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天赐十王”考辨

北魏道武帝天赐元年改定爵制,把先前的五等爵序压缩为王、公、侯、子四等。王爵级别最高,在政坛中也最为耀眼。当时受封王爵者共十人,是为"天赐十王"。十王的身份特点与天赐爵制的封授原则存在一定的距离,统治者尝试各种办法试图予以弥合。十王的人员结构与等级差别是北魏初年政治形势和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集中写照,也是当时宗室政策的缩影。随着北魏皇统的形成,道武帝利用王封协调权利配置格局,以顺应构建皇权制度和宗法体系的需要。

北魏前期的两次迁邺事件及其影响试探

北魏道武帝和明元帝时期,曾经两次有迁都邺城之意。经过对北魏前期这两次迁邺事件的经过、意义和影响的探讨,发现这两次迁都邺城虽然均未实现,但其从客观上反映了河北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对鲜卑拓跋氏的吸引,促使了北魏统治者对河北地区政治形势的思考,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河北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以及加快了与河北大族的合作步伐,而这一切都有力地巩固了北魏的新生政权,并为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

《魏书》关于北魏道武帝拓跋早年经历的记载虽然简约 ,但是指认明确 ,论列系统 ,有较为可靠的佐证资料 ,其价值远在《宋书》、《南齐书》及《晋书》诸书之上。本文认为 :拓跋什翼犍死于“君之乱” ,道武帝拓跋在代国灭亡后并没有迁往长安及蜀地等 ,而是一直生活在雁北地区。这些事实都有相当详实的史料根据 ,李凭先生否认这些事实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北魏道武帝引文人参政问题考实

对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魏书》、《北史》、《资治通鉴》有不同记载。通过分析三种不同记载和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是北魏政权体系的重要部分;道武帝时期,在地方官制上,北魏的刺史、太守多任用代北武人,汉族儒生、文人的比重相当小;在任命“尚书郎以下”的职能部门官员时,不仅仅囿于儒生。因此,以《魏书》、《北史》“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这样的记载和断句来理解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比《资治通鉴》中对此条史料的记载和断句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再论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答安介生先生

本文是对安介生《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一文的回答。道武帝早年曾有被迫内徙长安和流徙蜀地的经历,这个观点由周一良提出,李凭对此作了考证。周一良"部分观点前后有较大的转变"的说法并不确实。另外,安文将羌俗、儒家文化、汉文化三者混为一谈是不符合逻辑的。至于道武帝厌恶羌俗的事例,非但不是他不曾迁居长安的明证,反而说明他了解长安附近的风俗,因而有利于李凭原先的论证。

北魏道武帝感生传说中的“埋胞”之谜

在魏晋诸帝的感生神话中,北魏道武帝诞降异象中的“埋胞”具有独特性,因缺乏历史渊源而颇为难解。事实上,“埋胞”并非拓跋部独有的处理胞衣的方式,秦汉之际的汉人就已通过“埋胞”寄予婴儿聪慧、肌肤柔腻、少病长寿等祝愿。这是一种由生殖崇拜衍生出的交感巫术。胞衣被赋予保护婴儿的功能,遂演化成内亚族群信奉的“于弥女神”。“于弥”是拓跋部以胞衣为崇拜对象衍生出的自然神,鲜卑人认为婴儿出生后,肉身与灵魂互相分离,胞衣是婴儿灵魂的寄托之所,需妥善保藏。这种隐含在拓跋族群中的“于弥”信仰,直至隋初才浮现在徙居河西的拓跋部中,而代北拓跋部的“于弥”信仰传入突厥后,演化成突厥族礼敬的“乌迈女神”。道武帝诞降异象所蕴含的多重文化因子,折射出内亚大陆的文化层叠与碰撞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