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的汉朝是一个彪炳史册、震烁中外的朝代。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内改制,对外征伐,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汉武帝以其文治武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被誉为"功至著"的汉家天子,"冠于百王"的千古一帝。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历史时代的造就,也与他的才识性格和善于用人有关。

析戾太子之狱

戾大子之狱是对晚年的汉武帝身心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此一父子相惨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制”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此一事件促使双武帝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深沉的反思，从而导山治国之策由“多欲”到“无为”的回归，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论汉武帝《景星》及其文学史意义

本文运用文献考据法对汉武帝《景星》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认为《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和《宝鼎》是同一首歌诗;《景星》的主旨不是游仙,而是借颂祥瑞祈求平息水患以获丰年,反映了汉武帝对民生的关注。《景星》在内容、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以往祀神诗的陈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都很多。与史书记载突出他的军国大事不同,民间传说主要讲述他求仙和婚姻家庭方面的逸闻趣事。道士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改造,把他塑造成因放纵嗜欲而求仙失败的典型人物。汉武帝形象转变是汉魏时期盛行的天人感应说、神仙信仰以及道教对传说合目的改造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汉武帝由历史人物到传说人物再到小说人物的形象转变过程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

为了保证征伐匈奴的军队顺利通过车师一带,武帝派遣开陵侯成娩攻击车师,取得重大胜利。随后,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向汉武帝提出在轮台、渠犁实行大规模屯田,来巩固汉朝在西域的战果。汉武帝下了一道《轮台诏》,否决了此项建议。这道诏书被称为"罪己诏"或者"轮台罪己诏",意谓汉武帝在这道诏书中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勇于自责,痛改前非。我们认为,把《轮台诏》称为罪己诏是不准确的。从《轮台诏》的内容看,这是武帝针对西域有关具体问题尤其是轮台屯垦一事做出回答的诏书。在诏书中,武帝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从《轮台诏》后的政策实践看,汉朝没有由此俨武休兵,仍然执行对外积极用兵的政策,只是规模略小。同时根据形势需要也重视农业生产。从《轮台诏》变成罪己诏的历史过程看,由于班固等历史学家自觉发挥史鉴作用,《轮台诏》被赋予悔过的色彩;由于杨万里等文人在诗文中运用典故,《轮台诏》最终变成了罪己诏。

东方朔简论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传奇人物。他善吹牛而不令人讨厌,经常以幽默机智奉承拍马博取武帝欢心,既关心民瘼又直言敢谏。他一直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终生无所作为,源于自我定位的失误。他有较高的文学天才,但因囿于模仿的误区成就不高。

浅析汉武帝时期的边疆政策

汉武帝时开拓边疆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长期以来的威胁,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武帝发动一系列的战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破坏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发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不足取的。

“汉武乃立乐府”考

考西汉乐官,分为太乐、乐府二署。太乐主管宗庙之乐,隶属奉常(太常),汉初即已设立;乐府主管郊祀之 乐,隶属少府,系武帝时所置。《史记》、《汉书》有关武帝以前“乐府”活动的记载均系泛指,实际上它们均是指太乐而 言的。虽然“乐府”之名秦时已有,但西汉乐府为武帝所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实事。

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西南夷”地处边陲,其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是从汉武帝刘彻对“西南夷”经略开始 的。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的强盛,经略“西南夷”的条件日趋成熟。汉武帝通过设置郡县加强 对“西南夷”管理,同时实行“故俗治”、“毋赋税”、募兵屯垦和开凿交通干线等一系列开明的政治、 经济、文化政策,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加快了“西 南夷”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步伐。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

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西汉时期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认为,巫蛊之祸是西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尖锐的产物,不仅给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巨大影响,致使汉武帝探索治国理念付出了重大代价,同时危害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立。

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处处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概言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与董仲舒新儒学的结合以汉代政治哲学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为时代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亦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汉武帝在理论层面的政治诉求,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则与之发生了剧烈的理念冲突。最终,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为理论外衣,其践行方式则选择了与董氏新儒学观念迥异的另一条道路。

汉武帝时期的经学与政治

通过经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的官 僚选拔体系，社会秩序中的领袖力量被纳入皇朝的政治权力结构之中，由经学这样 一种明显具有文化传统色彩的政治通道而建构起的皇朝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政治合作关系中， 其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那些有着文化传统和经济势力的地方社会的领袖阶层，即地方豪族 。武帝时期经学由私家教授向官学的发展，对选官制度与汉武以后政权结构的建构是一件十 分有意义的事情。

汉武帝和后妃的情感悲歌

汉武帝和陈皇后、卫皇后、李夫人以及钩弋夫人都有过缠绵的感情,可是都以悲剧告终。陈皇后先是失宠,继而被废,郁郁而终;卫皇后因巫蛊事件被废,自杀;李夫人因病早逝,让武帝思念不已;钩弋夫人因为可能危及皇权而被武帝处死。帝王和后妃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功利性、政治问题以及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们感情上的结局,因此,汉武帝和后妃的情感故事堪称是一曲哀婉的悲歌。

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古小说中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

唐前古小说中,存在着一个以长生求仙为主题的小说系统,构成此系统的小说前后历经方士小说和道士小说两个发展阶段。作为此小说系统中最常见的人物之一,汉武帝的形象在两汉到六朝的小说本文中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演变。此文学形象的演变既形象诠释了方仙道向神仙道教演进的规律,亦集中反映出方士小说与道士小说之间的嬗递关系。

汉武帝时期的流民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论析

汉武帝统治时期,流民问题十分严重。汉武帝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严控户籍、赈济安抚、生产自救、扩大土地资源、抑制土地兼并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汉武帝解决流民问题尽管有些不足,但成效显著。汉武帝时期的流民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深刻地反映出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政治经济特色。

论汉武帝求贤诏的风范

诏是体现王权君威的最高级下行公文,讲究简洁实用。而汉武帝的诏文在作者自觉的学术化和文学化观念作用下,别具宏大之美。《文选》"诏"类所录二篇诏文均为汉武帝所作,《元光元年问贤诏》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焦虑与艺术排解;《元封五年求贤诏》取资于深广的学术资源并产生了巨大的效验。撰作于人才匮乏之际、高度肯定贤才的人格、文末对奉诏招贤的官员提出具体要求是求贤诏在颁布时间、作者倾向和诏文格式的共同特征,其个性则主要取决于作者本人的独特性格。

东夷考论

本文首先指出东夷在上古部族分布范围中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东夷历史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其次论述了周汉王朝统辖东夷地区所推行的政治措施,以及因政治地缘关系与东夷之间的交流往来,考量了郡县制与藩属朝贡制在东夷地区推行的变化与意义。再次,海外东夷之外,深入考察了淮泗东夷的渊源及徐偃王史迹的始末源流,指出徐偃王是研究周代徐国史的关键性中间环节,不容率意忽略。

重新审视董仲舒在“孝”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董仲舒用当时较为流行的五行学说释"孝",这使得作为儒家学说重要部分的"孝"对统治政策有一定影响,但并未使得西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措施,而是以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治理天下。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上对"孝"的重视是一个连续过程。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孝的顺利传播。董仲舒对孝的传播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汉武帝时期的自然灾害与荒政

西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灾害多发期,汉武帝统治时代又是整个西汉自然灾害发生次数最多的时期。自然灾害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还广泛影响到为政者的治国思想。汉武帝采取了重视农业、移民屯垦、廪贷灾民、兴修水利等积极的救荒措施,及时有效地缓和了因灾荒而造成的社会危机,维护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稳定了农业生产,同时也为后来西汉王朝的"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