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地域特征探析

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和邺城地区存在相似性的同时又具有较为强烈的地域特征,在墓葬形制、随葬品、葬具与葬式、墓葬壁画等方面均有表现。晋阳地区东魏北齐墓葬地域特征的形成,可能受到了拓跋鲜卑旧俗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与晋阳本地军政状况等密切相关。东魏北齐政权结构决定了晋阳特殊的军政地位,进而可能影响了晋阳地区墓葬文化的形成;而晋阳与邺城两地既相似又不同的墓葬特征,可能是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怀朔勋贵与高氏统治者之间既相辅相成又充满矛盾和斗争导致的。

百年来北朝长城研究述评与展望

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并立、北方民族势力逐强,长城作为护卫特定地域的军事防御设施对各政权有重要作用。百年来,学术界关于北朝长城史的研究逐步深化,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北朝长城的起讫点地望、分布走向,成果丰硕。通过对北朝长城研究成果的爬梳,有利于明晰长城的整体情况,还原其历史地理原貌。然目前北朝长城研究缺乏系统性的成果,研究视角不足;部分长城起讫点地望研究尚未达成共识,个别位置尚无可考。今后仍需使用新技术、发掘新材料、增加新内容,深入北朝长城相关问题的研究。

东魏北齐都城结构考述:兼论两都制下的晋阳与山西

北魏末年,高欢和孝武帝在迁都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演化为军事冲突,加速了北魏的分裂。其后不久,高欢改立孝静帝,迁都于邺,形成邺城和晋阳隔太行山东西联动的都城格局,对东魏北齐的政治演进和空间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政治地理的视域看,高欢迁都是新形势下寻求政治环境与地理空间相契合所做的必要调整,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迁都以后,高欢以邺城为政治中心,以晋阳总摄军事,实质上形成了军政分离的两都制架构。随着形势的发展,两都制在形式上逐渐固化,但权力重心却出现向晋阳倾斜的趋势,这种变化对山西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高欢父子霸府述论

高欢在晋阳缔造霸府,控制东魏的军国大权,掌握实际的权力,东魏皇帝成为傀儡,东魏朝廷形同虚设。经过高澄、高洋发展,霸府统治日益成熟。高欢父子霸府机构庞大,僚佐众多,保障了霸府的顺利运转。高欢父子霸府统治运转的方式有:京台机务,情寄深远;晋阳霸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充两个方面。东魏、北齐的更替,在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佛像根据着衣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四组,归为三期。第一组佛像年代最早,以北响堂第六窟主尊佛像为代表,着敷搭左肩式袈裟,衣装造型特征与河北中南部东魏佛像相似,此为第一期。第二组佛像创于北齐初,以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正面主尊佛像为代表,身着通肩式袈裟,衣装厚重,衣褶在第一组佛像基础上变为粗大的高低棱状线组合。第三组佛像为北响堂第九窟中心柱左壁主尊佛像,大体沿用了太原天龙山东魏佛像着衣形式,形成右肩半披中衣搭肘式佛装,质感依然厚重,衣褶雕刻与同窟第二组佛像类同。第二、三组佛像同为第二期。第四组佛像包括北响堂第四窟及南响堂、水浴寺的众多实例,身着中衣搭肘式佛装,衣装轻薄贴体,衣褶线雕刻存在多种样式,与河北中南部地区其他北齐佛像等同,此为第三期。这些石窟佛像基本延续了中原北方此前开窟造像的形式,与河北中南部流行以白石材质雕刻的单体造像在雕刻工艺上区别明显。

论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经济重心地位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下,北方出现了经济重心东移现象。河北经济地位不断增强,逐渐成为重要的财源基地,在东魏北齐时期,成为北方的经济重心。

论东魏北齐的积极进取——兼论东魏北齐历史的一种分期法

东魏北齐侵梁夺地及北齐欲在建康建立傀儡政权 ,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大体说来 ,可以乾明元年 (5 60 )为界 ,将东魏北齐历史分为二期 ,此前为积极进取的时期 ,此后为维持现状及衰亡的时期。

东魏北齐造像碑研究

本文以考古发现及馆藏的纪年东魏—北齐造像碑为对象,根据表现形式将其分为扁体造像碑和方柱造像碑两大类,再根据碑像类型等进行类型分析,将造像碑分为东魏初—北齐初,东魏末—北齐末两期,并归纳其时代特征。通过造像碑的纪年及分布区域分析,发现造像碑集中出现于豫北、豫西地区,东魏时期有少量出现于晋西南和鲁中。到了北齐时期,向晋中南、鲁西南、皖北扩张。从类型来看,以扁体造像碑为主,占全部的近八成。方柱造像碑主要流行于北齐时期,分析其类型、样式可知,应当为佛塔的模拟。从造像题材及发愿文来看,超过三分之二的造像碑没有明确的信仰指向,结合供养人的身份,说明当时的中下层信众更加重视供养行为本身。

东魏北齐灭亡原因新探——以怀朔镇勋贵的经济特权为中心

东魏北齐政权的怀朔镇勋贵主要是靠特权形成了自身的大土地占有制。而东魏北齐国家的经济政策也主要是维护怀朔镇勋贵的大土地占有制,而非个体小农。其所实行的均田令并没有缓和因土地兼并引发的空前严重的社会矛盾,反而成为怀朔镇勋贵维护既得利益和广占土地、招揽依附民的又一途径。这使北齐国家控制的土地和编户越来越少,从而动摇了北齐国家的根基。东魏北齐国家的食干制也主要是为了保证怀朔镇勋贵大土地占有制有稳定的依附人口和力役来源。出于认可怀朔镇勋贵的政治地位和其群体作为军队主要将领的政治考虑,东魏北齐国家还纵容放任怀朔镇勋贵的群体性贪污行为。维护包括怀朔镇勋贵在内的整个统治集团的特权,是东魏北齐国家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而这也是东魏北齐富而速亡的重要原因。

汉士族与东魏北齐政权

北朝后期是一个胡汉文化趋同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生活在山东地区的汉士族大多加入到东魏北齐政权中。由于汉族的文明程度高于进入中原的周边胡族,这些士族又是世代传承儒学,在社会各阶层中学识水准较高,因此他们对于进入山东地区的胡族及胡化汉人的汉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对于东魏北齐政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化方面,还表现在参与国家重大决策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等方面。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 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 :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 ,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 ,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 。

东魏北齐国家的权力结构与豪族大土地所有制

东魏北齐的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以高欢为代表的北镇勋贵手中,这使得东魏北齐国家的经济政策完全以维护北镇勋贵的利益为中心。为了维系国家正常运转,东魏北齐曾将抑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的重点放在相对容易的搜括荫户之上。但是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均田制没有改善的前提下,单靠国家强力推行的检括行动收效甚微。北齐中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河清均田,也没有触动豪族的大地产。普通小农也没有在均田中得到多少利益,相反在国家横征暴敛、贪官污吏的压迫、豪族大土地的兼并下,很快破产沦为豪族的荫户,从而使得北齐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东魏北齐散爵制度考

东魏北齐国家沿续北魏爵位制度,依然实行虚封散爵与实封王爵、开国爵并行的制度。东魏北齐国家为了表现受封散爵者在国家官本位中的地位,继续实行散爵与王爵、开国爵一体化的品级规定。但是,为了封授散爵和提升、贬降散爵的等级,又实行独立的散爵等级序列。因此,东魏北齐的散爵等级是双重的。东魏北齐国家存在的散爵可以分为三类,即传袭的散爵、沿续的散爵、封授的散爵。传袭的和沿续的散爵,是由北魏国家封授的,并沿续至东魏北齐;而封授的散爵,则是由东魏北齐国家直接封授的。由于东魏北齐国家重视实封的王爵、开国爵的封授,散爵的封授也就减少了。但是,东魏北齐国家对散爵的封授,依然还可以作为封授王爵、开国爵的补充而存在。

东晋南朝女性襦裙探析

东晋至南朝宋早期,女性襦裙均为直袖,上襦长至腰腹,不束入下裙。最迟自南朝宋中期,广袖襦裙流行,上襦束入下裙,长至腰腹。南朝齐起,裙束上襦的穿法逐渐增多,一直流行到南朝末。梁普通、大通年间(520~529年)为南朝齐之后南朝女性襦裙腰线与领口变化的一个分界,梁普通之前,女性襦裙领口小,浅露脖颈腰线低;梁大通之后,齐胸的高腰线、欲露肩的大领口襦裙流行。南朝齐至南朝陈,上襦下垂不束入下裙的穿法依旧存在,但不属流行式样。

“义阳三关”的演变与地位

"义阳三关"及其关名的前身是春秋以后的冥阝厄、直辕、大隧三塞,"义阳三关"一名为南朝梁人提出,实质上是对东晋、宋、齐时期三关与所处地域间行政隶属关系的确切反映,成为历代相延的惯称,这一惯称甚至上溯至西周、春秋时期。义阳及三关的重要历史地位是以其军事战略地位为基础的,它取决于义阳的边镇地位、战争双方作战与军运形式的区别。这种单一的地位基础决定了"义阳三关"历史地位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龙口晋墓砖铭与太元廿年青齐情势

东晋、后燕对立时期的青齐地区形势,以往因史料缺乏而很不明晰。2007年山东龙口市东梧桐晋墓出土的铭文墓砖,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可以佐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建兴十年后燕疆域图”绘入青齐全境,并不准确。这一时期青齐大部是在附属东晋的辟闾浑势力控制之下。东梧桐墓地是由两座西晋墓、两座东晋墓构成的家族墓地,显示出当地大族力量的长期延续。永嘉之乱后,尽管不断有河北侨民南迁,但一直到南燕统治青齐为止,青齐大族在当地仍处于政治主导地位。由于地缘性的影响,青齐地区受到河北侨民的影响,更显著的发生于青齐西部和临淄、广固一带,青齐东部的“土著”特征则更为显著。探讨四五世纪青齐区域历史,需要注意这种内部差异。

东魏北齐统治者的文化取向与文士的重“笔”观念

东魏北齐时期,随着南风的不断北传,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不少关于文笔问题的争论。总体而言,尽管不断"文"化,东魏北齐文士们普遍具有重"笔"的文学观念,他们也多从事军国文翰和实用文章的写作,注重在该类文章的创作中展示才情。这种文学观念的出现,既深受当时北方传统地域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影响,也与高氏统治者本身的文化文学素养、崇尚实际的政治理念和取士制度等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