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明末的中枢决策与权力格局演进:以崇祯帝“改票”为视角

明末崇祯帝在位期间,对内阁票拟意见的更改成为其理政的惯性,"改票"之举成为崇祯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崇祯帝通过对大小章奏的"改票",试图表明其在理政能力上对阁臣群体的全面超越,同时展现出对士大夫辅政的戒备与疏离。阁臣对崇祯帝"改票"的态度,经历了从试图匡救国事到完全将顺逢迎的前后变化。崇祯帝的"改票"使得原有的票拟-批红决策模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时"改票"之举也消解了内阁的辅弼职能,并为宦官参政提供了更大空间。由崇祯朝的"改票"现象向前回溯,可以勾勒出明末皇权强化的演进路径。

“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崇祯帝密旨收葬魏忠贤说考辨--兼论“甲申”政治叙事

在明清易代的甲申之年,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性谣言,“崇祯密旨收葬魏忠贤”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这个谣言并非是针对未来的预言,而是编造“绝无影响之事”,通过流行的新闻读本广为传播,以宣扬一种荒谬的史观,并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时人已指出,在甲申时事坊刻中,存在许多立意、刻意的作伪。“收葬魏忠贤”说与其他类似的纪事,皆贯穿着一个“文臣误国”的隐形主题,是由勋臣和宦官集团主导的政治叙事,反映了明末的政争在南明弘光朝发展的新特点。

崇祯指挥改历史实辨析

学界对崇祯帝在崇祯改历中作用与影响的论述尚不充分,文章考察了崇祯指导改历的历史史实,分析了崇祯在改历启动、东局的成立、西洋新法无法颁行等事件中的关键作用。崇祯为改历设定了"参合诸家"的指导方针,改历最后陷入僵局也是因为改历无法到达他设定的"务要画一"目标。崇祯改历总体上呈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皇权制约、影响了改历的全过程。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明思宗勤于政务,崇尚俭朴,即位之初即果断诛除魏忠贤阉党集团,颇得人们的赞誉。但他空有"中兴"之志,志大才疏,缺乏治国的能力,未能认识到明末社会危机的根源,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而他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又导致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灭亡,酿成了历史的悲剧。他最终便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崇祯二年毛文龙奏本探析

崇祯二年(1629年),毛文龙向崇祯帝上呈了四封奏本。分别是"为兵变万难弥息,臣命万难保全等事""为禁海改运,饥军绝粮,谨进登候旨等事""为请发敕谕以励属国、以防祸萌事"和"为三军命若悬丝,孤臣势如累卵,亟恳圣明俯赐干断以清粮饷、以活饥军事"。这四封奏本集中展现了明东江镇和朝鲜、后金三方的关系,以及以东江镇为视角的明金辽东战局。

试论明季吏治之腐败(上)

文章列举有明末造政治、经济、军事、司法诸方面的弊端,缕述吏治腐败之表现,并剖析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水到渠成地得出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为吏治之腐败的结论。本篇为文章前半部分。

崇祯朝士论困局与明末政治文化解析——以对温体仁的评价为例

明末,阁臣温体仁曾长期独得崇祯帝的信赖与任用,而与其顺遂仕途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朝野上下对其旷日持久的弹劾与抨击。崇祯君臣之间产生了持久的意见反差与话语对抗,这构成明末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士大夫话语权通过广泛议政和会推选官得以高涨,而党争因素的时隐若现,又使得士人动机和立场受到质疑,崇祯帝着意压制乃至排斥士论。在强势振作的皇帝威势之下,崇祯朝士论虽喧嚣不止,却于朝政影响乏力,这一困局反映出明朝末年皇权专制绝对性与士大夫政治话语之间的对抗态势。

从“怀旧与破旧”到“改良与复古”——《明夷待访录》另一种解读

明末清初史家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以其强有力的专制主义批判精神与鲜明的民主思想色彩而备受瞩目。但他的这些思想背后,却又隐含着一种矛盾的心理,进而使得他的很多社会治理思想显得颇具理想化与复古性,不具现实性。其中折射出他从“怀旧与破旧”到“改良与复古”的思想轨迹。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显示出黄宗羲思想意识里,既有反映时代变化的反专制民主意识,也有封建传统儒家正宗思想。而这正是其所处传统与现实相纠结的时代反映。

晚明内阁的权势再起——以分票制为中心

晚明君臣以反思张居正擅权为起点,否定了嘉隆以来首辅专决票拟的传统,导致了内阁权势衰落。直到天启年间在党争事件中产生了分票制,才改变了这一趋势。分票制改变了内阁权力运作方式,为内阁重新集权、再现“宫府一体”提供了制度便利。以此为分界点,晚明内阁的权力运作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相。分票制加强了君相的紧密联系,其运作弊病也加剧了内廷与外廷的矛盾,这反映了晚明时期“宫府一体”引发的争议与外廷对待内阁的两难态度。

论《桃花扇》中崇祯帝的形象及其文本意义

在《桃花扇》中,崇祯帝作为一位“不在场的角色”始终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发展中。分析剧本中与崇祯帝有关的十二出故事情节,并结合明末清初史料,可以发现剧本中崇祯帝勤政治国却又治理不善、悲惨无力的形象特点。崇祯帝的死亡是文本中兴亡悲剧、侯李爱情悲剧的最初原点。孔尚任以剧中人物的视角刻绘崇祯帝的形象,让其参与进文本的故事结构中,成为文本情节的推动者、兴亡之感的催化剂、文化失落的标志,具有重要的文本意义。

遗民悲歌:吴梅村与李明睿的政治参与

吴梅村自小为老师李明睿所赏识,并获其介绍给复社盟主张溥。因缘际会,吴梅村凭借个人才华与政治机缘而高中榜眼,作为主考的李明睿更因此而正式成为吴梅村的座师。在崇祯时代,朝廷内外不乏忠臣猛将,却均在内忧外患中束手无策。关键时刻,李明睿与吴梅村师生俩在南迁与核清军饷方面大胆上疏,吴梅村更冒死请求崇祯下罪己诏,可惜均未能力挽狂澜。历来有关李明睿的论述并不多,关于吴梅村的政治参与的研究也甚少,此研究或可为这对师生在甲申年间的政治参与略作补白。

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并责及李自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明崇祯十五年直省乡试加额与录取事实

崇祯十五年,明廷全面增加直省乡试中式名额,由此形成的直省解额成为该年乡试录取依循的新规。对于此次加额之数,明朝官方史籍未载,仅见于清初三家私修史籍,然异同互见。近来阅读史料发现,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乡试录有幸存世,虽是残本,但保留了全国15直省中11个直省的乡试录取信息;顺治二年,为筹备清朝定鼎北京后的首科乡试,礼部遵旨拟定科场事宜,其中"京省额数则例"是以崇祯壬午科额数题请的,完整保留了各直省于明朝最后一科乡试拟准录取的名额。根据这些关键资料,辅之其他文献,基本可以厘清崇祯十五年直省加额之数与乡试录取事实。而清朝首个京省额数则例的制定过程,则是"清承明制"的具体实践与体现。

关于“永昌大元帅印”的几点看法

永昌大元帅印,为一方在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被盗出、后被警方追回的虎钮金印。据背款所刻的制印时间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考证,这方金印应为李自成于西安称帝前夕所制,并赐予张献忠,是反映张、李两支农民军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对研究大顺政权、大西政权的政治、军事制度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明崇祯“甲戌春孟赵府造用”款龙纹盘考

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及其他国内外博物馆的明崇祯"甲戌春孟赵府造用"款龙纹盘,为崇祯时期王府用瓷之标准纪年器,其盘心龙纹样貌异于其他时代,为崇祯一朝瓷器所仅见。作者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此类盘应为晚明赵王朱慈向景德镇民窑定烧,部分盘心龙纹之画样或源自《程氏墨苑》与《方氏墨谱》二书。

明崇祯时期农业自然灾害研究

明崇祯在位时期,各地自然灾害频发,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正常农业生产。为此,统治者采取了一定的救灾举措:蠲免、赈济、改折、停征、设粥厂、修省、祈神等,减少了百姓受灾后的困苦,挽救岌岌可危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