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朝崇苏文风之形成与苏文的传播

孝宗朝由于孝宗皇帝崇苏轼“立天下之大节”,雄视百代,为“一代文章之宗”,故多方推广苏轼文学,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太学文风,也提升了士人尊苏崇苏的热度。孝宗朝将苏轼文学传播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得“淳熙中,崇苏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同时,也为元明清三代以至于今日的苏轼文学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孝宗朝的崇苏又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延及世人对三苏家教家风的更多关注与研究。

龙朔元年苏定方东征高句丽失利原因再探

唐朝在取得百济作为南线军事基地后,龙朔元年唐高宗命苏定方率三十五军与新罗联合南北夹攻高句丽,虽围其都城平壤达半年之久,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究其失利的原因,主要有4点:一是唐百济留守军陷入困境,对苏定方之大唐远征军难以形成有效配合;二是高句丽王廷无内讧,苏定方无机可乘;三是唐朝国内铁勒叛乱的突发事件,阻挠了唐高宗南北夹击高句丽战略的顺利实施;四是进入夏历十二月后,大唐远征军因饥寒交迫而导致最终失利。

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在1992年9月以后,对燕山南北地区文明发展较早而衰败亦较早的原因、传说的五帝时代事迹的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古国、对"五胡乱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结合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的思考,于1993年11月形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的三种类型(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的认识,于1994年1月写成《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标志着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其中,红山文化后期进入古国阶段、是否确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这两个问题尚待研究证实。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以及围绕这些学术弘论的产生而展开的各种探索与研究过程本身,是1986年以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

论苏轼对宋高宗朝贬谪诗人的影响

贬谪诗人的大量出现是宋高宗朝突出的政治现象和文学现象。这一时期贬谪诗人达观心态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苏轼在面对贬谪生涯时所表现出来的超脱旷达为他们树立了积极的榜样。苏轼的这种典范作用落实到诗人贬谪时期的诗歌创作上,主要表现为"东坡素材"诗歌的创作及和陶诗、和苏诗的写作。

从文素臣形象设定看“素臣是孔子”

《野叟曝言》写文素臣身世、禀赋、名字等均有取于孔子,其形象设定为全书描写"素臣是孔子"的基础。"素臣是孔子"一是表明这一形象的塑造虽不免作者自身的影子与幻想在,但总体上是就孔子与孔子之道所作的演义;二是本书所写是就孔子当时作为素王不得行其道的翻案文章,乃为圣人得时有位平治天下的想象之辞,是清中叶世衰而又理学泛滥的产物;三是秦汉以降,孔子形象便不时以各种形式与面目入于小说,但以如此规模大书,写唯一中心人物而公然模拟影射于孔子,仅《野叟曝言》一书而已,从而这一人物形象独具一格。

朝鲜半岛诗歌中的金首露王陵及其发展历史

据13世纪的《三国遗事》记载,金首露王是朝鲜半岛南端伽耶国的开国君王,从公元1世纪开始后人一直都在祭祀王陵。但根据诸多诗文的记载来看,13世纪到15世纪后期之前,首露王陵一直都是荒陵。15世纪后期开始,金首露王的后人开始祭祀金首露王陵,并将其作为开国君王的陵墓,但实际上金首露王陵的墓主是何人,并不明确。

考“■”

从《黄帝内经·素问》中"■"字入手,考证""在中医古典文献中的具体应用,认为《素问》之"■",《灵枢》之"悗"、《针灸甲乙经》之"闷"三字可通也。"■"、"鞔"、"悗"、"免心"等4字是乃"声训"而俱读"免声","懑"、"闷"亦读"莫困切"而"满"则为"懑"字之借用。最后,总结出"■"、"鞔"、"悗"、"免心""懑"、"闷"、"满"形虽有七,而其义则一也,为"■"字的古今鉴别提供了依据。

苏颖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举要

研究总结苏颖教授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苏颖教授遵《黄帝内经》之旨,重视整体辨治,应时气病证之需,活用三因司天方;承方证相应之义,善用经方加减;秉气机升降之理,调治临床杂证。苏颖教授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充分体现了中医经典指导临床的实用价值,值得深入学习及研究。

唐代剑南西川分立原因探析

本文从安史之乱以后,玄宗、肃宗父子间争权夺位这一角度论述了西川从原剑南节度分立之原因。玄宗肃宗父子斗争的结果,是肃宗取得主动权,从而直接促成了剑南分立为东西二川。

仁和寺本《黄帝内经太素》的文献价值

作为日本国宝的仁和寺本《黄帝内经太素》，１９８１年影印出版前，其原书在我国从未得见。而其保存了丹波赖基１１６６～１１６８年的手抄真迹，能反映《太素》旧貌，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从补《太素》通行本之缺佚、正《太素》通行本之谬误、断《太素》校注之是非、供《太素》研究之史料等方面，评述了仁和寺本所具有的早、全、真特点的文献价值。

中国五帝史研究综述

这里说的五帝时代,指的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生活的时代。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从汉代到今天一直备受人们重视。西汉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南宋罗泌的《路史》,是中国封建时期五帝时代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初,中国史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五帝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层累的古史观",认为司马迁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商周到秦汉时期的学者如积薪般累积起来的,是伪造的,不可靠的。"古史辨派"打破了人们对五帝时代历史的传统认识,中国学者在废墟的基础上开始了艰难的五帝史重建工作,至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里,五帝史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神话学、环境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为科学的五帝史系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肃顺与戊午科场案考论

戊午科场舞弊案并非肃顺罗织的冤狱 ,案情的处理是同当时的战时环境及清朝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的。处死主考官大学士柏 俊艹 是肃顺推行重典治国策略的重要步骤 ,既整饬了吏治、打击了政敌 ,又为他实施重用汉臣的政策扫清了障碍。戊午科场案对咸同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五帝史研究综述

这里说的五帝时代,指的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生活的时代。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从汉代到今天一直备受人们重视。西汉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南宋罗泌的《路史》,是中国封建时代五帝时代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初,中国史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五帝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层累的古史观",认为司马迁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商周到秦汉时期的学者如积薪般累积起来的,是伪造的,不可靠的。"古史辨派"打破了人们对五帝时代历史的传统认识,在废墟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了艰难的五帝史重建工作,至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里,五帝史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神话学、环境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为科学的五帝史系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北庭西海县新考

北庭西海县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及两件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记载,此前学者推测北庭曾新设西海县,其位置可能在今玛纳斯河等地。实际上宝应元年(762)出现的西海县很可能是蒲类县改名而来,首先《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西海县却没有蒲类县;其次蒲类海作为天山北麓的著名湖泊,在唐代本身就可以称为西海;再次从安史之乱平定前后的军政形势看,唐朝没有在北庭以西设立西海县的动机,西海县在北庭以东的蒲类更合适;最后宝应元年前后西北边疆的县名改易是一个普遍现象,可能与西北杨志烈等节度使与肃宗关系密切并迎合其进行复古改制有关。综合各种信息来看,西海县就是蒲类县,只是在宝应元年前后改名。

精神信念与知识分子宿命——苏轼“尊主泽民”思想浅谈

苏轼思想发展经历了积极用世、理想受挫、醒悟深思、冷静归隐、愤激超然五个阶段,一生信奉儒家"尊主泽民"思想。不论在政治生涯中得意与否,他也不改初衷,表现出一个正直的封建地主阶级文人身上的那种忠君、为国、爱民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对封建统治的反思。

从《我的帝王生涯》的叙事风格看其新历史主义色彩

作为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性作家,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以迥异于传统历史主义小说的超验虚构的创作手法和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描述了古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和道德的缺失。碎片化的历史虚构、第一人称的认知视角和审丑的美学思想,都使这部作品充满浓厚的新历史主义色彩。

窥探苏洵的《上皇帝书》精神内涵

苏洵《上皇帝书》从表面上看仅针对朝政缺失提出十项政治改革意见,但穿越表面,可以窥探到苏洵精神层面上诸多宝贵的积极因素。

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

曹魏至西晋的郊礼重构是中古礼制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曹魏郊礼由魏明帝下诏制定,西晋郊礼则是世家大族统治者为了再造理想社会所撰《新礼》的组成部分。西晋郊礼与曹魏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曹魏依从郑玄说,《新礼》则依从王肃说。此外,曹魏为了施行“先祖配天”还进行了祖先系谱的重构。曹魏、西晋郊礼对郑玄、王肃说的择从以及西晋雅乐的重构,说明中古早期的国家礼制在整体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不断调适。西晋灭亡并没有使重构礼典的传统消失,后来建立的王朝仍在继续进行重构礼典的实践。

诠释与重构:知识史视角下魏晋至隋唐五帝祭祀的发展

中古时期的郊祀礼说与礼制,是作为一套整体性的知识,在诠释与重构中不断发展的。郑玄、王肃的郊祀理论,为五帝的身份提供了儒学学理上的说明,建立了天—五帝—众神的三级神祇结构。魏晋隋唐君臣对郑、王天说的理解与取用是片面化的。在南朝的郊祀礼制中,郑说与王说被化约为将五帝等同于昊天的“六天说”与将五帝等同于众神的“一天说”,分别应用于明堂、迎气、雩祀之礼与南郊祭天礼之中,但这一做法难以处理郊坛上的五帝神位。隋唐的郊祀制度吸收北朝的郊丘分立之制以及南朝的五精帝祭祀体系,有意识地调整五帝的祭祀地位。最终《开元礼》折衷前代礼说与礼制,确认了五帝作为天佐与帝君的两重身份,建立起昊天—五帝—众神的祭祀结构。这一祭祀体系虽然与郑玄、王肃的理论十分接近,但其本身并不直接来源于郑、王礼说,而是礼学与礼制经过反复的诠释与重构的产物。

重审《素问》王冰次注的新视角及新发现

王冰的“次注”包括2方面:其一,经文的注释,重在医道的阐发和概念术语的精解,对针灸相关经文的注解尤显功力,多有卓见,对宋代及宋以后的针灸文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二,经文的改编,可大致分为2类:出于“昭彰圣旨,敷畅玄言”目的的改编;出于“以经注我”之改编。其中第2类改编中的补文王冰刻意掩饰,未按其自定补文体例“朱书其文”。运气“七篇大论”王冰自编自注的可能性最大,是其改编《素问》的一颗重要棋子。不论是从历史还是逻辑的维度考量,王冰对《素问》大尺度的改编都是过远大于功,特别是其刻意掩饰的第2类改编对后人产生的蒙蔽和误导至今仍多不为人所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