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朝崇苏文风之形成与苏文的传播

孝宗朝由于孝宗皇帝崇苏轼“立天下之大节”,雄视百代,为“一代文章之宗”,故多方推广苏轼文学,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太学文风,也提升了士人尊苏崇苏的热度。孝宗朝将苏轼文学传播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得“淳熙中,崇苏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同时,也为元明清三代以至于今日的苏轼文学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孝宗朝的崇苏又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延及世人对三苏家教家风的更多关注与研究。

潜邸旧臣与宋孝宗朝政治

潜邸旧臣是宋孝宗朝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由孝宗未即位前建国公、普安郡王、建王时期的老师、属官、随从组成。作为皇帝的潜邸旧臣,孝宗即位后对这一群体十分信任并加以重用。这一群体在对金关系的处理中逐渐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守派两个派别,对孝宗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这一潜邸旧臣群体中,部分人并未真正具备政治才能,仅仗着孝宗的宠幸而得以取得高位,从而导致了孝宗朝期间佞幸政治的蔓延。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生态与周必大的政治活动

宋孝宗继位以后,一改太上皇帝赵构的内外政策,对外不惜对金用兵,以收复中原失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夙愿始终没有取得成功。对内实行"独断",以防止大臣擅权。为此采取了"异论相搅"、不让三省和地方主要长官久任、重用近习等一系列措施,结果造成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以文学和政治见长的周必大,由进士入仕后一度受到孝宗重视,但由于他与众多大臣一起,多次反对孝宗的对内政策,因而前后二次受到排斥,出任祠官,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后期的周必大,除了清正廉洁不变,文学才能更加出众以外,政治上已缺乏锐气,变得"圆滑"起来,从而最终被孝宗视为心腹之臣,官至左丞相。

南宋前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文中的南宋前期指高宗、孝宗两朝。这两朝状元释褐的惯例均为授职承事郎、诸州签判;谅闇榜状元的释褐职任都不再下调,依旧实行惯例;两朝皆有少数因某种特殊原因而仅将释褐职任中的寄禄官上调的情形,幅度都不大,其执事官则仍然是诸州签判。当然,两朝因时势不同,在状元释褐职任的处理上也有不甚明显的差别。

南宋孝宗崇佛的史料、思想及影响

有关南宋孝宗的崇佛史料主要有《原道辩》、《咸淳临安县志》、《宋会要辑稿》、《续传灯录》等。孝宗的佛教思想可概括为:三教合一、融会诸宗、重佛事护僧尼。孝宗的“三教合一”、“融会诸宗”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直接产生影响,即“援佛入儒”。

本色的沿承与深化:孝宗时期的艳情词

词发展至南宋孝宗时期,由于词体地位的提高以及表现功能的扩大,创作数量上呈现出高度繁荣,主题、风格也产生了显著转变。与北宋相比,最具词体本色特质的艳情词在这一时期从词坛顶端跌落,创作比重明显减少;词人在描写和表达男女情感时普遍呈现出雅化、内敛的倾向;此外还集中出现了普通组词、转踏、大曲等形式的咏妓联章之作。这些新变,既符合文体发展的基本规律,又体现了独特的时代风貌。

南宋光宗朝过宫流言探析

南宋光宗在位期间,由于父子隔膜及皇后、宦官的离间而不遵定省之礼,不朝重华,平日省视问安渐疏,病丧也置之不顾,由此引起朝野震动,舆论哗然。流言的纷扰,政局的动荡,最终促成绍熙内禅,政权发生戏剧化的转移。

宋高宗的求子活动及其政治影响

未满23岁的宋高宗在逃亡途中失去了生育能力。因政治形势的需要,宋高宗先后收养了两名宗室子,但他不甘心没有亲子继承皇位,为求得子嗣,亲祀高禖、感生帝,为春秋时存赵有功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增加封号、立庙祭祀,在全国各地设置放生池,同时认真研究医药,接受江湖郎中王继先的医药诊治。然而事与愿违,宋高宗数十年的努力终无成效,只能把皇位传给养子。求子的心切,难免影响宋高宗治理国家的热情;身体的困扰,也会减退宋高宗处理政事的精力,这便导致秦桧的长期独相和宋高宗的提前退位。宋孝宗继位前,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心理上的长期压抑,继位后的政策转变,衍生出他对太上皇帝宋高宗超乎寻常的孝。显然,宋高宗求子的过程及尴尬的结局对当时宫廷内外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论宋孝宗朝桂林石刻文学

宋代是桂林石刻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期,其中南宋孝宗朝桂林石刻文学最为兴盛。励精图治的宋孝宗、务实能干的广西地方官员共同营造了桂林石刻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张孝祥、范成大、张栻等名家在桂林创作的石刻诗文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使得当时的桂林石刻作品影响深远。

《明孝宗实录》焦芳“曲笔”问题考论

《明孝宗实录》修成后,一些人指责总裁官之一焦芳故作“曲笔”,要求重修或在该实录中删正“曲笔”。重修建议未被采纳,删正的建议,应亦未能实行。明后期王世贞等人进行考证,具体指出了《明孝宗实录》中包含“曲笔”的一些证据,并解释了焦芳“曲笔”的动机。与“曲笔”之议相关,明清学者对《明孝宗实录》评价甚低,但迄今所见“曲笔”所涉范围有限,《明孝宗实录》的史料价值不当一概否定。李东阳、杨廷和等人与焦芳同为总裁官,当时不能抗争,事后又反对修改,对《明孝宗实录》中的“曲笔”也难免责。

子充必大——一个承平时代的士大夫传记的政治解读

研究南宋中期的历史,无论中央政治,还是地域社会,乃至思想、文学,位至宰相的周必大,都是一位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而《宋史·周必大传》则是研究周必大的最为基本的文献之一。然而已有一定研究积累的周必大研究,对《宋史》本传的研究则尚付阙如。其实,包括《宋史·周必大传》在内的正史列传,通过史臣的甄别取舍,在某种程度上说,内容要比出自私家的碑传更为可信和丰富。在重视发掘新史料的同时,更应当重视基本文献的解读。透过解读《宋史·周必大传》,一个承平时代的士大夫的不平凡作为得以清晰浮现。其所关涉的各种事相,也为解码南宋中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富国、裕民、废约自治--试论宋孝宗时期的三条恢复之路

南宋诸帝中,孝宗因有志于恢复中原而备受称道,但对于其所秉持恢复路线之具体内涵却鲜有深入探讨。大致而言,孝宗主张的是一条富国强兵的恢复路线,将军事和财政视作恢复的主要着力点,希望通过理财等技术手段尽快让朝廷掌握雄厚财富,为恢复奠定基础。但理财与聚敛不过咫尺之间,这一路线下官僚聚敛成风,州县财政匮乏,百姓负担沉重。包括相当部分理学中人在内的一批士大夫起而反对,主张将恢复重点转向裕民,希望在暂时维系与金朝和议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民生以增强国力,实现恢复。只是,这一主张很容易成为因循苟且、不思进取的主和者的保护伞。为此,陈亮、叶适又提出了第三条恢复路线,强调“明大义”以“定大计”,将废除和议视作恢复起点,以打破因循苟且之局,主张废约后并不立即对金朝用兵,而是专注于内政建设。但这一路线因难以保证南宋安全以及改革要求过于激烈,影响甚微。

宋孝宗前期词坛纵论

宋孝宗前期,曾觌、张抡等人的应制、颂谀词,多歌颂高宗与孝宗"父尧子舜"、"两宫交欢"。此期法曲、大曲较兴盛,史浩的大曲,有歌词、乐语,载歌演之状,为此前的摘遍形式所未及。洪适以联章成"转踏",一诗一词,用作演唱。此期诗人为词者不少,范成大既善写田园生活,又因曾使金,其词也能跳出"令人心平气和"之外。杨万里的诗被称为"诚斋体",其词有近似之处。南渡时,因家国之变,留下了较多表现自身不幸的女性词。高、孝相交时期,女性词的创作持续兴盛,虽作品不多,却各有特色,其中最杰出的女词人是朱淑真。

论南宋孝宗朝“无恢复之臣”的原因——从主战派宰相性格谈起

南宋孝宗皇帝锐意北伐收复中原,主战派宰相、大臣亦能尽心竭力,但为何北伐终不能成功呢?除了宋金双方的均势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孝宗受制于主和的太上皇,朝野主守派势力壮大等原因之外,还在于孝宗朝缺乏像南宋初年岳飞那样的"恢复之臣"。而孝宗朝主战派宰相由于自身性格、才能等方面的缺陷亦是导致他们不能真正成为"恢复之臣",无法担当北伐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隆兴和议誓书“叛亡”条款与乾道初年宋金外交博弈

隆兴和议誓书中“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是宋金双方关于处置绍兴末年至隆兴时期战时越界军民的协议。而双方对于“被俘人”的不同理解,为日后的外交争端埋下了伏因。乾道三年,金朝依约取索“俘虏”,被宋朝回绝。乾道四至五年间,金朝镇压沿淮地区侍旺叛乱时,指责宋朝收容南渡的侍旺余党违反了和议。迫于压力,宋朝只得在发遣侍旺余党的同时,接受金朝取索“俘虏”的要求。这一外交失利触发了乾道六年南宋祈请陵寝与更正受书仪的外交斗争。乾道初年的宋金外交博弈,是隆兴和议时期矛盾的延续。博弈进程,由两国外交争端以及国内各派力量斗争共同推动。总体来看,两国内部维护和议的力量均占上风。这是隆兴和议得以长期延续、双方愿意根据和议条款判定外交是非曲直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