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编年考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旧有开元二十九年(741)说与天宝八载(749)说,前者误将洛阳积善坊、北邙山的两处玄元皇帝庙混为一处;后者所依据的“五圣”一词,本是唐代公文中的习语,并不具备严格的时间效力。根据诗中“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的历史本事,并结合杜甫参加洛阳府试的经历,此诗更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初冬。另外,《宋本杜工部集》将此诗编次在近体诗的首章,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推断。在这一新的时间定位下,我们也可以站在旧有“讽颂”视野之外,看到杜甫早年对政治事业的期盼向往之情。

刘贺废贬的历史考察

昌邑王刘贺由迎立为帝至废黜为侯是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他由昌邑王到继承帝统仅27天就被废,究其原因,一是刘贺不修身奉法,"行淫乱";二是霍光掌控朝权,"政事一决于光";三是朝野存在暗中支持宣帝继位的政治势力。刘贺被废11年之后,汉宣帝封之为海昏侯,这既是"骨肉之亲"的体现,也是使他远离故国,以防其东山再起的举措,确乎是一种明封暗贬的政治策略。

唐病坊表徵

唐代病坊设置于何时，职掌何事，其渊源所自及与佛教之关系是什么，目前学界鲜有专文论及。笔者在排比史料、勾稽史实的基础上，认为唐代病坊肇建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年），其前身则滥觞子则天长安时（７０１－７０４年）的悲田养病院，主管收容贫病孤疾者。病坊经办权在唐官府和佛教寺院间频繁更迭，反映了唐统治者对佛教既利用又斗争的史实。

“海昏”名义补议

刘贺被霍光等废黜,丞相张敞等提出"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是重要缘由。结合湖南益阳出土秦二世诏书称"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著以明"可知,"宗庙"认可是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必要程序。刘贺封"海昏侯",其名号所具有的贬斥涵义,可以理解为站在正统立场上的否定态度的明确表露。对照南齐败亡君主萧宝卷得"东昏侯"名号,史称"依汉海昏侯故事",可知"海昏"应"非县邑名",当有文化象征意义。宋金外交史中,被金军北掳的赵佶、赵桓称"昏德公""重昏侯","昏"字的涵义也与"海昏侯"的"昏"接近。《降封昏德公诏》称"用遵旧制","事盖稽于往古",体现出历史继承关系。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书法背后的统治艺术——康熙书法的政治涵义诠释

康熙的书法有力地辅助了他的政治活动,成为了他贯彻政治意图的有效工具。他的书法与开“博学鸿儒”科、“六下江南”一样,笼络了汉族士人,改善了满汉关系,最大程度地赢得了汉人对皇帝本人和满族统治的认可。

《诗》、《易》制作年代试考

《周易》系辞系统之最终编订,当在周代王官之内。要探索《周易》系辞系统的制作年代,必须分清楚系辞(卦、爻辞)的编订年代和系辞(卦、爻辞)所引用的古歌、文献的制作年代。《周易》卦、爻辞所引之古歌、文献,系出自周族旧典,有的年代相当古早;但《易》到西周中晚期(宣王之世)已基本定稿,最晚收入《易》卦爻辞的歌诗、谣谚应不晚于宣王之世。"宣王中兴"与《诗》、《易》文本的编订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之治

以前人们常提到明代的"仁宣之治",实则不确。仁宗只在位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宣宗在位10年,其相对太平也是永乐朝鼎盛的余绪。永乐时"赋入盈羡",国力强盛,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编纂了《永乐大典》,大规模营建并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使大运河的漕运能力由每年不到50万石提高到500余万石,大工迭兴而国力不绌,外国贡使来华者"络绎于道",一片盛世景象。由于永乐帝是通过武力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指责为"篡逆",故不愿承认永乐盛世的史实。今应如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永乐盛世和宣德时的太平合称为"永宣之治"。

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

在明代史籍中 ,对宣宗孙皇后多有褒词。其实 ,这些记载多属不实之词 ,需予以澄清。孙皇后在明代中叶政治中所起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 ,孙皇后在宣德时期争金宝 ,废元后 ,变乱宫闱 ,促使明朝政治由清明向腐败转变 ;其二 ,孙皇后在正统“土木之变”时期 ,阻挠成阝王朱祁钰即位 ,影响抗击瓦剌入侵准备工作正常进行 ;其三 ,孙皇后在“夺门之变”这个导致明朝倒退的宫廷政变中起了消极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孙皇后在明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转变中 。

汉宣帝凤字年号文化背景与政治意图考论

以汉宣帝为例,从天人感应的视角,探讨了帝王年号用凤的原因。"凤"的最初涵义是吉祥之鸟,帝王年号用凤的思想根源是以"万物有以相连"理论产生的天人感应,而汉宣帝之所以用"凤"作为自己执政年号,主要是在自己执政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从舆论上证明自己继承帝位的正当性,赢得民心,粉饰太平,同时为自己心灵得到慰藉,于是采用了"五凤"作为自己执政的年号。

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缘由及其历史影响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儒学逐渐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此次会议的政治背景,统一“五经同异”是石渠阁会议的直接目的。石渠阁会议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谷梁春秋》取得了与《公羊春秋》并重的学术地位。因此,石渠阁会议不仅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也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学术地位。

唐玄宗注《道德经》的动机和效果

唐玄宗以帝王身份注《道德经》,动机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安史之乱宣告了他的政治理想的失败。但玄宗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后迄今千年的论者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确实是一种历史的悲剧。这种历史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唐玄宗不仅是一位政治实践家,而且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元末徽州将领朱文选事迹考

元末徽州地区陷入战乱后,当地涌现出不少军事将领,朱文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朱文选早年以潜邸说书侍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有功,出任驻扎徽州地区的唐州保甲千户。1352年红巾军沿江东下,朱文选被调至太平路,先后在太平、徽州、婺州、绍兴等地同红巾军与朱元璋部作战。后因不满张士诚专权跋扈,北上大都,并于顺帝逃离大都时自杀殉国。

唐代“太常四部乐”再考订

唐代"太常四部乐"的史料极为简略,晚近学者对其性质和"乐部"构成的研究结论,至今尚有分歧,故还可以再作探讨。从时间上考察,此"四部乐"始于唐玄宗即位之初、唐睿宗退居"太上皇"而犹掌大政的特殊政局之下;其后用为皇太子"嘉礼"音乐。其政治性质和礼仪功能,与天子大朝会所用"十部乐"可谓异曲同工,但在礼乐制度规格上低一个等级。其乐部组成应为龟兹部、胡部、大鼓部和军乐部。唐德宗时南诏国进献的"四部乐",应是以盛唐"太常四部乐"为蓝本的仿制品。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朱熹论《太玄》

本文梳理了《朱子语类》中对《太玄》的评价。朱子基于儒学正统立场,对扬雄的拟《易》之作《太玄》的主要方面都进行了评说。朱子认为扬雄的模仿不足道,《太玄》高处乃是道家之学;其以三起数,失《易》之本义;《太玄》只是在作历,其数零星凑补得可笑,而其卦气有气无朔,是没有道理的;且《太玄》的“爻位”吉凶太笃定,把《易》变动不居之理说死了。总之,朱子认为,扬雄虽费力安排,但《太玄》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足道。

论朱瞻基的历史地位

朱瞻基是明朝的第五个皇帝,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仁宣之治",他在一批老臣的支持和帮助下,完善并确立了内阁制度和巡抚制度,改善并加强了明代的监察和司法制度,同时大力发展了明代的宫廷文化,全面恢复了明代的社会经济,使明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虽然他在某些方面也造成了许多危机和隐患,但从总体上看,朱瞻基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封建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