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研究——北朝时期的三个洞窟和隋开皇元年“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摩崖大佛

开河寺石窟现存三个北朝洞窟和一尊隋初的摩崖大佛。三个洞窟最早的铭文为东魏武定五年(547),摩崖大佛铭文为隋开皇元年(581),大佛旁台座铭文为北魏永平三年(510)。这表明从北魏到隋朝,当地佛教徒持续在此造营供奉。笔者考察了造像及铭文,发现了另一尊摩崖大佛的痕迹,认为铭文中的“镇国王”是指隋文帝,“双丈八”最初应是双像弥勒佛,敬奉“二圣”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此外,据豆卢通及其子僧奴有关资料,“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文极有可能是在隋开皇八年(588)之后题刻的。

汉代牛酒赐予现象新论

汉文帝即位伊始,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开始将民爵与牛酒一同赐予百姓。统治者在赐民爵的同时举行饮酒礼,以期厘定新的等级秩序。汉武帝在位时期,通过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并扩大了牧场面积,为汉王朝的畜牧业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宣元之际,这些被俘获的牲畜很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牲畜老病问题。因此统治者进行了高频率的牛酒赐予。王莽时期为了与汉王朝划清界限曾一改牛酒赐予故事,对民众赐予羊酒。东汉以降,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统治者再也没有能力进行频繁且大规模的牛酒赐予。

汉画黄帝图像与汉代的黄帝崇拜

汉画中的黄帝图像,从画像内容来看,主要分为黄帝画像、黄帝升仙图、黄帝出行图和黄帝四神像。从刻画人物形象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了黄帝帝王之尊的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神化的黄帝形象,主要刻画为熊首人身的人兽混合的形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崇拜的热潮已经在社会上兴起,但先秦时期对黄帝的尊崇仅限于传说故事。西汉时期,黄老之学盛行,黄帝被作为远古圣明的君主进行效法和祠祀;东汉时期,随着谶纬的兴起和原始道教的形成,黄帝被神化和仙化,成为道教的主要神祇而广受膜拜。汉画中把黄帝刻画为熊首人身的形象,既与黄帝部落熊的图腾信仰有关,也与熊的特殊习性和对熊的力量和生殖崇拜与辟邪习俗有关,更是与汉代把黄帝神仙化的艺术表现密切相关,彰显了汉代对黄帝的崇拜和审美意识。

汉“貌宫”名考

陕西澄城县良周秦汉宫殿遗址的“貌宫”之名与汉武帝庙的营建有重要关联。根据遗址周边与汉相关的地理环境及标志性建筑,以及“庙”“貌”的古义关联,再结合对方志文献、碑文与其他实地走访信息综合推断,“貌宫”之名始于汉宣帝诏令各郡国建立武帝庙后,其名称来源于汉武帝庙与该离宫的相对位置,最初的汉武帝庙可能与该宫殿邻近或与之同为一个宫苑空间整体。

论张纯的学术特色及其对光武朝制礼活动的影响

张纯传习汉代旧制,却具有扎实的经学基础,在光武朝的制礼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纯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对西汉旧制的继承与学习,对经说之外其他来源的古文材料的重视,以及他独特地将经说与汉制相互结合的能力。而张纯学术特点的形成,不仅来源于其学习领域的广博,也是汉代通议、协商制礼的政治习惯的产物。尽管张纯最终未能直接参与到中元制礼的实践过程中,但他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影响力为整个制礼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光武朝制礼运动中起到主导与推动作用。

隋文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及策略

在实现南北统一的背景下,隋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民众对新王朝的认同及对新秩序的遵守。隋文帝主要采取了以下巩固新政权的措施及策略:首先,大力宣传帝位合法性并实行民本政策,增强人们对隋政权的认同;其次,严格官员选拔和征集各方面人才,保障政治清明;再次,加强监管,强化中央政府权威,确保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加强了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绛灌殊途:文帝初年君臣关系中的武将群体

西汉前期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大批因军功而封爵的列侯。“诸吕之乱”和迎立代王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1)已经打破了高祖时期的政治平衡,其势力渐渐壮大,这势必会对新君即位之后的君臣关系产生影响。文帝登基之后,本着“军功阶层本位”的原则,对武将群体进行调整,对周勃进行打压,同时在军功阶层中拔擢灌婴、陈武等武将力量。至此,高吕时代的功臣集团独大局面即将结束,一种君主臣辅、互利互用的君臣利益共同体已经建立。

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西王母东王公·天帝出行汉画像石考释

南阳师范学院博物馆现藏一方西王母东王公·天帝出行的汉画像石。西王母东王公与天帝出行合刻一块画像石上的画像就目前而言该石为所仅见。该画像石东王公戴胜,在汉画中较为少见。画像石的时代据考证为东汉早期。画像石构图布局紧凑,雕刻线条粗犷,并采用散点透视法,增强了视觉效果,是南阳汉画中少见的复合图案画像石,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

集议是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对主题性话语的讨论。这时集议程序就变成了一个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便是“尊君卑臣”。秦朝集议无处不显现出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试图建立的乃是绝对的专制皇权。汉初统治者则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将“礼”大规模引入集议中,突出“皇帝之贵”,侧重的是君臣之间等级区别和身份高低。

论东汉外戚封侯

东汉外戚封侯始于光武帝时期,并集中于东汉中后期。外戚封侯以东汉皇帝颁布的诏书作为重要依据,涉及外戚封侯的程序、对象与标准、食邑制度等内容。东汉外戚封侯反映了外戚和列侯存在一定等级对应关系,不仅确定了外戚群体在爵位等级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而且成为外戚扩大权势的一项措施。这一现象与东汉政局演变密切相关,并在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功能与弊端。但就整体来看,东汉外戚封侯发挥的社会功能居于主导。

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最早确切记载的贡茶——东晋江州刺史温峤上贡茶茗

本文梳理《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补遗一卷》《晋书》、宋《本草衍义》、清陆廷灿《续茶经》等多种文献,考述最早确切记载的贡茶,是由东晋江州刺史温峤,向晋成帝上贡的“茶千片,茗三百”。上贡时间为温峤出任江州刺史之东晋咸和元年(326)至四年期间,以咸和二年、三年可能性最大。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

“开皇乐议”相关问题新论

隋文帝对雅乐需为“华夏正声”的强调,体现了其对于汉文化的主动接纳与认可,以及借此淡化和模糊隋朝统治者胡族身份的意图。开皇乐议中确立的“黄钟一宫”不仅满足隋文帝的政治文化需求,也符合隋文帝对雅乐作为“华夏正声”在音乐层面上不能杂用胡声的要求。此外,隋代多部伎中“国伎”改为“西凉”和“清乐”由乐部第二提升至第一位,也在无形中强调了华夏传统音乐的崇高地位。

辽朝赐汉人国姓考论

辽朝赐汉人国姓者共9人,分别为韩德让、陈昭衮、王继忠、李仲禧、刘霂、王观、杨兴工、张孝杰、李俨。前3人为圣宗所赐,后6人为道宗所赐。因韩德让的后代与李仲禧之子李俨都有国姓,故大多学者认为辽朝赐姓同中原王朝一样,均是赐姓一人,延泽后世。韩德让因与萧绰关系特殊,赐国姓、出宫籍、隶籍四帐皇族中季父房,身份地位发生改变,故其后代可以继承国姓,而余下8人赐姓仅涉及个人,李俨的赐姓乃是《辽史》漏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