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 use change and its ecological effect in Qian’an County of Jilin Province

Based on GIS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with the help of search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s and calculating the landscape indices, the land use changes of Qian'an County in both spatial and temporal aspects from 1945 to 1996 has been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se changes and their ecological effects are discussed too.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Land use changed greatly in Qian'an during 1945-1996, characterized by a decrease in grassland, wetland and water bodies, and an increase in cultivated land, saline-alkali land, and the land for housing and other construction purposes. Grassland decreased by 175,828.66 ha, and cultivated land increased by 102,137.23 ha over the half century. Accordingly, the main landscape type changed from a steppe landscape to a managed agricultural ecosystem. (2)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 land use change in the study area was mainly driven by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3)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land use change in the area are characterized by serious salinization, degression of soil fertility and the weakening of landscape suitability.

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转化成效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应用--以浙江山区26县为例

拓宽生态富民路径是浙江省实现“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于浙江山区26县而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尤为关键。通过市场化转化路径模式研究,从生态产品溢价水平、产业化水平和对人民惠益程度3个方面筛选14个评估指标,结合专家评议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县域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转化成效评估模型,并用于浙江山区26县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转化成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提出了打造品牌优势、提升产业增值能力和提升共建共享水平等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提升建议。

西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以甘肃环县为例

以西北农牧交错带典型区域甘肃环县为研究对象,基于2007、2012、2017年和2022年4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在分析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生态贡献率变化情况,阐明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环县土地利用面积变化表现为“一减五增”的趋势,仅草地面积减少,其余地类面积均呈增长态势,其中林地面积增幅最大;土地利用变化类型为草地、林地、耕地和建设用地四大地类之间的相互转化,草地转化为耕地对该区域生态恶化的效应最大,草地转化为林地对生态改善的贡献最大,因此,应科学合理规划确定土地利用用途,在保护耕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草地和林地的正面生态环境效应。

县域政治生态评价:指标构建与有效实施

县域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态的基层系统,既具有政治生态共性的运行逻辑特征,又在强烈的地方影响下表现出独特的质性特征。从政治系统论视角及县域政治生活实际分析,可将县域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归纳为经济、制度、主体与文化四类。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建设实践看,已有实践尚存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局限。文章预设政治责任、政治文化、权力监督、干群关系、服务发展、社会公正六大类评价要素,构建了县域政治生态内部与外部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评价原则、评价方式和结果运用的完善优化推动评价活动的有效实施。

滇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以云南省永胜县为例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是当前地理学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则是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作者利用滇西北生态脆弱区———永胜县1988年、1994年和1999年的TM遥感影像,采用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格局指数分析研究区近10年来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并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衡量相应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生态价值,评价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生态效应,尝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研究表明,全县景观总体构成表现为景观破碎度较高,斑块数目较多;林地和未利用地一直占很大比重,林地的不断增加与未利用地的迅速减少是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的突出特征;研究时段内全县土地利用变化带来了较好的生态效应,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持续提高,并表现出了较大的空间差异。

吴旗县退耕还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估

生态效益的评价和核算对评价林业生态工程的建设效果至关重要。综合运用专家咨询、理论分析法和频度分析3种方法,建立了吴旗县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和替代法等方法,对该县退耕还林6年来的生态效益进行了价值核算。结果表明:吴旗县退耕还林工程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核算后的总生态价值约为24.8亿元,其中拦蓄保护水资源价值为6.4亿元,保护土地资源退化价值为6亿元,净化空气价值为5.3亿元,改善小气候价值0.3亿元,保护农田价值为0.02亿元,增加生物多样性价值为6.7亿元。研究结果可为黄土区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效益评价提供参考。

公主岭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研究

不同的景观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具有不同的生态效应，因此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本文选取1975年Landsat／MSS影像数据和1986年、1996年和2000年Landsat／TM标准假彩色合成影像作为基本信息源，借助GIS空间分析和地统计分析功能，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提出了景观生态指数来反映LUCC变化所带来的生态效应。研究发现，近30年来公主岭市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显著。1975年～1986年间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尤为明显，到1996年-200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明显减慢。从土地资源分布重心可以看出，土地利用分布空间变化主要是由耕地的变化引起的。景观生态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公主岭市1975年～1986年间由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造成的生态风险不断增加，随后逐渐减小，这种变化与该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特别是耕地、林地和草地的变化趋势呈高度相关，说明该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退耕还林生态效应评价

基于1986,2003年两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得的吴起县土地利用变化数据,采用生态系统价值衡量土地利用类型相对生态价值,对吴起县退耕还林的生态效应进行了综合评价。(1)1986—2003年间,吴起县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林地、草地面积显著增加,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其中,63.55%的耕地转换成林地和草地。(2)吴起县的生态环境指数从0.507上升到0.747,生态环境指数明显增加。其中,林地对区域生态环境指数增长贡献明显,从0.058增长到0.368,说明吴起县退耕还林还草带来了较好的生态效应,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

广西平果县石漠化地区立地划分与生态恢复试验初报

以石漠化严重和扩展趋势明显的平果县果化镇布尧村龙何屯为例,在现有土地利用类型的基础上,综合坡度、土层厚度、裸岩率、植被盖度等因子,将该屯土地划分为8个立地类型。根据不同立地类型采取相应的生态恢复模式,设计构建不同的植物群落,生态环境治理与农村经济发展兼顾,构筑以木本农业为主的复合农林经营体系。通过两年多的综合治理,试验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封山育林与人工诱导促进植被恢复以及生态苗圃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西南土石山区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监测研究

以具有西南土石山区典型特点的重庆市璧山县为例,通过野外全面调查、样方调查和室内测试分析,结合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专家系统(ES)等现代科学技术,对重庆市璧山小流域进行了生态修复监测研究。经过3年不同生态修复措施的研究,结果显示,小流域内植被覆盖度提高、植物种类增多,数量增加,泥沙量和径流量减少、水土流失减轻,修复效果明显。同时,通过对影响生态修复成效的主要因子生态修复措施、修复年限、人口环境容量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璧山小流域最适合的生态修复措施是近自然式生态修复,修复年限越长、人口环境容量越小,修复成效越明显。

喀斯特石漠化景观及其土地生态效应——以贵州贞丰县为例

利用喀斯特石漠化生态脆弱区贵州贞丰县2004年的A STER遥感影像,解译了全县的喀斯特石漠化现状,并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指出轻、中、强、极度石漠化存在不同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此同时,作者还把石漠化的景观格局和其土地生态价值的分布频率结合起来,并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角度定量计算了相应喀斯特石漠化土地的相对生态价值,评价了研究区石漠化土地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贞丰县270个村的生态价值整体偏低,全县极大值为1.016,极小值为0.286;不同区域之间的总体生态价值差异较大,生态价值相对较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非喀斯特地带,而在中度、强度、极强度石漠化地区生态价值很低。

区域道路建设对两侧景观生态的影响——以福建省将乐县为例

【目的】研究道路建设对周边景观的生态影响,为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以2010年将乐县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和经矢量化的交通地图为基础数据,按树种组成对森林景观进行分类,利用ArcGIS 10.0缓冲区分析方法分别提取省道、县道和乡道两侧距离路基100m、200m、500m、1 000m和2 000m内的景观要素信息,并利用Fragstats 3.4软件计算各缓冲区内的景观格局指数,在此基础上定量研究了不同等级道路不同缓冲区内景观格局梯度变化规律。【结果】1省道对非林地的影响最大,而县道和乡道对针叶纯林的影响最大;2省道两侧景观的破碎程度比县道和乡道的低,景观保存较完好且连通性高;3随着道路缓冲距离的增加,斑块的类型、总边缘长度和均匀度都增加,而景观破碎化程度、团聚程度或延展趋势降低。【结论】景观格局在500m缓冲区内受到道路建设的影响较大,而对500m缓冲区外的影响趋于缓和;而不同道路类型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在200m缓冲区范围内差异性较大。

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土地利用规划生态效应评估

以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重庆市云阳县为例,基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以Costanza等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方法及谢高地等制定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为基础,构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修正系数,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及景观格局视角定量估算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土地利用规划生态效应。结果表明,以土地生态功能建设为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能够快速提升生态屏障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强屏障区调节气候、保持土壤、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能力,云阳县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从2010年的15.53亿元提升到2020年的19.98亿元,年均变化率达到2.87%;至2020年云阳县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初步构建一个以"林地为骨架,耕地、园地、草地为补充"的生态系统服务格局;同时,云阳县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价值表现出显著地空间分异特征,其中磨刀溪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升幅度最大,澎溪河流域次之,长江沿岸生态服务系统价值保持稳定增长,而长滩河流域变化不大。

东北典型农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研究——以公主岭市为例

在人为活动占优势的景观内,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产生的生态效应是不同的,并且可以直观地反映在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组成上。因此,本文利用Landsat TM和MSS遥感数据,以具有相对完整的自然生态过程的小流域作为评价单元,借助GIS空间分析和地统计分析功能,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提出了景观生态指数来反映LUCC变化所带来的生态效应。研究发现,公主岭市1975—1986年间由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造成的生态风险不断增加,随后逐渐减小,到2000年局部地区又有所回升,这种变化与该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特别是耕地、林地和草地的变化趋势呈高度相关,说明该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近10年来神木县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效应的地形特征分异研究

以神木县为研究区,利用2000年和2010年2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得的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和DEM数据,对近10年神木县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及其生态效应的地形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神木县各用地类型变化在不同地形因子等级下分异性特征明显。耕地在所有高程和坡度上均减少,尤其在950-1 250m的较缓坡和缓坡上减少最为明显;草地、林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1 050-1 250m的平地、微坡和缓坡上;工矿用地的变化主要集中在950-1 250m坡度小于5°的缓坡和平地;水域在海拔〈950m和1 150-1 250m的区域略有增加,而在其他高程级上明显减少,在不同坡度上的变化显示,水域在所有坡度均减少且在平地和微坡上减少最明显;（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高度〉1 250m的高海拔地区和坡度〈5°的平地和微坡减少,而在其他高程和坡度级均增加。LUCC的生态效应模数大致随高程等级增加而增加,而在各坡度等级上呈明显的＂V＂形特征。因而高海拔的平地和陡坡对研究区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

基于遥感的山区县域土地覆被变化的驱动力因子和生态环境效应分析——以重庆市忠县为例

在对重庆市忠县区域TM遥感数据进行波谱信息特征实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地覆被信息提取的渡段组合方案;通过人机交互目视解译和野外数据检验工作。实现利用遥感影像数据对重要生态安全指标因子之一——土地覆被因子的数据提取,并用GIS技术对其时空变化的驱动力因子和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效果和效率令人非常满意。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尺度山区县域的土地覆被数据提取与地学分析的技术和方法难题,而且揭示了忠县土地覆被的时空分异特征。这是用常规与传统的技术方法与研究手段难以实现的,也为山区县域生态环境退化评价和生态恢复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尝试。 通过GIS空间分析,揭示了忠县土地覆被和水土流失的时空分异特征。忠县土地覆被动态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表现为耕地与林地在“制高地”上(海拔500 m以上)的大互换,在平川坝地地区建设用地大量占用优质耕地、林地等土地覆被类型;水土流失发生的坡度分异不明显,主要分布在200～800 m间,与坡耕旱地分布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这种变化使区域生态环境系统的功能发生退化。分析发现,忠县土地覆被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有:(1)人口压力和经济发展落后是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状态恶化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2)

红原县湿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生态效应

基于197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Landsat TM/MSS遥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与决策树相结合的分类方法,完成了红原县湿地信息的遥感解译和动态特征分析,并结合生态效应指数和土壤侵蚀量对湿地变化的生态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红原县湿地以沼泽化草甸为主,近年显示出泥炭沼泽→沼泽化草甸→湿草甸→草甸的演化趋势;1975年以来,62.03%的湿地面积呈现持续减小和波动变化的特点;湿地质心发生偏移,其中1975—2000年向东北偏移128.56 m,2000—2010年向西南偏移757.26 m;湿地集中分布在坡度小于6°且排水不畅的区域,湿地面积减小率随坡度增大而增大,在坡度为2°~6°的区域,各湿地类型的转化面积随坡度的增大而减小;近年来红原县湿地生态效应指数逐渐增大,湿地区土壤强烈侵蚀的比例不断增大,揭示出红原县湿地生态安全受威胁程度日益加重。

近17年来崇阳县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及空间差异

根据崇阳县1989年和2006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Mapgis6.5平台)以及TM影像,在GIS软件技术支持下采用空间叠加分析,得到了近17年来崇阳县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同时采用景观生态学空间格局指数分析方法,选取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破碎度指数和景观蔓延度指数等作为景观生态结构稳定性评价指标,综合评价了崇阳县各景观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稳定性及其变化趋势,并计算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全县景观总体构成表现为破碎度较高并呈上升趋势,反映景观演化过程中人为干扰强度的加大;林地占有较大比重,林地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是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上看是正向的,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有所提高,但区域内部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

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安塞县为例,通过分析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其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的发展变化,明确了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其影响效应主要表现为对农业资源和产业系统的正效应驱动过程和负的约束作用;2009年农林牧用地中林草地比重较1998年增长了11.3%,农业资源得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商品型生态农业快速发展;但也造成了农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2008年实际畜牧量仅占草地理论最适承载量的19.36%,产业与资源相关性降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快速发展。另外,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退耕还林(草)成果。因此,安塞县应发展相关产业,合理、高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产业与资源的一致性,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江源泽库县教育生态补偿现状及对生态保护的影响

基于学生、牧民、移民访谈和问卷调查,对青海三江源泽库县教育补偿的现状进行调研,通过教育补偿对生产生活方式和教育意愿的影响,分析教育补偿对生态保护的影响,以了解教育补偿的成效与问题,为三江源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和研究基础.研究结果显示:1)教育支出约占平均牧民家庭总收入的5%,教育补偿减轻以畜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牧民经济压力;2)调研7所学校中仅2所学校在近10年内修建或大规模修缮过校舍,师生比例最高达1∶26.1,教育补偿缺乏对教学设施和教职员工的资金投入;3)99%牧民和94%移民希望子女接受学校教育,47%牧民和55%移民希望未成年子女在本县就学,教育补偿在资金上保护了接受教育的意愿,需谨慎推进未成年人异地就学政策;4)假设中学和大学毕业,希望回家乡工作的学生分别为8%和22%,希望到大城市工作的分别为17%和38%,教育补偿为生态保护工作提供技术人才储备,同时为牧业人口因教育实现异地就业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