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理学诗学向格调诗学的转关:室鸠巢诗学思想析论

江户前期日本诗坛以理学诗学为主流,朱子学派执掌诗坛,注重诗歌的教化功能。江户中叶,随着明代诗学的影响,格调派渐次成为日本诗坛之主调,儒学大家、杰出汉诗人室鸠巢的诗学观念虽亦主张“文以载道”“文随道至”,有着较浓厚的理学特色,但他开始强调“诗文分体”,长于辨析文体,重视诗法诗艺,表现出“文”之自觉的取向,呈现出格调派诗学的特色。他的诗学思想较集中地反映了江户理学诗学向格调诗学的转关,考察这一诗学个案有助于厘清、勾勒江户诗学发展流变之轨迹。

名古屋玄医与日本汉方医学之自立

名古屋玄医借医学复古对金元医学的非难首次打破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权威地位,之后更是提出医道规矩,试图使汉方医学区别于中国医学而自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医界的陈陈相因是他打破原有理论的原因,构建新的医学体系的动机更多是为了证明“和胜汉”说在医学领域的成立。从学术思潮传播的角度而言,玄医很大程度上受中国的错简重订派与温补学派的启发。玄医的医学反思,打破了汉方医学对中国医学的绝对依附,其思想也深刻参与构建了古方派的医学体系。

明清丝绸影响下的日本江户时代有职设计

明清时期中国丝绸大量出口到日本,对江户时代复兴的有职设计产生影响,形成和汉融合的折衷设计。文章首先介绍有职织物及其纹样的形成过程、礼仪属性和文化内涵,通过研究文献与传世实物个案,分析江户时代有职设计吸纳的明清丝绸纹样、构图形式,主要织物品类及其在服装上的应用,并探究其背后的纺织技术、丝绸贸易和社会文化因素。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探究明清丝绸对日传播和影响、梳理有职纹样自身的设计与发展规律,及其与中国输入源之间长期保持的互动关系,对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丝绸的对外传播和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汉方医家浅田宗伯在日本霍乱大流行时期的贡献

浅田宗伯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汉方医家之一,他在日本霍乱大流行时期(1858—1860)的活动与贡献迄今为止未受到学界关注。本文考察了浅田宗伯在霍乱大流行时期抗击霍乱的活动。1858年7月霍乱在江户爆发后,浅田宗伯深入疫区,成功救治大量霍乱病人,撰著、刊刻霍乱应急手册《暴泻须知》供疫区民众使用。此后到1860年,浅田宗伯相继编撰了《治瘟编》、《治瘟编补》、《治瘟编考证》。其中《治瘟编》最具临床与学术价值,推动了汉方医家对霍乱的研究与讨论。浅田宗伯对真性霍乱的命名以及对霍乱病因、传播途径的认识不及清代医家,但对霍乱的诊断与治疗颇具特色。与兰医绪方洪庵对比,浅田宗伯经过临床实践,参阅中、日及西方医书后才推广他的个人经验与治法,更为谨慎。

儒兵两家在江户日本的碰撞与交融——前田勉《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评介

前田勉的《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近世日本の儒學七兵學)》是系统研究日本儒兵关系的开山之作。该书认为,在“兵营国家”的体制下,儒学与兵学的对立是近世日本思想史的一条主线。作者通过九位江户时代思想家的案例,展现了儒学与兵学对立的具体样貌,并指出这种对立在明治维新以后转化为“军国主义”与“平民社会”的对立。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书中新颖的研究视角为我们了解近世日本思想史提供了帮助。

日本在朝鲜的药材调查与18世纪日本本草研究的转变

以《药材质正纪事》为中心,考察江户时代德川吉宗治下的一场朝鲜药材调查。研究发现,在18世纪,日本本草学由主要依靠文献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视觉信息开展研究。日本的博物学家们在面对各种动植物时,越来越重视准确描述感官所觉察到的特征。动植物不单作为“药材”,也作为“事物”被对待,每一个体的形状、色彩和性质等都被仔细、严格地观察和考证。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18世纪日本博物学的特点,揭示了中国的本草学传统在东亚的书籍流通过程中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江户时期中国白话小说批评的传入及其影响

江户中期以前,有20多种白话小说评点本传入日本。在白话小说序跋评点的影响下,“小说”的外延逐渐从目录学上的子部一家扩展到“三言二拍”“四大奇书”等白话作品,以及《英草纸》《椿说弓张月》之类的日式读本,很多文人开始思考中日叙事文学的共性特征。白话小说翻刻、翻译本开始出现长篇序跋,小说观念逐渐从征实劝善衍化到崇俗尚奇,小说在书籍目录中的位置,从笼统的“外典”演变为专门的子目。江户前期历史演义的译者大多寂寂无名,而江户后期小说译者往往是一代英杰,借助白话小说的赏鉴、译解,组成紧密的交游圈。他们不大承担劝善惩恶的道德责任,却更看重小说对日常世态人心的描摹,以及文辞叙事中的奇警之趣。

探寻江户时代出版物背后的化妆文化

日本平安时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国风文化诞生,独特的化妆文化开始萌芽,日本贵族们奠定了白红黑传统化妆三原色。至平安时代后期,这种独特化妆手法在男性间开始流行,男子打扮成女性模样之风渐及公卿。同时,化妆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表现与权力的象征随着政权的更替,由公家向武家扩散,并且渗透到庶民阶层。至江户时代,化妆文化在武家礼法与身份制度的双重规制下,逐渐在女性中普及并成为她们有限度展现个性的方式,这也是江户时代女性化妆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在化妆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往来物”、美容指南书和浮世绘等出版物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深入分析这些出版物的具体内涵,重点关注它们如何塑造和影响了化妆观念,从而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化妆文化。

日本江户时期的中国法输入与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

日本江户时期和我国清朝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两国并无正式邦交,但是中日法律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这种交流主要通过日本对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和对中国法的研究而展开。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又带动了日本对中国法律的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虽然并未直接促进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式”立法,但对于幕府末年和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仿照明清律进行立法,仍旧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日本江户时期和制南蛮胴的范式转变——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为例

和制南蛮胴具足是日本江户时期传统铠甲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对于和制南蛮胴的研究多关注其形制与材料而忽略范式演变的研究。针对其范式转变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原因,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与个案研究法,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南蛮胴及亚欧铠甲藏品进行归纳比较,在回溯南蛮胴具足发展之源流后,发现其不同阶段的范式转变源自于时代语境变迁下,对外来文化习得与转化的不同方式,并在后期的批判性接纳中适时革新。通过研究表明:1)和制南蛮胴的范式转变是一个“重述变换破立”的递进发展过程;2)东西方铠甲并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系统,西方技术与东方文化交融环境下的和制南蛮胴蕴含着实验艺术品的特质;3)东亚传统铠甲文化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谱系架构,深入研究和制南蛮胴的发展对于中国乃至东亚铠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江户初期,日本社会迎来相对稳定的时代。而此时中国战乱频发、明清易代、迁界海禁,包括海商、船主、官吏、士大夫、僧侣在内的大批明末遗民东渡日本,东渡时间持续几十年,僧侣东渡甚至持续一个世纪。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传播先进的文化与科技的活动包括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佛学经义,推广科学技术和丰富日常生活等4个类别。旅日华侨华人成功传播中华文化的原因有三,一是江户时期旅日华侨华人带去的是明朝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二是兼容并蓄的思维和开放包容的胸襟,三是融入当地社会的意识。

日本江户后期的唐诗集句集及其诗学示范意义——以野村篁园《采花集》为中心

“集句诗”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创作形式,伴随中日文学交流也东传日本。日本江户后期汉诗人野村篁园的唐诗集句集《采花集》,即代表了当时集唐诗的创作热潮。《采花集》并非简单的游戏之作,而有集“四唐”之诗的意图,其成书过程中的“初稿”和“定本”体现了野村篁园反复修订完善的痕迹。它寄托了野村篁园取法唐诗、反拨宋调的诗学主张,以及教示弟子作诗方法、提炼创作范式的意图。不仅其序跋、评点承载了中日诗学交流互动的历史图景,《采花集》的诞生本身也是明清诗坛与江户诗坛相互碰撞的结果,呈现了唐诗在日本跨语言、跨文化的接受语境中派生的接受样貌。

《聊斋志异·大男》与《邂逅物语》——以妻妾易位的妒妇故事为中心

《聊斋志异》对日本文学影响深远,许多近代文豪对它进行译介和改写。日本对《聊斋志异》的改写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出版于宽政九年(1797)的“初期江户读本”《邂逅物语》就是《聊斋志异·大男》的改写作品。作为小说长篇化的尝试,《邂逅物语》对短篇小说《大男》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扩写,展现了作者云府观天步的创作意图;但另一方面,它的故事框架和行文都与《大男》十分相似,对底本依赖严重。此外,《邂逅物语》相比《大男》更进一步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反映出宽政改革对江户文学的影响。

共相与变异:“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东亚传播与视觉呈现

“西园雅集”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群体独特的文化精神、人生境界以及审美意趣,并在明清时期迎来了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典型性”文化意象开始在18世纪后期的李氏朝鲜与日本江户时代得到传播与流行。同一时期,中、日、朝三国对于“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视觉化诠释体现出“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体现了东亚文化圈的交融与互动、共相与变异。

江户中后期诗坛性灵论主导下的白居易诗歌接受

日本江户诗坛受中国明代诗学影响深远,诗坛风尚之演变亦大体相同。为抗衡荻生徂徕古文辞派,江户中后期诗风转向清新性灵,力推中晚唐诗与宋诗,白居易作为理想型诗人之一备受青睐。释六如接受白诗于温和平易诗风中而自能用熟字以出新的特色,市河宽斋倡导白居易写自我真性情的诗歌风格,尾藤二洲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则体现在“以淡为奇”论,整个江户诗坛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集中体现在这一阶段。

日本室町——江户时期的茶庭演变研究

日本室町至江户时期的近百年间,是茶庭文化的产生和大发展时期,其造园思想与禅宗、书画、茶文化相互融合,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综合的园林艺术,讲究以精神为本位,强调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简素美,为来客到达茶室之前营造顿悟的"禅机"。将日本茶道与茶庭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茶道与茶庭的产生期、发展期和兴盛期。通过对3个时期日本著名茶人设计的茶庭的对比研究,探索日本该历史时期茶庭的发展状况及造园精神的演变,寻找日本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环境下,茶道与茶庭文化中所隐藏的独特的社会审美意识、人文气息与时代精神。

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唐馆为中心

江户时期东渡赴日的唐人以从事贸易活动的唐船商人为主体,他们以唐馆为活动中心,在日本社会通过日常生活和节庆习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随唐商船同来的高僧、儒士、画家、医者等,以及具有商贸和文化交往双重身份的唐商人,他们通过更广泛的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将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透过对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构成及其在唐馆内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的梳理,更可见以人和空间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日本华侨社会形成时期考察——兼论江户初期“唐人社会”的实态

论文对学界关于日本华侨社会形成时期的既有观点进行梳理,结合社会学和华侨史的研究成果,明晰华侨社会的构成要素,并以此为指标,考辨学界关注的日本华侨社会各个时期。研究认为,日本华侨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具有断续和更新的特点,其萌芽于两宋时期,形成于日本江户初期,焕新于日本幕末开国时期。江户初期作为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期,在日本华侨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正是历史上各个阶段赴日移民的陆续侨居,为江户时代华侨在长崎汇集埋下了暗线,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人脉网络、精神寄托、经济活动和政治管理的华侨社会结构,而这样的华侨社会不断更新再造,在日本开国时期迎来新的发展。

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

江户时期 ,中国医学知识大多通过书籍传到了日本 ,其中部分书籍凭借和刻 (日本刻 )版 ,在日本普及并被广泛接受。作者对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版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分析 ,因为该方法有可能历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国医学传入和被一般社会所接受的实际情况。结果如下所述 :有传入记载的中国医书为 80 4种、1 91 7次 ,这些均为在中国流行、部头大 ,并能以高价售予日本的书籍。中国医书的和刻版为 3 1 4种、679次 ,约半数出版于江户前期 ,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单经 (白文 )本在注释本发行 4 0— 50年之后有和刻。从江户中期开始 ,随着医学的日本化和日本医书的出版增加 ,中国书的和刻版急剧减少。所有传入医书约 4 0 %有和刻版。 50年内从传入至和刻的比率高达 4 6% ,这种时间差越在江户早期越短。早在江户前期 ,和刻版中的畅销医书已经是 3卷以内的薄册 ,且大多与当时中国的流行医书或最新医书无关。另外 ,在整个江户时期 ,也有从大部头书中拔粹或摘编的现象 ,由此可窥知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据此 ,日本在江户时期 ,从自身角度接受了中国医书 ,并进而接受了中医学 ,同时加以日本化。

日本江户读本小说对中国白话小说的“翻案”——以《雨月物语·蛇之淫》与《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例

日本江户时期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卷四《蛇之淫》"翻案"于中国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但文中又明显地具有很多改写创新的成分。上田秋成正是通过背景更换、道具换用、内容更改等方法,赋予其作品日本本土化的内涵,使得作品整体上融入日本的社会风情,流露出浓郁的日本社会生活气息,从而形成其"翻案小说"的日本"国风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