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feng—Ancient Capital of Nine Dynasties

Kaifeng, a renown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is one of the six ancient capitals in China. Chenliu town in Kaifeng was made the capital of the Xia Dynasty some 2,700 years ago when slavery was first practiced in the country. Kaifeng was at first named Daliang.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it was renamed Qifeng by Duke Zhuang of the State of

南宋都城的“双城记”

宋室南渡后,在杭州展开了南宋的统治,但君民仍尊开封为京师,并仿照开封打造杭州,同时以故都、旧京等称呼开封。杭州的法定名称是“行在所”,常称行都,也多称杭都、杭京、京城、京都、帝都,乃至被官民非正式加冕为京师。除了地理性、方位性强的东京、东都不能沿用外,南宋杭州继承了北宋开封都城的所有正式名称和美称,从而造成了一个诡异现象:南宋本土无京师,合法的京师在敌国。实际上南宋政府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共享着虚实两京师。南宋意识形态中的双京师制、政治地理中的无京师制,既是感性定位,也是理性定位。杭州与其说是临时都城,不如说是新型都城。其沿海型、行在式、“小政府”的特点,创造了中国都城的“杭州模式”。

东汉都城洛阳礼制文化研究

刘秀在原郡县洛阳城基础上,按都城礼制规划理念进行了增建。南宫大朝居中,左右分立庙和社,正式形成都城的“左祖右社”布局。庙则改西汉分散陵庙制,实行诸帝神主一庙“共堂”的集中庙制。南宫四面辟门,其分别名青龙、白虎、玄武,南门名端门,有似周正寝“路寝”门,这些均是阴阳五行观念在都城营建中的体现。端门前大道,通过南垣平城门直达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大朝正宫之南的礼仪御道,由南宫南屯司马统一执掌卫护。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各具独特建制而分立,明堂用于祭祀五帝,灵台用于望气观天象,辟雍用于举行射礼、养老礼,太学为教授经学,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宣教礼仪的中心。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已成历代都城之定制。东汉洛阳开启了典型的古代都城礼制文明之模式,对后世历代都城礼制文明建制有着深远影响。

明初朱元璋关于建都的思考与抉择

大明王朝建国之始,国都选址问题深深困扰着朱元璋。迁延十余年之久,朱元璋方折中以南京为国都。朱元璋对国都的思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明朝草创之际,以应天为中心,图谋天下;天下大定之时,意欲建都北京(开封),经营北方;更有营造帝乡凤阳为国都之举。洪武初年逐渐演变成“两京一都”的奇特格局。其形成有时代大背景下深厚的历史原因,也有朱元璋个人独特的思考因素。朱元璋选择南京为大明国都对明朝之后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宋史·王拱辰传》史源考

《宋史·王拱辰传》是今人研究王拱辰的重要史料。究其史源基本能判定:《宋史·王拱辰传》是在《东都事略·王拱辰传》框架结构的基础上,以《王公墓志铭》《王开府行状》为基础,博采《续资治通鉴长编》《包拯集》等史料增补而成的。

东魏北齐都城结构考述:兼论两都制下的晋阳与山西

北魏末年,高欢和孝武帝在迁都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演化为军事冲突,加速了北魏的分裂。其后不久,高欢改立孝静帝,迁都于邺,形成邺城和晋阳隔太行山东西联动的都城格局,对东魏北齐的政治演进和空间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政治地理的视域看,高欢迁都是新形势下寻求政治环境与地理空间相契合所做的必要调整,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迁都以后,高欢以邺城为政治中心,以晋阳总摄军事,实质上形成了军政分离的两都制架构。随着形势的发展,两都制在形式上逐渐固化,但权力重心却出现向晋阳倾斜的趋势,这种变化对山西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

2012年河北唐山M_S4.8地震前首都圈东部视应力时空变化特征

本文采用近震源Brune模式,采用国家数字测震台网数据备份中心提供的地震波形资料,测定了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期间首都圈东部85次ML≥2.0地震的视应力,分析了2012年4月28日河北唐山MS4.8地震前动力学参数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讨论了震源参数的标度关系。结果如下:1视应力时序变化显示,唐山MS4.8地震前首都圈东部视应力出现了明显的升高变化过程;2视应力空间分布显示,唐山MS4.8地震前,首都圈东部视应力在震源区出现了相对高值集中区。

人文奥运——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复兴点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含有深厚的内涵。它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 ,也是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来源和基础。因此 ,搞好“人文奥运”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展现中国悠久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精神和魅力。

空间错位视角下我国东、西部旅游业发展差异研究

以我国东、西部22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利用重力模型和旅游空间错位指数模型分析东、西部两个区域旅游资源、旅游人力资本和旅游收入之间的空间错位现象。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收入指数和旅游人力资本指数的重心偏向东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度指数的重心偏向西部地区;(2)东、西部各省(市、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错位现象,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10个省(市)存在负向错位,其余12省(市、区)存在正向错位;(3)根据错位程度的不同,东、西部22个省(市、区)分别处于高错位区、中错位区和低错位区。

资本形成和流动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但东部地区在财政收入与支出、固定资产投资、FDI、对外投资、银行存款与贷款余额五方面均存在差别。加上东部各省市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外资利用情况,各省市经济的发展呈现较大差异。实证检验证明:东部地区资本流动省际差异巨大,从银行存贷资金来看,东部地区均是资金流出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各地区的经济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了财政收支和FDI对经济影响的差异;人均存贷差对东部整体影响的不显著,说明了东部地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无效率,但人均存贷差对东部三个区域却存在不同影响。

郑汴一体化背景下的古城开封发展研究

郑汴一体化的实施将给开封的复兴和发展带千载难逢的机会,重新确定开封城市的发展战略将决定开封能否再次辉煌。本文从郑汴一体化给开封带来的发展机遇入手,认为面对新的机遇,开封应恢复大宋古都,展现宋都古韵,打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建造国际文化旅游之都;恢复水城风景,营造人居环境,建设休闲开封;增强支撑作用,借势共同发展,树立工业强市理念。

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

西汉都长安,以关中为帝国之中枢及根本之地,又徙天下豪强,吏二千石以实三辅,经营关中二百余年。然光武中兴,不沿西汉之旧,建新都于洛阳。此文从物资之补给、谶纬、汉高祖与光武立国之形势及光武之性格考论光武帝以洛阳为首都之原因。并论东汉都洛阳造成关中地区衰落,东汉西北边界乃在戎狄不断向东向南推进之下,渐向东南移,又放弃西域等方面之影响。

论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当代意义

从当时苏俄国情和所处时代特征出发,考察“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着重分析“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真谛及其蕴含的当代意义。

资源的渗透与扩散:中国东西部企业人力资本垂滴效应比较研究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资源守恒理论,通过对中国东西部各200余家具有比较研究价值的科技企业问卷调研,构建并比较了东西部企业人力资本垂滴效应模型的异同。结果表明:(1)东部企业人力资本渗透效应与扩散效应均显著,决策参与、外部互动在人力资本与组织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西部企业人力资本扩散效应显著,外部互动在人力资本与组织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2)在东部企业中,环境因素对人力资本的渗透与扩散效应没有显著影响;而在西部企业中,高动态—低竞争环境组合可以最大化促进人力资本的扩散效应。研究丰富和拓展了不同区域人力资本的后效分析,为复杂变革环境下组织创新管理实践提供借鉴。

人力资本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关系

人力资本对经济波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有利于减缓经济波动、提高经济增长水平。1996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波幅逐渐小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高于西部地区,这与人力资本对东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要大于西部地区是高度相关的。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增加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

邾国故城遗址2015、2017年度出土动物遗存研究报告

邾国故城遗址2015和2017年两次发掘获得动物遗存14010件,可鉴定出蚌、鲤鱼、乌鳢、黄鱼、龟、鳖、鸡、鹰、猪、绵羊、黄牛、麋鹿、梅花鹿、马、狗、兔和鼠等。动物构成中明显以家养哺乳动物(猪、牛和狗)为主,从死亡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先民饲养这些家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除以饲养家畜获取稳定的肉食资源外,还会狩猎野生动物、捕捞少量水生种属作为肉食的补充资源;两个年度发掘区在不同时期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性质),其出土的动物遗存也显示出与这些不同的功能区相符的特征。

顾成庙与奉明园

在汉长安城四郊分布有众多礼制建筑,其中文帝的顾成庙与武帝孙、宣帝父史皇孙的奉明园历来被认为在长安城的南郊。本文通过文献记载和相关考古发现,考证二者都应位于长安城的东郊,这对理解长安城郊礼制建筑的分布特征以及礼制建筑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联性是有所帮助的。

马克思“卡夫丁峡谷”问题探索再研究——兼谈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相对沉寂。我们以为,这一研究依然值得深化:其一,在相关研究中,已不能不自觉地顺从某种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逻辑,将马克思看成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对西欧资本主义模式以及由此巩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是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的起点,其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晚期的人类学转变,对俄国、印度、日本与中国等东方社会的研究,以及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系列有关东方社会的文章,都包含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值得挖掘,对相关文本的深入解读与开放也很有必要。其二,此前,大多研究特别是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讨,往往基于马克思已有定论而展开。但问题恰恰在于,承认并理解马克思何以并没有下定论,自觉破除单一的社会发展观,把握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实体性及其复杂性,进而开放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研究实际上展开了一种复线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其关于'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的描述,理应作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资源。其三,深化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理论,也涉及对相关关键概念的探讨及其研究视野的开放。比如,先前的讨论特别集中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但相对而言,亚细亚所有制才是马克思反复使用的概念。关于国外有关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资源,人们总是会提及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及其东方专制主义,但魏特夫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中外学术界的真正认可,而同样是汉学家的波兰人图克依独树一帜且为西方学术界认可的对马克思亚细亚所有制的研究,迄今为止却没有进入中国研究视野。基于上述考量,我们推出这组文章。当然,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也希望抛砖引玉,持续深化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