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论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与佛教中国化

素食是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但汉传佛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绝对要求素食,直到梁武帝颁布《断酒肉文》,素食才成为汉传佛教教徒必须遵守的戒律。《断酒肉文》决不只是出于帝王个人的爱好,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颁布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通过对《断酒肉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具体地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梁武帝与《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的编纂

《昭明文选》的编纂可能主要是适应萧梁建国后政治教化方面“润色鸿业”的需要,但梁武帝本人的一些重学问、好策事的习尚,对《文选》的选文标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文选》一书呈现典重雅正风格的重要原因。但梁武帝的情趣、好尚又是多元的,其诗歌创作受到晋宋以来乐府民歌的重要影响,沿袭的主要是鲍照、汤惠休那种轻艳、流丽的诗风,成为宫体诗的先导。而且,这种诗风在梁代不仅不曾中断,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玉台新咏》的编纂。

梁武帝时期郊祀制度问题研究

郊祀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祭祀天地、日月、名山大川、四时百神、鬼魂祖先等各种神灵的文化传统,伴随社会发展,演化为封建社会维护皇权神圣的政治制度。一直以来,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是郊祀制度的衰落阶段,但通过考察梁武帝时期帝王亲祠和郊祀制度建设,则不尽然。梁武帝的亲祠依儒家礼经为据,走向定制:用辛、间年一郊。他亲祠还体现出儒家现实主义倾向,倚重政务。在郊祀制度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萧梁君臣引征礼经对郊祀制度进行论辩,涉及飨荐蔬果之辩、郊丘之辨、郊庙否之辩等问题,深化了儒学对制度的整合,从而使郊祀制度走向相对成熟。

梁魏浮山堰事件始末及影响

为夺回北魏所占的寿阳,梁武帝下令筑造浮山堰,计划以水代兵。结果,堰体溃决,不仅不能克敌制胜,反而造成己方重大损失。梁武帝筑造浮山堰的原因在于夺回战略要地寿阳城的紧迫感和此前水攻战术成功的经验。浮山堰的溃决使淮南地区一蹶不振,也消耗了梁朝的国力。但这并没有使梁武帝警醒,他反而更加执着于以水代攻,筑堰围城。筑寒山堰的失败间接导致了侯景之乱和梁朝的灭亡。

梁武帝民族关系思想探析

梁武帝时期是南朝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民族交往交流达到了高潮。梁武帝在与东北、北方、西北以及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和发展关系过程中,形成了主要由"大一统"、"以德怀之"及以册封为主的羁縻思想所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并在处理民族关系及外交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梁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既受雍州刺史履职经历的影响,又受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影响,还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不断升华。梁武帝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二是思想的两面性,三是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

梁武帝音乐文化活动与梁代宫体诗

从宫体诗"名"与"实"变化的政治因素、梁武帝音乐文化政策、音乐活动以及诗歌创作等方面讨论梁武帝对宫体诗内容、风格以及创作风气的影响。认为梁武帝对吴歌、西曲音乐文化的爱好、鼓吹和积极主动参与音乐文化活动、大张旗鼓地推广,是梁代宫体诗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梁武帝诗文所受汉译佛经影响

萧梁是南朝佛教发展的顶峰时期,梁武帝、沈约、王僧孺、梁武帝子简文帝萧纲等人诗文均受到汉译佛经比较大的影响,梁武帝尤具代表性。梁武帝各体诗文受汉译佛经影响表现出很大的共通性,或以佛经教义作为行文的思想基础,或依据佛经内容述说,而受影响的轻重程度并不完全等同,其部分诗、论、序受佛经影响,已偏离了汉地各自体裁的根本特征,愿文更完全是以佛经为存在基础。梁武帝及其同时代人诗文吸收佛经尚处在刚刚开始消化的不成熟阶段,但为唐及以后汉地诗文吸收佛经的成熟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慈悲道场忏法》成书考

《慈悲道场忏法》中的不少语段、词语用法等多见于梁武帝《东都发愿文》等文章,而且,书中又大量汲取了《净住子》的用语、内容与套子式行文。由此可推断:《慈悲道场忏法》应为梁武帝及其统治下的皇室成员及陈真观等人所撰或所改编。

《文心雕龙》撰成年代新考

《文心雕龙》的撰成年代,是龙学界关注的一个历史疑题。对此,我已做了三次考述,用不少证据说明,它不是撰成于南齐之世,而是萧梁之初。本文用新的证据再做考述,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新的证据就是:《正纬》篇的设立及篇中对纬书的论述。它又一次证明,《文心雕龙》撰成于梁武帝天监初年。

简论梁武帝的佛学造诣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晚年大力弘法讲论,有较高的佛学造诣。从梁武帝的佛学著作,频繁的讲经说法活动,以及他的佛学著作的遗存等方面评述他的佛学造诣,认为梁武帝宗仰大乘经典《中伦》、《百论》、《十二门论》、《禁断酒肉》之文,不仅是宗教实践,也是佛教戒律的守持与创新。他的佛学水准虽未臻精妙,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后来的佛经注疏,也常吸取梁武帝的见解。故梁武帝的佛学思想的影响不能低估。

梁武帝与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作为梁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影响深远。本文试分析梁武帝与侯景之乱的内在联系,认为侯景之乱的爆发虽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但这一偶然事件却是南北朝时期南朝腐朽士族政治必然衰败,最终被北方消灭这一历史必然的曲折反映。

再论梁武帝不认同四声说之原因

齐梁时期,沈约等人提倡四声说,这是诗歌史上的重要进程。但与沈约相识已久的梁武帝萧衍对四声说却并不认同。究其原因,一是出于对提出者沈约的反感,沈约的自大态度令武帝心怀不悦;二是四声说自身体系并不完备,且作为吟诵诗歌的学说,其与武帝崇尚音乐的诗歌喜好相左;三是作为其来源之一的佛经转读并不为武帝所接纳。诗歌越来越讲求声律的趋势并未改变,但梁武帝以一己之力为梁朝诗坛增添了曲折与变化。

梁武帝书法审美精神中的道教情怀

梁武帝雅好书法,在其书论当中,他推崇钟繇、张芝书法为"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偏爱草书"巧媚争呈""随态运奇"之姿,力倡"肥瘦相和,骨力相称"的书法中和审美观,并以"逸""妙"等审美范畴品评名家书风。梁武帝早年信道,受道教思想的熏陶,其书法审美思想中也流露出了道教的审美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