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根据律令分析和文献记载,并参证《算数书》的成书年代,《二年律令》的颁行应始于汉王二年。汉初继承秦代,推行240平方步的大亩,目的是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保证有足够的土地休耕。秦汉亩制有粗略计算的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前者主要计算“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后者主要计算耕地和“垦田”的面积。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名田宅的面积也不等于耕地和实有房屋的面积。汉初的土地制度实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荒,制定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并承认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耕地的所有权,允许继承、转让、买卖和赠送。汉初的土地制度应是土地私有,而不是土地国有。

《穆天子传》中先秦翻译史料钩沉

《穆天子传》中保存了周穆王西征的珍贵史料,其中包括翻译活动的直接记载,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翻译史具有重要意义。

“西游”的文化范式及其转换——从《穆天子传》到《西游记》

《穆天子传》所讲叙的穆王西游故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巡狩、封禅,也不是寻常的旅游、探险,是西周帝王对华夏版图以西的西部所特有的神玉源头的一种朝圣之旅。这种西游范式,铸就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华夏本土神话与宗教信念之中最重要的源头地区是充满美玉的西部神山。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发源的印度古国取代先秦神话的昆仑,成为建构新的西方想象的范型。《西游记》在此转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穆王西巡三千年祭

2008年是西周穆王西巡归来三千周年。本文主要回答有关此结论的三个问题:一、本文认为《穆天子传》是西周实录而非战国小说家的编造。二、本文赞同贵州大学张闻玉先生的观点,认为穆王西巡时间为公元前994——公元前993年。三、关于穆王西去昆仑山和归来的路线,本文认为不经河西走廊,更不在青海,而是在内蒙居延海至河套一线。

“穆天子见西王母”题材汉画像辨析

"穆天子见西王母"题材汉画像石是否存在及其判断标准一直是研究者的关注焦点。结合《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文本信息,考察这类汉画像石在构图方式上的变化,不难发现它们体现出明晰的阶段性特征。从构图方式所传达的人物关系的演变上看,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周穆王与西王母、东王公与西王母、凡夫与神女。

《列子》中无佛家思想——《列子》非伪书证据之一

大胆质疑《列子》伪书说,分析伪书说的一些重要论据,指出其诸多纰谬,认为《列子》与佛教并无关系,《列子》中无佛家思想。

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

考察孔子同时或以前的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春秋以前的舜帝传说情况,主要是:至迟在西周穆王时已有人谈论舜帝,而舜帝传说其实在周武王时已经兴盛,而且此前还隐约可考,它与舜裔的势力兴衰和世系的详略成正比关系;虞幕是有虞氏之祖,应是颛顼之后,舜帝后裔自认黄帝为高祖的铭文可作确证;舜帝已是明德圣君形象,受三代王朝尊崇,禅让说和逼篡说都未出现,但禅让说更符合传说的原貌;九疑山舜陵在春秋时已经存在,其形制为楚章华台所仿照,与《山海经》和马王堆地图相合。

发掘传统中药 延续中华文脉——为《本草经》中的木兰、溲疏、蜀羊泉正名

近现代植物学和中药学专著中的木兰、溲疏、蜀羊泉等,与《本草经》等古籍记载的植物(中药)名实不符。这种张冠李戴、冒名顶替,势必以假乱真,割断中华文脉,危及人民健康。笔者经长期研究和反复考证确认:《本草经》等古籍记载的木兰原植物,应为Magnolia sprengeriPamp.(今名武当木兰),溲疏即Lonicera fargesiiFranch.(今名黏毛忍冬),蜀羊泉实乃Solanum dulcamaraL.(今名欧白英)。另外,《白香山集》等记载的木莲,应为Manglietia insignis(Wall.)Bl.(今名红花木莲)。此文为这些失传已久的植物(中药)正名,旨在发掘传统中药,验证古本草的科学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周穆王凿空西域三千年祭

本文以时人对西周王年的研究和对《穆天子传》的研究为据,肯定了三千年前(即公元前994年),周穆王为我国历史上开通西域的第一人。文中侧重论述了《穆天子传》的内容与性质、历史文献价值,并认为《穆天子传》是周穆王西行实录,应属于历史记实散文,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

钱穆所论黄帝政治中心的考古印证

黄帝作为今天华夏民族的始祖,受到全球华人华裔的认同。但由于年代的久远,使黄帝的出生地和活动中心变的含糊不清,产生了不少的争论。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河南省新密市古城砦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今天的新密市一带正是黄帝发展壮大后所居政治中心之"轩辕丘",与钱穆先生早年的论证相吻合,而考古学上的印证对于我们进一步研讨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平十王会”调查报告

鼓乐历来以唢呐主奏,而唢呐只是明代中晚期才广泛流传。那么,唢呐出世以前,民间婚丧嫁娶奏乐所用的乐器在典籍上很难找到答案。"建平十王会"的调查,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迷。原来唢呐为主奏乐器的鼓乐形成以前,在我国北方用的是以笙管为主奏乐器的"十番"。"建平十王会"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线索,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汲冢争讼与流失简真伪之辨

《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汲冢竹书出土以来,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然迄今为止,汲冢书出土的年代、汲冢墓主及位置等若干关键性问题,仍存在着诸多无法破解的谜团。在材料并不具备、信息并不完整、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总体上先入为主地判定汲冢为战国晚期墓葬,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包括《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在内的汲冢书的写定年代,则未免显得过于绝对和武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来历不明、出土背景不清的各种流失简陆续整理出版。这些流失简的整理出版为中国古典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同时引发了关于上博简、浙大简、清华简、北大简等流失简真伪的质疑、辨伪及若干答辩和反击。从学术史视角观察,以上论辩基本上是在学术层面展开的,但论辩的性质却颇为复杂,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及思想阐释——兼与秦始皇形象的历史比较

《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的阐释,主要受道、儒两家的深刻影响,具有道儒融合、以儒补道的思想特色。与重在批判秦始皇不同,《淮南子》对秦穆公着力于积极借鉴,因此二者的政治形象及思想内涵均有差异,内在反映出《淮南子》对秦政治文化的双重汲取。对秦穆公史事的重视和阐释,使《淮南子》对待秦政治文化的历史理性,较同时期其他著作更为深刻丰富,充分展示出汉代黄老政治广阔包容的思想气度。

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与东汉中后期州制的发展

东汉的州制以建武十八年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为一标志 ,其前为州牧制 ;其后为刺史制 ,刺史基本上为监察官。但由于其机制不健全 ,加上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专权 ,刺史的事务日益繁杂 ,刺史的监察职能日益不明显。中平五年 ,东汉政府采纳刘焉的“罢刺史置州牧”建议 ,适应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需要 ,监察为主要职能的刺史转变为拥有军政等大权的州牧 ,州因此亦转化为军政单元。

西汉文景时期的粮食生产水平刍议

汉代文景之治时期,农业有所发展,社会进步。汉文帝听从晁错的建议,"除民田之租税"13年,为免除农业税开了先河。本文初步澄清当时的每亩单产、劳动力生产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全国粮食总产量等问题。还对汉代与现代的面积、计量作了比对。证明晁错所说的:"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比较切合汉代实际情况。

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

钱穆认为中国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虚君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丞相是副皇帝,御史大夫代表丞相管理和监察着皇帝。钱穆从推理及皇家片面记述文字来否认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不论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和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钱穆的观点都与秦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不相符合。黄宗羲、顾炎武、梁启超、谭嗣同、鲁迅,以及陈独秀等前代史学家、思想家所作出的中国中古社会是专制社会的历史定论,没有理由进行翻案。

明清时期“结衔五行”本《穆天子传》版本源流考论

元明以来,宋本《穆天子传》流传甚少,明代只见秦汝操绣石堂抄本和秦酉岩抄本,除了明代传抄的“结衔五行”本,清代各藏书家之间还传抄有袁寿阶和顾之逵校“影宋本”。清代袁廷梼和顾之逵所藏影宋抄本或是出自明代秦酉岩抄本,袁廷梼影宋抄本出自顾之逵所得旧抄本,近人张宗祥《铁如意馆随笔》中所著录的旧抄本《穆天子传》亦出自顾之逵、袁廷梼藏影宋抄本。从明清传抄的“结衔五行”本的荀勖序序首格式来看,秦汝操本与秦酉岩抄本似乎出自不同的版本。

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州牧制”

东汉光武帝时期,“州牧”是中央政权外派到地方的官员,同时兼具中央和地方两种性质,这时的“州”并不是一级政区。虽然汉廷对各州牧的控制力度不一,但这个时期的“州牧”基本上能起到“拱卫中央”和“镇抚地方”的双重作用,即“州牧制”适应了光武帝统一战争的需要。建武十二年,在地方不稳定的情况下,改革“州牧制”可能会使局面更加恶化,同时这也不符合光武帝“谨慎务实”的处事风格。直至建武十八年,东汉政权平稳过渡之后,地方权力极大的“州牧制”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求相冲突,这最终促使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

《穆天子传》的域外研究及其与本土研究的相互影响

《穆天子传》的域外研究,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自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前半期为缓慢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域外研究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文化阐释的失效。二是文化阐释的失态。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本土学者对《穆天子传》的研究重点由种族民族、史地问题逐渐地转向了对于《穆天子传》文学文化价值的探讨,域外的《穆天子传》研究不仅与之相呼应,而且往往能够不断地切入新的视角,呈现出有效的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可喜局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穆天子传》作为虚构文学作品的性质似乎随着研究史的发展而越见重视;二是跨学科研究的新方法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