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绵长的乡愁——东晋南朝时期的洛阳情结

自东晋建立至陈朝灭亡,历五朝,近三百年,偏安于南方的各个王朝,均有着非常强烈的洛阳情结,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绵长的乡愁。这种乡愁上自帝王,下至士庶,既有亡国之痛,亦有收复壮志,还有对故都美好生活的追忆、模仿与想象中的再现,表现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强化了洛阳在中华民族情感深处的神圣地位,并深刻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怀。

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贵州马场东晋南朝墓出土簪钗探讨

本文对贵州平坝县马场镇16座东晋南朝墓出土的簪钗进行了分型研究,对M37、M50出土簪钗的组合进行了分析,推测其用于固定假发、辅助高髻造型。东晋南朝时期,簪钗的形制和使用在马场周边区域相对稳定并流行,体现了贵州本土文化的复兴,为研究东南地区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何以“现地”:东晋南朝灾害史研究再析

东晋南朝灾害史研究成果虽颇丰,但研究模式固化、结论简单重复、逻辑方法硬套等问题尚待突破。“现地”研究法,是一种既强调“当时语境”与“实际山川”因素,又注重以“人的研究”为基点的文史研究法。引入此法,在对该时期灾害史研究进行再探讨时,既需注重相关史料的“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又要关注该时期的“变态环境”与“常态环境”,还需强调“人的研究”这一理念,平衡“人文性”与“科学性”。如此,不仅能为东晋南朝灾害史研究提供特定“语境”支撑,又可奠定客观“环境”基础,使其以“人与自然之交互作用”为主要研究对象,“人”为研究基点,从而使研究走向深化。

“重命”与“伪道义”:东晋南朝“荒政”制度新论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荒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动就一定“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心之“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再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

两晋南朝时期,弹劾文化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探讨这一时期弹劾文化机理是深入理解古代监察体制的重要视角,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阐释:其一是弹劾精神文化,两晋南朝的君主和大臣都极力弘扬弹劾精神,营造浓厚的弹劾文化氛围;其二是弹劾行为文化,君主通过各种制度手段规范监察官员的弹劾行为,增强其本身及弹劾实施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其三是弹劾激励文化,君主从地位待遇及情感两个方面激励监察官吏,认同其职任身份,以刺激其敢于弹劾,更好地发挥监察效能。文章从多维度解释、分析两晋南朝弹劾文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玄学文化研究

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家族玄学文化盛行,主要表现在“玄风”方面,包括擅长清言、纵情任诞、消极隐逸、丰神俊秀等。其玄学文化的形成,受社会思潮、政治局势、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对塑造家族风貌、提升艺术修养、引领社会风尚、改革六朝文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

在西晋大一统瓦解后各族纷纷建国的历史态势中,百济的道路代表其中一个重要类型。在"天下意识"下,百济与东晋南朝在形式上构建统一的政治体系、分享同一个文化世界。百济首次朝贡东晋便授官,这似与百济、夫余间的历史渊源有关,也是国际形势变动及各自内政需求的结果。自东晋起,对百济王除授形成常例,基本上每任百济王在即位之初便遣使东晋南朝,除授前王的官职。5世纪起,尤其是东城王牟大"内属",百济内部官僚由百济王假行职,再由南朝朝廷除正,也成惯例。与宕昌王、河南王相比,百济王在吸收江左文化制度时受到特殊优待,这是基于彼此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百济对东晋南朝天下秩序的自觉参与,使其国势盛衰也与江左王朝相应。

传顾恺之《洛神赋图》祖本创作时代再探——从东晋南朝服饰角度谈起

传顾恺之《洛神赋图》中,曹植远游冠具有南北朝晚期特点,其身衣褒博、袖式阔大,表现出明显的南北朝意趣;众神女发式大体保留了南朝"飞天紒"的特征,身衣式样基本与南朝"袿衣"一致;侍臣、船夫、女侍的穿扮也属典型的南朝中晚期服饰样式。在南北朝中晚期图像资料中,多见与曹植、众神女、侍从等仪态近似的人物形象。《洛神赋图》中"银杏"的表现手法,与南朝中晚期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遵循共同的程式。传顾恺之《洛神赋图》祖本创作时代很可能是南朝中晚期,不会早于南朝,创作者并非顾氏。

汉唐药物剂量的考证与研究

为考证东汉至五代的药物称量 ,参阅有关文献及出土度量衡实物 ,证实东汉时期 1斤为 2 2 0～ 2 50g ,1两为 1 3 .75～ 1 5.62 5g,1升为 2 0 0ml。魏晋南北朝的称量虽有增大 ,但药物剂量仍沿用东汉制 ;陶弘景称量有比例失衡及偏小之嫌。隋唐五代实行大小两制 ,“合汤药”基本上用小制 ,亦为东汉量值。东汉末至五代的 70 0多年中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药物剂量 。

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

在中国道教近两千年的发展中，道教与民间巫道一直处在既相倚存又相矛盾和冲突的境地。国内外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道教其实自创立伊始即有同民间巫道的激烈矛盾和冲突。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道教本身在这一时期的深刻变革，同时也突出了道教作为一种正规宗教的特质。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南中地区经济治理考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云南为主的南中地区与内地已形成不可分割政治经济体。但仅有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而没有对经济治理的考察和讨论,难以全面反映和总结治理的总体情况和经验教训。本文按照各政权控制南中的历史时序,以南中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各政权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为基础,横向主要从郡县民、大姓、少数民族及经济部门四个方面,纵向主要从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包括贡纳、赋税、兵役、徭役制度)等方面,考察和讨论了各政权全国性一般经济治策在南中地区的执行,在南中地区的实行的特殊经济治策,及其这些治策对南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尽管内地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各政权在南中难以实施更加深入的经济治理,大姓长期实际控制南中部分地区,对内地各政权的经济治理有一定干扰,但各政权一般性经济政策在南中总体上仍得到执行,并且顾及了南中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其中"汉重夷轻"的赋役政策及对大姓荫户的限制又成为汉民"夷化"的经济动因。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

阳翟褚氏起源于春秋时代 ,乃以官为氏 ,是由褚师氏演变而来。汉代褚氏以经学、文学显。两晋之际 ,褚氏由阳翟移居丹杨。东晋时期 ,褚裒崭露头角 ,并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中枢 ,成为高门士族。南朝时期 ,褚渊在宋齐交替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 ,褚氏继续保持高门文化士族的地位 。

东晋南朝女性襦裙探析

东晋至南朝宋早期,女性襦裙均为直袖,上襦长至腰腹,不束入下裙。最迟自南朝宋中期,广袖襦裙流行,上襦束入下裙,长至腰腹。南朝齐起,裙束上襦的穿法逐渐增多,一直流行到南朝末。梁普通、大通年间(520~529年)为南朝齐之后南朝女性襦裙腰线与领口变化的一个分界,梁普通之前,女性襦裙领口小,浅露脖颈腰线低;梁大通之后,齐胸的高腰线、欲露肩的大领口襦裙流行。南朝齐至南朝陈,上襦下垂不束入下裙的穿法依旧存在,但不属流行式样。

后进·强盛·衰败——六朝陈郡谢氏家族的历史轨迹

陈郡谢氏是后进世族,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旧族所轻。到了东晋中期,随着谢氏子弟先后列为方镇,谢氏的政治势力开始强大,以至逐渐掌控了东晋王朝的政治、军事大权,从而在东晋中后期发展成为一流世族。南朝以后,由于门阀政治衰微,陈郡谢氏逐渐失去了手中的实权,又因历经数次变故,族人多有丧亡,以致人脉不继,陈郡谢氏便在南朝后期彻底败落。

汉晋南朝太子中庶子的演化与东宫门下机构的形成

汉晋南朝东宫侍从官体系中,太子中庶子一直为最高官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未载中庶子为脱漏之故。西汉宣、元、成帝时代,中庶子由太子私属演变为职官,为“亲近之职”,“职如侍中”。晋太子中庶子“受命于天朝”的性质更加清晰,其对太子的谏诤权力更被强化。中庶子“总管门下”,官署称“坊”,具备“侍从左右,傧相威仪”、“尽规献纳”、“奏事文书皆典综之”三种职权。尤其是围绕着典综奏事文书,一方面东宫门下出现机构分化,设置门下通事守舍人、通事舍人等职,另一方面中庶子职权延展出对东宫官僚的监察权。刘宋时太子中庶子由左、右卫将军兼任为常例。这反映了南朝皇权复兴之初对皇位继承的重视。萧梁中庶子的领、兼官没有规律可循,反映中庶子之官职的独立性又重新得到了确立。其原因在于梁武帝晚年皇太子长期监国,依靠东宫门下“文案簿领”的缘故。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东晋“荆扬之争”,不仅是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更是东晋守国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结果。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派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但同时不得不大力强化雍州,以适应新的“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因此,随着荆扬之争的解决,雍荆之争或雍扬之争又出现。这表明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