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的外交努力及东亚新格局

东亚或东亚文化圈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为基轴形成的,是中国传统“天下”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宋朝上承唐末五代割据之局而与诸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原来的“中华世界秩序”受到重大影响。其间个别统治者尤其是神宗出于构建统治合法性、恢复汉唐盛世的目的,努力推动与高丽、日本的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亚呈现出新的国家关系框架雏形,转向“东亚世界秩序”或“东亚国际秩序”。这一框架是以平等为内核,以新型国家关系为内容,以民间交流、经济文化交流为特点的。10—13世纪东亚呈现的这一共时秩序,也是三个传统国家所要经历的历史阶段的历史秩序。当这一历史秩序成为历史时,东亚文化圈就由旧系统演成新系统。

军事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机构与高层财政区划——以北宋神宗时期的熙河路为例

北宋神宗年间,为配合西北拓边,实现对熙河的有效财政管理,并解决兵财分离模式的低效问题,熙河路出现兵财合一的官司并逐渐成为独立高层财政区划。一旦熙河趋于稳定,军事背景削弱,该趋势便明显逆向发展:各司分离,权力界限清晰,熙河重归陕西高层财政区划。军事背景下,北宋尝试通过地方高层机构军事与财政职能的融合及高层财政区划调整解决熙河财政困局,但中央对地方兵财合一后失控风险的忧虑使此过程充满反复。此外,熙河地方财政机构在本司收支平衡考量下侵夺中央财权反映了军事财政压力下央地财政关系的另一种取向。

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明万历中后期君臣冲突新探——以驸马冉兴让受辱事件为中心

万历四十年九月,寿宁公主驸马冉兴让先在府中被管家婆梁盈女、宦官彭进朝等人所辱,次日凌晨入朝时又被梁、彭等人于东安门内殴打。一时之间,举朝哗然。朝中大臣纷纷上疏陈情,请求重处有罪之人、维护法制公正。但神宗最后却惩处了驸马及其家人,对涉事内臣及管家婆则几无处罚。公主求情亦不能奏效。看似奇怪的处置背后隐含着万历中后期君臣冲突日趋尖锐的现实。众臣上书虽各有侧重,但都表达了惜名分、重法度的核心诉求。神宗听信宦官一面之词,不为爱女主持公道,既是“皇帝—宦官”模式的惯性操作,也是以私胜公的皇帝与以纲常名教为坚守的士大夫之间的对抗。尽管皇帝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一时之胜,但此后国体陵夷、人情壅塞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明万历中后期,以言官为首的官僚集团兴起了一股批判明神宗的风潮。其根本缘由,首先是神宗君德严重缺失,其次在于言官勇于以道事君。在深层次上,这种批判也是该时期政局危殆、皇权变异并衰落以及士风日下、部分言官沽名钓誉等社会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种批判并未摆脱传统的“尊君—罪君”的政治评判模式,但它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先导和重要的思想资源。

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再议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引发了北宋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分裂。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这一角度来剖析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宋神宗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曾布之所为,很大部分是在迎合宋神宗的意愿。而根究市易务违法案作为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充分暴露了新党内部的固有的矛盾。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以《上神宗皇帝书》为中心

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在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运动中,苏轼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政治斗争之中。要搞清楚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的、具体的态度,必须尽量淡化苏轼身上的党派标签,从其具体言行中寻找答案。熙宁二年四月的《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却注定了苏轼在北宋党争政治中的坎坷命运。

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

万历年间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万历与廷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整个事件由廷臣温和的建议开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谣言四起,最后借助太后的力量得以解决,按祖制皇长子朱常洵被册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洛受封福王。争国本是认识明朝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

万历矿税大兴对官员的残害及其影响

明神宗万历矿税大兴期间肆意残害各级官员 ,导致了明王朝统治机构的痪散、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 ,扰乱了边疆。

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质疑

宋朝于熙宁八年十二月颁布的《讨交趾敕榜》,向来被认定为时任首相的王安石亲笔"自作"。但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最早与唯一的史源,只是王安石政敌司马光所作之《涑水记闻》,又显然与宋代内制皆由翰林学士等词臣草拟的制度不合。更为重要的是,榜文以彗星天变来咒诅交趾的核心内容,不仅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素来主张、"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一以贯之的思想势若冰炭;特别是与其在当年十月末答宋神宗手诏札子当中,王安石具体所论的该次彗星等天变"不足信"完全牴牾。其实是司马光等旧党以讹传讹甚至有意编造出来的"谤言谤语",目的在于丑化王安石,并非真为事实。《讨交趾敕榜》应是宋神宗本人授意词臣所作,当从王安石文集当中予以删除。

论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

自古明王圣主,莫不以尊师重道为标榜自己。自宋太祖起,宋代皇帝对自己的潜邸出身官员都有着不同于其他臣僚的亲厚和信赖。这些“帝师们”在朝廷上为臣僚,在藩邸、东宫则为师傅。囿于他们的双重身份,新老两任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异于其他官员。宋神宗被誉为“北宋除太祖以外唯一励精图治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大有为”,致力于改变宋廷“积弊”,且矢志不渝。宋神宗的潜邸出身官员被其视为“忠臣”,并与王安石及其变法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神宗朝的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探究历史上的变法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建功新时代提供文化滋养。

元丰时代的皇帝、官僚与百姓——以“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为中心的讨论

北宋后期新旧党争激烈,但在否定"京东铁马、福建茶盐"这一问题上新旧党却存在着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共识。元丰时期吴居厚、霍翔等在京东路推行了榷盐、榷铁、铸钱、保马等政策;蹇周辅、王子京等人在东南地区推行了新的盐法和茶法。这些政策以扩大国家垄断和强化征敛为主要特征,为宋神宗的持续拓边战略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但也激起了当地严重的民怨。京东、福建等地成为了新法的重灾区。神宗驾崩之后,旧党尚未还朝之时,蔡确、章惇等新党就已经着手解决"京东铁马、福建茶盐"的问题。朝廷先后因此而贬黜的相关官员近二十人。这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旧党对新党的政治报复。"京东铁马、福建茶盐"反映出元丰时期神宗独揽权纲的背景下掊克之吏竞相涌现的局面,折射出当时严重的政治生态危机和民生危机。

浅议明神宗在张居正改革中的作用

张居正为明代杰出的内阁首辅,在嘉靖、隆庆二朝,他针砭时弊,励志改革,但都未能引起皇帝重视,万历初年,他升任内阁首辅,神宗年幼这一特殊环境给张居正一个施展才略的机会,神宗委大柄于居正,对居正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张居正得以推行改革。但是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遭到明神宗清算,万历新政因此毁于一旦,神宗对张居正改革给予了很大支持,但万历新政也断送于他手中。

韩国人对陈璘的回忆机制:神宗皇帝八赐品

壬辰倭乱期间(1592-1598),陈璘受命率部进入朝鲜半岛抗倭,与朝鲜名将李舜臣紧密合作,取得平定倭寇的赫赫战功。陈璘回国后,在李舜臣军营里发现一些物品,即所谓"八赐品",现被指定为国家级宝物。韩国人认为,八赐品是陈璘建议神宗皇帝而下赐给李舜臣的礼品。八赐品给李舜臣的生平带来光环,也激发了当今韩国人的自信。近几十年来,韩国文化界对李舜臣的追慕日益加深,对八赐品的关注度很高,神宗皇帝八赐品构成当今韩国人对陈璘的回忆机制。

论北宋采珠业的发展

北宋时期,以捕捞珍珠为主的采珠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前期,宋太祖以“敦本抑末”为由,对采珠业的发展加以限制,禁止私人采集珍珠。仁宗时期,政府出台禁令,禁止非命妇之家佩戴装饰珍珠,继续对采珠业进行限制。北宋中期,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宋神宗对采珠业实行宽松政策,恢复私人采珠业,并对其加以管理,收取赋税。宋哲宗废除仁宗禁令,允许百姓佩戴装饰及采集珍珠。这些政策使得北宋采珠业得到了发展,也为北宋后期奢侈之风的盛行埋下了伏笔。

忧国爱民 正直廉洁——明代杰出的政治家、贤相叶向高

本文以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为背景,全面阐明了在万历和天启期间两次出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朱氏王朝,倾尽所能,大力倡议革旧鼎新,废除弊政,励精图治的政治主张和理政思想;并论述了叶向高同情民间疾苦,关心黎民百姓,以民为本的风范及爱国爱乡的情怀;也论述了叶向高匡扶正义,勇敢坚定地与作恶多端的宦官坚决的斗争行为。论证了叶向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眼光、有胆量的改革家、政治家,也是一个得到后人怀念的"良相"。

浅析宋神宗时期对北江地区的治理

受地理环境和“守内虚外”政策的影响,北宋前期的统治者大多无暇顾及对北江地区的治理。宋神宗即位后,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在政治上,“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在经济上,建城置寨,修筑道路;在军事上,组建义军,维护安定。总体而言,神宗时期对北江地区的治理是较为成功的,给北宋朝廷和北江地区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论宋神宗熙宁年间的两次诏求直言

宋神宗于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和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两次下诏求言,表面看来是为应对天灾安定民心,实则加剧了围绕王安石所主导新法的政治斗争。两次求言伴随着王安石前后两次罢相,是宋神宗时期新旧两党斗争的重要节点,既反映了宋神宗对新法微妙的态度,又反映了宋神宗异论相搅的统治术,这对熙丰时期乃至以后的政局演变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天变或足畏:熙宁政局与王安石的灾异观

王安石的灾异观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深刻反映了熙宁年间政治局势的变迁。在熙宁变法之前,王安石的灾异观相对传统,与政治的联系也相对薄弱。随着变法派势力的逐步发展,王安石的灾异观在理论上逐步深化,渐渐将天与人分离开来,但天与人依然保持着宏观联系。变法优势得以巩固后,王安石的灾异观成为政治的附庸,并根据具体政治事件的需要选取或强调联系、或强调分离的灾异观内容。王安石的灾异观是政治与思想两大场域交织的产物,政治在其中的影响随宋神宗的成熟而逐步增强,整个演化过程折射出了变法派内部的斗争与合作,更反映了熙宁政局的内在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