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企业间价值共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学习、知识整合及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民口企业实现创新绩效增长与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借助关系学习和知识整合能力获取创新资源。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军民融合战略背景,实证研究企业间价值共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关系学习、知识整合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间价值共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企业关系学习、知识整合在价值共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共创和企业关系学习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有助于揭示军民融合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复杂过程机制,为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我国民口企业通过价值共创促进创新和实现绩效增长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基于共生理论的“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关系治理模式研究

促进“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好系统中的关系风险。目前“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在关系治理、主体互动关系及其可能产生的关系风险和治理机制等方面仍不足。为此,基于共生理论,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汇总,探讨“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3种关系治理模式的互动方式、关系风险和治理机制,并以小米(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抖音、微信小程序等典型案例分析验证。研究发现:偏利共生型关系治理模式下,机构型创新主体为主导者,以效率为导向,实现创新行为的控制,其治理机制为核心企业控治;寄利共享型关系治理模式下,社群型创新主体为主导者,以公平为导向,实现创新关系的扩散,其治理机制为“社群自治+核心企业同治”;互利共赢型关系治理模式下,创新主体间平等合作,以民主为导向,实现创新效能质的提升,其治理机制为社群与核心企业共治。此外,这3种关系治理模式均以技术和创意等资源作为生态系统战略利益的根本来源,并借助其向创新主体表达自己的价值导向。然而,不同的关系特征会引起不同的共生风险,主要包括创新资源投入不平衡、主体利益分配不公平、竞合关系维持不稳定。基于此,要明确“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的角色,核心企业应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关系治理范式。

创新生态系统共生视角下低碳转型前因构型研究

基于共生理论和构型理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共生视角下低碳转型发展路径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以中国不同省份为研究对象,探讨创新生态系统共生视角下低碳转型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各维度及其构成条件均不是低碳转型的必要条件。第二,推动低碳转型的构型有两个,分别为制度逻辑型构型和平台逻辑型构型,通过观察面板期间各省份一致性发现两个构型存在一定群体差异。第三,主体协同、知识发展与创造、知识流动与扩散存在互补关系,这3个前因条件对于低碳转型具有普适性作用。制度逻辑与平台逻辑存在替代关系,并且两者替代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取决于具体阶段和需求。

生态型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及其协同关系——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江西省武宁县为例

[目的]分析生态型县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及协同关系,为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江西省武宁县为例,结合野外实测数据,运用InVEST模型评估了该区2000—2020年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储存和粮食供给4种典型生态系统服务,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协同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①2000—2020年,武宁县单位栅格年平均水源涵养量从173.14 mm提升至283.92 mm,单位栅格年平均粮食供给量从3.52 kJ提升至5.34 kJ,两者均呈现增长趋势;土壤保持功能呈先减少,后增长,再减少的波动趋势;20 a间土壤保持功能下降了15.71%,而碳储存功能呈现微弱增长的趋势。②武宁县南部和北部的林地是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的高值区;水域、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分布区域是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的低值区;4种生态系统服务中,林地和耕地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展的关键用地。③武宁县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3者之间是协同关系,与粮食供给是权衡关系;“高—高”和“低—低”集聚的协同关系主要分布在高海拔的林地及水域,“高—低”和“低—高”集聚的权衡关系主要分布在耕地。[结论]2000—2020年武宁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呈上升趋势,未来应重点关注生态调节服务功能向资源价值的转化。

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与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参与者视角,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平台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影响机理,进一步讨论技术波动性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契约约束力和关系治理均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契约包容性对生态参与者产生负面影响;关系治理强化了契约约束力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但并不能改变契约包容性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影响;技术波动性能够强化契约治理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作用效果,但未能显著影响关系治理和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作用效果。

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阈值识别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化和关键阈值识别对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的建设和效益评价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权衡/协同关系的变化,很少将生态恢复的阈值效应考虑其中。采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构建的生态获益指数,评价了陕西省2000年和2020年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和产水服务的协同供给能力;利用地理探测器和约束线方法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的主导影响因素和阈值特征。结果表明:与2000年相比,2020年陕西省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和产水服务均有所增加,两两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总体表现为协同关系,但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明显增加,其中陕北中部和陕南西部提升最为明显。降水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是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的主导影响因素,他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的影响具有非线性效应和阈值特征。当NDVI在0.6—0.7之间或年降水量为1100 mm左右时,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达到最高,超过上述阈值后NDVI或降水对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供给能力的促进作用减弱。研究能够为生态恢复效益评价提供参考方案,为陕西省生态保护和恢复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平台互补者的生态关系及战略选择——基于VOSviewer的可视化分析

平台互补者日益成为平台研究的重要对象。结合VOSviewer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与传统文献回顾法系统梳理互补者的生态关系并识别出互补者应对各类生态关系的战略选择。研究表明:(1)平台互补者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其价值创造过程是当前研究热点;(2)平台互补者与平台所有者、其他互补者和用户之间分别具有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合作与竞争关系、独立价值满足和网络价值传递关系;(3)在明确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平台互补者可针对各系统成员基于不同的战略目的来选择对应的生态战略。为未来互补者研究指出潜在的研究方向。

基于多源数据的重庆中心城区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关系研究

快速城市化及城市扩张过程中,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供给与公众需求空间失衡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有效识别城市绿地文化服务供需空间匹配特征是优化绿地空间布局、提升绿地服务效率的关键所在。本研究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基于地理空间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GIS分析技术、空间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构建了城市绿地文化服务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识别了山地城市绿地文化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的空间匹配类型。研究发现CES供给具明显的空间聚集性,全局莫兰指数为0.720,呈现为“大核—次核—小核”的分布形态,CES需求全局莫兰指数为0.834,呈现中心高外围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双变量自相关分析显示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空间结构相似性,CES供需关系整体上较好,但一些关键区域匹配失衡压力较大。根据供需平衡关系特征,将研究区识别为六类空间类型,并对每种类型提出了CES优化提升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山地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优化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多功能性:概念、指标和经营模拟模型

森林生态系统同时提供多种功能和服务的能力,被称为森林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可分为生态系统功能多功能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多功能性。近年来,生态学领域对生物多样性与多功能性关系机理、多功能性驱动因子等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持续成为热点。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在实际应用,尤其是在指导森林经营实践方面,尚显不足。森林经营一直以实现多种功能或服务的最大化为目标,但目前还缺乏与生态学中多功能性理论研究的有机联系,迫切需要将二者结合。本文对国际国内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多功能性的概念、指标、评价方法、经营模拟和优化模型进行了综述,认为预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及多功能性、在森林经营单位层面实现多功能性最大化是将来的研究方向。因此,需要加强森林经营模型模拟研究,寻找减少不同服务间冲突、增加协同(即增加多功能性)的经营策略,回答森林经营和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和协调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等理论和实际问题。

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分异特征及生态安全格局识别——以贵州省为例

本文运用相关模型和方法对区域2000—2020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和产水服务进行评估,并借助均方根误差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索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时空分异规律,构建贝叶斯网络解析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变化的驱动因素,并设置多情景实现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3类生态系统服务均呈现出了一定增长趋势,但局部地区权衡冲突明显。不同背景条件下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异质性特征显著。其中,产水服务与土壤保持服务、植被净初级生产力间的权衡关系在不同高程上均强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产水服务;土壤保持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产水服务的权衡关系随坡度增加而增强;岩溶峡谷、岩溶盆地上土壤保持服务与产水服务间的冲突更明显;生态工程修复区产水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的权衡关系更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主导因素不尽相同,造林面积、实际蒸散发和降水总量分别是造成土壤保持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与产水服务、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产水服务权衡变化的主要因素。贵州省南部的望谟县和罗甸县以及东北部的江口县和印江县面临着最大的生态风险,未来可以通过调整关键变量的关键状态来提升这类区域的生态安全水平。

地方性生态知识视野下的岭南庭园研究进展

岭南庭园中丰富的、有待挖掘整理的地方性生态知识是地域性的重要体现。目前,人文视角下岭南庭园研究已构成完整研究体系并呈现往细分领域成熟发展趋势,生态视角下以岭南庭园气候适应性研究为主,尚未完成全生态因子测量与整体景观要素生态过程分析。尽管岭南庭园研究重点关注于地方性自然环境及地方性物质空间载体,但是基于整体性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仍需完善。从地方性生态知识视野对岭南庭园再认知,提出了适应于岭南庭园营造的地方性生态知识框架体系,由场地生态关系、地方生态技能、传统生态智慧三部分组成,可为岭南庭园营造提供具有整体性、生态性、创新性和国际化的研究视野。

基于栅格尺度的黄河流域人地关系时空耦合分析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人口与产业集聚区,其水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研究该区域的人地关系对于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网格化治理等现实需求,目前黄河流域人地关系还缺乏精细栅格尺度研究。使用人类足迹(HF)和生态系统质量指数(EQI)作为人地系统的代理变量,基于Sen+MK趋势检验识别了2000—2020年1km×1km栅格尺度下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质量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四象限图解法量化了两者协调与冲突关系,基于多种回归模型解析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程度和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2000—2020年黄河流域EQI和HF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显著上升区域前者占比64.2%,后者占比49.2%。黄河流域人地关系整体呈现协调演化态势,人地协调演化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太行山西麓和宁夏沿黄等地区;人地冲突区域仅占7.7%,主要分布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地区和上游生态脆弱区。在控制了气温、降水、日照、海拔等自然因子后,HF对EQI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看HF每增加1%,EQI将下降0.067%。但这种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中下游EQI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20年间整个流域的HF对EQI的负向影响呈现缓慢增加态势。为栅格尺度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研究结果为黄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武汉市城市快速扩张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权衡/协同的交互作用

研究城市快速扩张区域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和驱动因素,对于协调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数据,分析研究区11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特征、权衡/协同关系及其多重因子交互影响。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武汉市城市化率增长25.43%,土地利用结构显著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长最大,增加了25.86%,湖泊和耕地面积显著减少。②武汉市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现下降趋势,减少了6.70亿元,调节服务价值占主导地位,达到总量65.75%以上,其中水文调节服务价值总量最高,主要来源于湖泊。③2000―2020年武汉市11种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以协同关系为主导,占比80.00%,权衡关系主要存在于食物生产与其他服务之间。④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解释度高于自然因素,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粮食产量和人口密度对其影响强度最大。

数字经济视域下网络主播带货行为的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直播购物成为人们的主要购物方式。然而,一些主播行为偏差对直播行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从主播行为入手,作出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司法保护。具体而言:针对网络时代下传统劳动从属性弱化使得主播劳动权益难以界定的问题,应当从司法上构建起新型从属性韦恩图,灵活认定主播用工关系;针对现有条款难以协调诸如主播隐瞒与商家的“实质性联系”等虚假宣传新类型,压实直播平台“看门人”责任,强化平台自治以完善平台商业生态系统;针对责任条款繁多使得主播身份缺乏统一界定标准,使用“直播模式—行为判定—责任确定”三步法,合理界定主播责任。通过以上对策规范主播行为,构建良性市场环境,为数字经济长足发展保驾护航。

权衡协同视角下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之间的过渡区域,具有人地关系复杂、城乡冲突尖锐的特征,其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s)功能呈现权衡或协同的复杂相互作用。研究城市边缘区ESs的相互关系、基于功能协调目的对其进行优化,对于缓解人地关系矛盾、实现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州市为例,在识别城市边缘区基础上,选取粮食供给、产水量、碳储存、土壤保持、生境质量、水质净化、文化服务7种关键ESs进行评估,结合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自组织网络方法探究ESs权衡协同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对城市边缘区进行分类及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苏州市918个村庄被识别为城市边缘区;2)生境质量与粮食供给存在极显著的权衡关系(R_((xy))=-0.77),生境质量与文化服务存在极显著的协同关系(R_((xy))=0.95),2010—2022年间ESs间的关系以权衡效应为主,协同效应较少,整体权衡关系呈减弱趋势;3)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可将研究区分为5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分别为生态服务协调簇、生态服务失调簇、生态保育簇、生态游憩休闲簇以及生态风险加剧簇;4)提出了促进城市边缘区ESs协调,有助于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优化策略。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衡干预优先级的生态管理分区——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开展生态管理分区是落实城市生态空间差异化管理与保护的重要前提,准确理解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空间特征与匹配关系,有效划分干预优先级,是进行精准优化与修复的关键依据。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基于多源数据,使用InVEST模型、SCS-CN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量化方法,以镇街尺度为单元测度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与需求水平,评价供需匹配关系与协调水平,确立生态管理分区,并针对性提出优化响应对策。结果表明:福州市中心城区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空间异质性显著,供给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外围半闭环式的山体公园带,需求高值区主要聚集在主城核心区、副中心以及外围组团。供需匹配关系差异较大且供需错配现象较为突出,以低供—高需和高供—低需2类为主导。耦合协调度指数平均值是0.62,整体表现为勉强协调状态。整合叠加供需匹配关系与协调程度可确立优先进行干预的空间次序,共细分出4个一级分区和13个二级分区。结合研究区现状条件,将福州市中心城区划分为生态屏障涵养区、生态输送开发区、生态经济重构区、生态发展先行区、生态提质建设区、生态连通建设区和生态防治修复区7类,同时提出针对性生态管理路径,为开展生态修复实践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借鉴。

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探明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对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修正的当量因子法、敏感性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及Pearson相关系数等方法,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2000—2020年土地利用情况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响应,并探究了各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耕地和草地,其中转出面积和转入面积最多的分别为耕地和林地;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2000年的70195.01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70426.23亿元,增长率为0.33%;生态系统服务以水文调节、气候调节、土壤保持和气体调节为主;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上游>中游>下游;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的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集中在上游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下游的江苏省和安徽省等,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协同关系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的主导关系,协同关系占比为63.64%。

供需视角下生态系统服务优先保护区及驱动力研究——以黄河流域黄土沟壑区为例

了解生态系统服务(ES)供需之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区域差异化的社会生态驱动力对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至关重要。以生态脆弱的黄河流域黄土沟壑区为案例,通过对粮食生产服务、产水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和碳固存服务4种关键ES的供给与需求进行评价,从时空稳定性角度构建了ES优先保护区识别框架,并对比分析了优先保护区内、外差异化的社会生态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除了粮食生产服务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外,其他服务均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其中产水和土壤保持服务供需赤字缩小,而碳固存服务供需赤字明显扩大。ES优先保护区主要位于黄土沟壑区的东南部区域,以黄土高塬沟壑区的县域为主。ES供需关系的变化在优先保护区内受人口密度和降雨量主导,而在其他区域则受经济密度和降雨量主导。研究结果有助于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生态保护策略,进而促进ES供需之间匹配关系的改善。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及其对城市化多空间尺度的响应

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相互作用关系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具有显著差异性。基于供需空间不匹配视角揭示生态系统服务对城市化的多尺度响应规律是实现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研究从1 km×1 km、2.5 km×2.5 km、5 km×5 km、10 km×10 km、区县域和市域等6个空间尺度分析了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生境质量服务、固碳服务和土壤保持服务供需关系和空间分异规律,并探究不同空间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对城市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生态系统供需错配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空间尺度的增加加剧了中心城区的赤字程度。(2)城市化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率在多空间尺度上均呈负相关关系。随着空间尺度增加,高城市化-生态系统服务赤字型逐渐向中心城区延伸,低城市化-生态系统服务盈余型向非城市化地区聚集。(3)在10 km和区县尺度上,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对城市化响应最为剧烈,是解决二者不平衡发展的最佳尺度。本研究为高度城市化地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的保护管理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湿热气候下城市居民热环境风险评估及优化——以深圳市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城市面临着越来越频繁和持续的热风险。以深圳市为例,基于Landsat8 OLI/TIRS遥感影像和社会经济数据,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Z-score标准化法和优先级指数,分析了热环境调节服务综合供需空间特征,进行城市干预的降温服务优先级划分。结果表明:1)深圳市的热环境调节服务需求水平呈“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高需求区主要分布在以居住区和中央商务区为主的街道;2)深圳市热环境调节服务能力的需求水平与其供给水平在空间集聚分布上呈负相关,蓝绿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降温效果;3)热环境调节服务的供需匹配中低供-高需状态的街道数量最多,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区域内的建筑及人口密度均较高,蓝绿空间供给不足;4)高优先级干预街道即高温脆弱性、敏感性较高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以及周边片区。研究可为深圳及类似城市的规划和应急管理提供预案制定的参考依据,明晰生态用地与热环境之间的空间特征,从而有效应对未来热风险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