。与传统有序模型相比,广义有序模型考虑了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随着潜在变量阈值的不同而不同,放松了传统有序模型须满足平行线假设条件,广义有序模型具有更大的适用性。文章在传统有序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广义有序模型,并以农民工幸福感为例,讨论广义有序模型的应用及其与传统有序模型估计结果的联系与区别。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幸福感较低的农民工人群,增加收入能够提升农民工幸福感,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幸福感开始降低,即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特征;但对于幸福感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增加收入后,农民工幸福感反而降低,存在Easterlin悖论。传统有序模型不加区分不同幸福感的农民工群体笼统地指出Easterlin悖论的存在,显然具有局限性。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基于2010—2017年CGSS数据的多维度动态分析

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不仅是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也是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中国为实现“提高人民幸福感”这一目标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年至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的数据,探索了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变化规律。本研究发现,虽然在这八年间,全国人均名义收入有显著提升,但国民幸福感均值没有明显变化,说明中国在此期间存在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在个体层面上,虽然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未出现收入饱和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该影响呈现减弱的趋势。本研究还发现,主观经济地位和休闲消费频率是收入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因素,且二者的中介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基本保持稳定。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针对“提高人民幸福感”这一目标的建议。

国民幸福感、伊斯特林悖论与农村成人教育

使用历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9万多个样本数据,评估我国农村居民近20年来主观幸福感的变动过程与趋势,讨论教育、收入等变量的长期影响及其原因。研究发现,伊斯特林悖论在农村居民中普遍存在。排除同伴效应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人口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更幸福。“中年危机”在农村地区平均发生在45岁左右。教育水平越高,中年危机的发生机率越低。为此,建议以国民幸福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驱动模式和绩效评估指标。同时,通过全面提升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乡村中年人的幸福感认知,建成以终身学习理念指引的学习型新农村,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和优选策略。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伊斯特林悖论:基于CGSS的实证研究

利用CGSS数据,本文检验了中国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考察了四种相对收入度量指标的特点之后,本文首选相对收入指标,并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低收入者而言,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相对收入无显著影响;对于高收入者而言,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绝对收入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低收入者绝对收入的增加能改善其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自身健康状况等方面的满意度,而高收入者则不能如此,但高收入者能通过相对收入的提高来改善其对自身居住社区的满意度。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对于低收入者,我们需要提高其绝对收入水平;对于高收入者,我们在调节其收入时需要关注其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幸福悖论的破解之道与共同富裕的中国逻辑--基于1990-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

幸福悖论破解是缩小东西部、城乡间贫富差距的阶段性成绩,共同富裕则是一场以缩小差距为标志的新时代变革,幸福悖论破解之道可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有益经验。研究首次追踪了中国居民1990—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六轮主观幸福感数据,发现幸福悖论有产生,但已被破解。中国幸福悖论的破解是国家与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由“实事求是”的国家政策逻辑与“家国一体”的国民行动逻辑共同成就。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需坚持共享幸福与“实事求是”的共同富裕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因地制宜的示范先行相结合、公共服务与“家国一体”的价值共创相结合的实践路径。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

收入和幸福在主流经济学中被设定为正向相关,但这一结论受许多实证研究的质疑。本文基于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家庭调查数据,引入了收入变量的绝对和相对度量,运用序数probit等方法,实证地研究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显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相对收入地位则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这一结论同时适用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

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

四十年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感悖论":短时期内个人和国家的财富水平与幸福感都正向相关,而在长期背景下,经济增长并不会显著提高整体幸福感水平。本文使用横跨十年的全国代表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检验了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研究发现,虽然在短时期内,无论是家庭人均收入还是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都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内(2003—2013),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幸福感的变化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

“伊斯特林悖论”新解——对教育的经济价值之博弈分析

"伊斯特林悖论"认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增加,这一论断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教育的经济价值就在于造福于人,包括生产性价值和消费性价值,生产性价值就在于把投资直接用于培养学生将来的生产能力和谋生能力上;消费性价值则是指投资教育所获得的非货币性回报,两者是博弈关系,都可以使人得到满足。"伊斯特林悖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只考虑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消费在其中的作用,只有把二者同等重视起来,才能真正提高人的主观幸福感。

收入差距、物质渴求与伊斯特林悖论——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的影响,以及物质渴求的中介效应机制。研究表明,第一,在整体水平上,收入差距扩大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尼系数下降0.1,给居民主观幸福感带来的效应相当于家庭人均收入提高247.62%。使用不同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和主观幸福感指标均得出一致性的结果。第二,收入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通过计算,驻点所对应的基尼系数为0.3287,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驻点右侧,即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阶段。第三,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居民的物质渴求水平,而物质渴求负向影响居民幸福感。验证了收入差距通过增加难以有效满足的物质渴求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为“Easterlin悖论”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分样本回归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生活在乡村、物质渴求者、女性、上网、农业户口、低收入以及低教育的居民的负向影响更大。

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现象研究

"Easterlin悖论"指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并未直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为考察中国的"Easterlin悖论"现象,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probit计量模型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进了居民幸福感,而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也损害了居民幸福感。因此,除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外,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都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治理绩效检验:“美好生活”与幸福指数及其实证比较——以广东省为例

“善治”可视为政府绩效的“产出”及“影响”。“美好生活”与幸福指数为检验政府治理绩效提供了价值工具。一项针对2017年度广东省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好生活”指数与幸福指数偏低且十分接近,但所辖21个地级以上市的分化程度较大。同时,两项指数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复杂关系;居民收入、生态环境、科教研发、公共服务等指标表现出“短板”。基于经济增长是手段并非目的,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现代管治理念,要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应以追求美好生活及幸福指数最大化为导向,关注民生,保护生态环境;为“富人”减少不确定性,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社保、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就广东而言,还应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动粤东西北振兴。

生活成本、收入差距与幸福悖论拐点的结构性解析

利用3 646份佛山居民满意度调研数据,通过加权综合评分法对居民满意度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全样本数据"分析收入与满意度关系,发现二者无关,主要原因是学生群体与上班族群体差异较大使然;若取其中"上班族群"数据分析二者关系,则呈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佛山幸福悖论拐点已经到来.相对生活成本和地区差距弱化了收入对满意度的边际影响效应,这为悖论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感提高?——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综述

经济增长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幸福感提高也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然而,很多研究发现,居民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伊斯特林悖论”是存在的。本文梳理近四十年的幸福经济学文献发现,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带来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主要原因是幸福感不仅与收入有关,还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以及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生态环境等因素有关。其中,户籍制度和收入不平等是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减少收入不公、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尤其是社保支出)会显著增加居民幸福感。同时,本文也总结了目前幸福感研究的主要热点,并预测其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非农就业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已经成为常态,对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体验效用假设,构建了工农要素流动下农村居民的幸福函数,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机制与情境。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但却存在一定的“伊斯特林悖论”关系,即短期非农就业能够显著促进幸福增长,但长期非农就业对幸福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出现停滞或反向抑制状态;其内在机制主要在于非农就业过程中农村居民的需求层次逐渐由生存需要转向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但长期非农就业并不能显著提升外出务工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感知;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在本地非农就业和跨省流动的就业情境下更为显著,在女性群体、高中层次受教育程度群体中相对更高,且伴随农村居民的年龄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基于此,文章提出创造本地就业市场、关注非农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变化、加强非农就业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等针对性政策启示。

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时代变化——基于世代再分析

基于CGSS2005、2010和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基于世代更替视角对我国2005—2015年十年间居民幸福感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十年间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没有出现明显的“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各出生世代成员之间的幸福感变化情况存在明显差异。运用代数分解和线性分解方法分析世代更替与个人变化在居民幸福感整体变化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上升主要源于个人幸福感的真实提高,但人口的世代更替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在196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更为明显;忽略世代更替效应会略高估计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真实增长态势。

论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幸福观——基于对“幸福悖论”的伦理思考

对现代人来说,如何解决伊斯特林提出的“幸福悖论”是一个时代难题,而在德性伦理复兴的今天,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幸福观是思考这一问题的明智选择。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从人所特有的理性活动和对目的善的追求出发,将幸福定义为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他接着考察了人们现实活动中追求的享乐、政治和沉思的生活,认为对快乐、权力、荣誉等属人的善进行追求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即属人的幸福,不具有完满自足性;而后他又从目的善追求的完满自足性出发,将以思辨活动为表征的沉思幸福定义为第一幸福、最高幸福、至善幸福,揭示了从属人的幸福走向沉思的逻辑必然性,为人们追求幸福的终极目标指明了道路。

收入增长、收入分配与居民幸福感研究综述

文章将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置于同一体系下,通过文献回顾总结了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学含义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了收入增长、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分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同步增长;其次,收入差距过大将对人们的幸福感造成损害,而公平的收入分配将调节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的矛盾,提升居民的整体幸福感,并在文末进行了述评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