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官方的所有权形态——以汉简为考察对象

在汉初律简中,"县官"一词源于天子之意,与汉初地方行政体系的铺开密不可分,将其冠以财物之前,便代表了汉代最广泛的官方所有权;"官"作为官有权的补充标识被载入汉初律法,但却广泛应用于其他汉简文书之中,亦成为官方所有权的主要标识;"乘舆"取天子尊意,强调皇室财产的专有权;另汉初律简中明确地将"皇帝"冠于玺印之前,用以标识皇权的至高无上,是秦汉以来玺印之制收归皇室的集中体现。

汉代“天子三玺”在外交中的应用

"天子三玺"是中国古代外交专用印玺,汉代是这一用玺制度的奠基时期,但汉代有关载籍对其具体的应用,记载不一,颇为紊乱。本文试从与之相对应的"皇帝三玺",以及后代的"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的行用中,推论汉代"天子三玺"的应用,厘清了相关记载的是非得失,得出"天子之玺"用于外交文书,"天子行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信玺"用于调发外国兵的结论。

宋真宗时期的神异流言——以天书事件和帽妖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真宗时期各种神异流言甚嚣尘上,社会风云更加激荡。祥符年间的天书事件是神道设教的需要和产物,是一出自上而下荒诞不经的闹剧;而天禧年间的帽妖流言则是一起自下而上危及统治的重大事件。统治者炮制天书及流言,止息帽妖流言,表面上看似明显不同,实际上都是从其既有立场和利益出发,维护和巩固其既有统治的一体两面。

试说西汉刘贺“废帝”称号

近来研究多称刘贺为"废帝",但检讨发现,称刘贺为"废帝"并不具有正当性。对照西汉废黜少帝及预谋废黜昭帝、宣帝的文献中"废帝"类用语,刘贺被废则称"废王"等,未见用"废帝"类词语,表明刘贺身份不同于皇帝。汉代继体即位礼仪由即天子位和即皇帝位二阶段组成,参照文帝即位仪式流程,刘贺"受玺"是"即天子位"仪式,并未完成"即皇帝位谒高庙"仪式,不具有皇帝身份。因此,在皇太后与霍光等大臣眼中还是"王"的身份,故称刘贺为"废帝"一说有误。

颇罗鼐封号和用印考实

颇罗鼐先是从蒙古和硕特汗王获得金字使者、比齐台吉称号,后又被清朝中央政府赐封札萨克台吉、孜本、噶伦、贝子、贝勒、郡王等称号。颇罗鼐的印章文字包括汉文、满文、藏文、八思巴字和图纹等类,其中汉、藏、满的三语合璧印章是由清廷颁授,其他的八思巴字印、汉字印和图纹印都是由西藏地方自主制作。这些印章的使用特点可按照其来源分作清廷封授印和西藏地方自制印两大体系,它们在使用对象、钤盖载体和文告起首语称谓等方面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具体来说,朝廷封印的使用场合和等级都要高于西藏地方自制印章。

西夏大阿阇梨帝师官印考释

据西夏文献史籍记载,西夏佛僧有上师、帝师等封号。西夏大阿阇梨帝师(大上师帝师)官印极为难得,并首次以实物佐证了西夏帝师官职的存在。对西夏大阿阇梨帝师(大上师帝师)官印印文的识读和印的材质、镂雕、鎏金、工艺制作等问题进行分析、考释,对于后世的相关研究大有裨益。

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要塞遗址(汉受降城)的考古发掘及西汉时期外部防御相关问题研究

2009年,由俄罗斯和蒙古国考古学家组成的'中央亚细亚'联合科考队在领队A.A.科瓦列夫和D.额尔敦巴特尔的带领下,对位于蒙古国南戈壁省瑙木冈苏木的巴彦布拉格(Bayanbulag)西汉要塞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围绕遗址的三个地点展开:1号发掘地点,发现有大量中国古代士兵的遗骸;2号发掘地点。

秦代官印制度考述

秦代官印制度由法律条文、皇帝玺印制度、官员用印制度和管理机构四部分组成,具有完整且灵活的特点。其完整性体现在严密的法律条文、规范的制度建设和专门的管理机构上,而在允许以私印行公事和“假官”用印的层面来看,又体现出其灵活的一面。

罗学旦与《万寿生生图》

在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途中,原任四川蓬溪知县罗学旦进献了《万寿生生图》。该书共书写不同字体的寿字1万个,表达祝福皇帝万寿无疆的美好寓意。乾隆皇帝非常喜爱此书,对其重新进行了装裱,并钤盖了乾隆御览之宝印。而罗学旦本人亦得以官复原职,且在其后迭次利用这一进献方法来为其免罪。该书反映了当时极高的书法技艺,亦折显出当时的官场风气。

八思巴遗宝“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考

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珍藏的蒙古汗国时期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虽然是复制品,但其仍属不可多见的国宝。通过多方对比、排查,该印的主人应当是推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曾任国师,后升任元王朝首任帝师的著名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

宋徽宗“双龙印”图形考辨

北宋徽宗的书画收藏印章中,有两款重要的图形印,一方一圆,钤盖在徽宗收藏过的传世书画作品中,历代画学文献将其著录为徽宗“双龙印”。本文通过文献考索,梳理其“双龙”名称的由来,并结合同时期物质文化相关图像的考辨,认为该印面所刻并非“双龙”,而应是“龙虎”图形。宋徽宗采用龙虎图形入印,体现了其独特的宗教信仰、金石学兴趣与书画鉴藏观念。对于徽宗图形印的释读,也提示出图像与文献相互关系的重要性。

汉满三十二体篆书《御制盛京赋》的影响及其对中国书法史重构的启示

乾隆八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创作了著名的《御制盛京赋》。为传播此赋,他下令创制了汉满三十二体篆书,使清代出版业在许多领域出现了创新与突破;汉满三十二体篆书《御制盛京赋》在文化交流及外交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书法史重构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乾隆皇帝与杂体篆

大量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杂体篆渊源甚早,但由于其起源上的伪托成分和过强的装饰性,多流行于民间,长期以来在主流士人阶层中并不受重视。乾隆皇帝在其统治阶段的前期对于汉文化中的杂体篆颇感兴趣,并依样创制了满文杂体篆,以作为开展文教、创建礼制的表现之一。但随着学问造诣的进步,他对杂体篆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本文试图通过乾隆皇帝早期对杂体篆的兴趣、应用和观念,及其统治中后期对杂体篆认识的改变,揭示出乾隆皇帝对杂体篆认识转变的内在原因,以及该书体在乾隆朝使用范围的变化。

论宋神宗朝“朝廷钱物”的封桩与征调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宋廷对财政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方面调整,通过出卖铜铅监场、牧监等方式,储存了大量钱物,由朝廷支配用度,是为“朝廷封桩钱物”。至于常平、免役等新法收入,起初多用于青苗借贷、供给吏禄等特定支费,并未纳入朝廷封桩范畴,直到熙宁八年以后,宋廷方才定额起发这部分钱物,并于元丰年间专设库藏封桩。两类钱物管理方式的差异,反映出王安石与宋神宗“理财”理念与实践的分歧:前者意图“开合敛散”以抑兼并、养吏士,后者则视其为“富国强兵”的基础。随着新政逐渐由神宗主导,新法钱物的用途与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北宋末年,部分臣僚认为“朝廷钱物”的封桩与征调,破坏了祖宗之法,并将其归咎于王安石,未必属实。

再论《步辇图》为阎立本真迹

本文为作者继《我观〈步辇图〉》后之"再论"。《步辇图》卷为故宫博物院珍藏,是唐代阎立本流传有绪的重要作品,但长期以来,对该卷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就此再次加以讨论。作者将《步辇图》与《历代帝王图》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是性质和功能不同的两类作品,《历代帝王图》是有关十三位古帝王的次第选像,而《步辇图》是由人物和情节构成的史诗性画卷。为了进一步考订《步辇图》为阎立本的真迹,作者详细论述了有关此卷收藏的全过程,并进一步认定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正是源自《宣和画谱》著录过的御府所藏的唯一真本。

清王朝覆亡的文物见证

1911年,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了清帝退位诏书、清朝传位玉玺及清朝的龙旗等一组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文物,共同见证着100年前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本文拟结合历史背景对这一组文物的内涵、影响及流传经过等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