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地震与社会科学文化的关系——张衡地动仪发明的背景研究

以张衡发明地动仪为切入点,通过对《后汉书》所载东汉历史地震资料的汇总分析,探讨东汉时期地震的频度、影响程度和破坏程度。针对地震发生后,朝廷制定的救灾策略和震后救灾实效,研究东汉时期地震对社会的影响,分析张衡发明地动仪的社会文化科学背景,探讨张衡发明地动仪的基础条件。

从长沙出土“君教”简牍文书看东汉三国县级长吏的徭使

秦汉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机构所涉日常事务繁多,除通过文书上传下达政令外,须有大量官吏被外派活动于基层行政一线,办理外务,时称“徭使”。不少学者借助出土简牍讨论吏徭问题,但就时段而言,主要关注秦及西汉,而研究对象主要是属吏徭使,鲜少谈及长吏徭使问题。近年来长沙市中心出土汉、吴简牍中均存在形制、内容特殊的“君教”文书,一般认为展示了临湘县级僚佐集议的行政过程。本文通过梳理君教文书的相关注记,结合史籍、简牍资料,探讨了东汉至三国长沙临湘地方县级长吏从事外务而徭使的案例,发现佐官丞与尉常奔走厘务,而长官长久滞留在官署以外的情况少见。长官如不在署,往往实行他吏代理制,东汉末至三国,常见以主簿代理相关事务。

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

中国北方考古发现的两汉小麦遗存按种类可分为炭化籽粒和文字类遗物,这些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从空间上看,该时期小麦种植集中分布于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及河西走廊地区;从时间上看,其发展历程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西汉晚期始,小麦在农业种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从总体上讲,两汉时期的小麦种植在农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

安徽淮河以南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

本文对淮河以南的安徽地区两汉墓葬出土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根据出土的陶器将之分为五期,分别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并概括了各阶段的特点。

张鲁汉中政权辖地辨

对张鲁汉中政权的辖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所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两地市,以及四川东北部边缘地带、湖北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其中陕西汉中、安康两地区乃其统治的核心地域。陈寿《三国志》所说张鲁"雄据巴、汉",太过简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且有夸大其辞的嫌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东汉绿釉陶孔雀灯的修复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绿釉陶孔雀灯,1964年出土于陕西省潼关吊桥镇,是一级文物。四川汶川5·12地震致使其在陈列柜内倒翻,断裂为70块碎片,为了能够重新展览该件珍贵文物,必须对其进行修复。本工作在东汉绿釉陶孔雀灯每件碎片(块)的现状调查记录的基础上,通过陶胎和修补材料的XRF、SEM分析,制定了修复方案。采用预加固、清洁、拼对、黏结、补全、补色等措施,完成了复原性修复工作。修复后的东汉绿釉陶孔雀灯已能够达到陈列展出的要求。

星辰崇拜与早期道符

两汉时期出现的早期道符受到诸多宗教因素的影响,其影响之一就是由远古时期发展而来的星辰崇拜,星辰崇拜促进了早期道符在构成形式、内容、特点等方面的形成。

东汉镜铭花体字试探

镜铭是浇铸在铜镜背面的文字。东汉镜铭花体字主要有缪篆、变式篆体和变式篆隶体三种书体,其中以悬针书和蚊脚书最为常见,悬针书在新莽时期就已形成。镜铭花体字的形成一方面受文字和铜镜的装饰功能决定,另一方面东汉中期以来的书法发展促进了其复古和繁荣。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东汉镜铭的省体字

省体字是正字的简省字体,有简省部件和简省笔画。省体字作为东汉镜铭最常见的书写形态,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省体特征,同时与汉代隶变关系密切,既反映了汉代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进程,又受到汉代隶变和草书的影响与渗透。镜铭省体字的形成一方面受到隶变与东汉用字混乱,缺少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东汉私人铸镜繁荣,民间镜工文化水平不高直接相关。

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在东汉总人口数比西汉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湖南四郡的人口却出现了快速增长,总户数由西汉时占全国总户数的1%上升到了6.7%;总人口由西汉时占全国总人口的1.2%上升到了5.7%。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大量迁入;湖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北方而言未受到大的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及由赋税的相对优惠到"可比汉人,增其租赋"政策,等等。

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地区的陆路交通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古代货币的流通影响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如果以这一时期货币的出土资料为依据,研究环东中国海西、北、东三岸地区的陆路交通构成状况,就可以以这些交通道路的走向为依托,了解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对朝鲜、日本等周边邻近国家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贵州安顺宁谷龙滩汉墓清理简报

1994～2007年,先后在安顺宁谷龙滩清理了东汉晚期墓葬4座,其中2座石室墓(M29、M31),2座砖室墓(M30、M32),皆为带甬道的单室券顶结构,被盗严重,墓内残存少量随葬品。M31墓道内发现祭祀遗迹。

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Ⅲ区东汉墓葬发掘报告

土城坡墓地位于巫山县旧城区北部,是一处依山傍水的高台地。2005年元月,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对墓地台顶南部大操场及附近地区(Ⅲ区)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3571平方米,清理古代墓葬57座。本文主要报道的是Ⅲ区东汉时期4座墓葬的发掘材料。

新时期东汉三国游侠研究综述

东汉三国游侠是中国游侠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新时期尤其是近30年来关于东汉三国游侠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新时期关于东汉三国游侠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东汉三国游侠存在状况研究、身份内涵研究、社会活动及影响研究、文学视野下的相关研究。

两汉之际由“谏大夫”到“谏议大夫”研究

谏官之职我国古而有之。然而,专职谏官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风起,其名称也各有不同:春秋时期有太师、太傅,齐国有大谏,晋国有中大夫;战国时期,赵国有左司过、右司过;秦汉时有给事中、谏议大夫、光禄大夫等。纵观整个汉朝(西汉、东汉)的历史,就会发现在谏官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专职"谏大夫"一职在两汉之际发生了明显的演变,文章就"谏大夫"的官职名称何时变为"谏议大夫",为何改变官职名称,官职人员数量的增加及俸禄的变化等进行研究。

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及其转变之原因

经学是汉代学术的主流 ,魏晋则玄学盛行 ,汉代学风和魏晋学风截然不同。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后近 30 0年来经学盛行 ,至东汉末 ,天下大乱 ,经学衰微 ;魏晋时期 ,则盛谈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