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额伦特兵败看雍正朝中央政府对昆仑山南路管控策略的调整

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进程中,康熙五十七年(1718)额伦特兵败事件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该事件并未改变康熙朝大兵进剿的既定策略,但在事实上已经为雍正朝对昆仑山南路地区及时调整管控策略埋下伏笔,进而逐步实现了从大军进剿到重点驻防的根本转变,从而为中央政府的全面布控直至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奠定了坚实基础。

军事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机构与高层财政区划——以北宋神宗时期的熙河路为例

北宋神宗年间,为配合西北拓边,实现对熙河的有效财政管理,并解决兵财分离模式的低效问题,熙河路出现兵财合一的官司并逐渐成为独立高层财政区划。一旦熙河趋于稳定,军事背景削弱,该趋势便明显逆向发展:各司分离,权力界限清晰,熙河重归陕西高层财政区划。军事背景下,北宋尝试通过地方高层机构军事与财政职能的融合及高层财政区划调整解决熙河财政困局,但中央对地方兵财合一后失控风险的忧虑使此过程充满反复。此外,熙河地方财政机构在本司收支平衡考量下侵夺中央财权反映了军事财政压力下央地财政关系的另一种取向。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雍正朝黑龙江将军研究

雍正朝的黑龙江将军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各不相同,亲有亲近的缘由,疏有疏远的成因。一般说来,君臣关系的亲疏取决于臣子的身份和地位。然而,雍正帝与黑龙江将军们的关系状态却主要取决于将军们的名声、品行和才干。雍正帝对臣工的名声、品行格外关注,这与其治国理政务实性有密切的关联。雍正朝五位黑龙江将军因各自能力不同而展示出各异的治理特色。他们虽在地方治理方面或多或少做了一些实事,但是边政管理有余,开发建设不足。

嵇曾筠与雍正时期河南河工建设述论

嵇曾筠是雍正时期著名的河臣。他在主理河南河工的七年时间内,着意加修和巩固堤防,同时加强河工修守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的这些治河经验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之后的数十年时间内,黄河溃决次数大大减少。他的成绩的取得同皇帝的支持、同僚的配合、财政的充裕等原因是密不可分的。

东洋文库藏雍乾两朝《镶红旗档》概述

东洋文库藏雍正、乾隆两朝《镶红旗档》日文译本于1972年、1983年出版,汉文译本于1987年出版。该档所包含的镶红旗满洲旗人的历史资料内容丰富而广泛,全面反映了雍乾两朝八旗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了解雍乾《镶红旗档》中奏折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镶红旗档》的重要价值。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雍正四年至八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和康熙两朝之后,雍正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经过雍正一朝的裁并,卫所数量所剩无几,剩下的卫所基本都是漕运卫所和极少数的无运卫所。雍正四年至八年是继雍正元年至三年以后雍正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二个高峰,既承上又启下,为之后的卫所裁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建文朝年号革除考述

明成祖朱棣是否革除了建文朝年号,一直受史家争议。其原因在于成祖靖难胜利之后,并没有明诏宣布革除建文朝年号,这就使一些史家认为革除之事的发生是其臣下所为,非成祖本意。而实际上,明成祖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纂《奉天靖难记》篡改建文朝史实,已行革除之实。其意欲革除,但又不愿由自己公开实施而承担历史责任的心态昭然若揭。

光绪朝与雍正朝奏折制度之比较研究

雍正朝进折人员的增加主要取决于政治需要,而光绪朝折件人员增加除了和雍正朝一样的原因,还在于专折言事规定的实行。在折件内容方面,光绪朝与雍正朝相同的地方比较多些,只不过有细微的差别。在批阅折子方面,雍正朝运用外官与部门一起商议处理折件,而光绪朝却稀少。在奏折的存储方面,雍正朝具有比光绪朝更强的秘密性。以上比较说明:奏折制度与当时政局的关系密切。

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分析——清代知府与京官一体化倾向

京官与地方官双向迁转的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和行政职能。清代官员乐于外任,皇帝也有重地方官轻京官的倾向。居京教习人员充任地方官现象较为突出。统计表明雍正朝京官、地方官双向任职比率不高;双向任职以知府为中心,其用意是控制知府的选用和考察,促进知府与京官一体化,从而达到中央牵制地方的目的。

雍正朝柯尔克孜人东迁黑龙江再探

雍正朝东迁黑龙江的柯尔克孜人为厄鲁特王色布腾旺布属民,是其父阿喇布坦从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等地占领的原属准噶尔汗王的部众。雍正九年(1731年)和通泊之战后准噶尔军侵扰喀尔喀,煽惑内附厄鲁特,清廷将色布腾旺布部众东迁喀尔喀河,并于雍正十年(1732年)将其所属柯尔克孜人迁往一处。这些柯尔克孜人与色布腾旺布关系生疏,且其社会经济形态具有特殊性,不愿迁往。迁徙途中,有一半人从土拉河逃往原居地,另一半未逃走者仍不愿迁往,被色布腾旺布献给皇帝。清廷给与优待,将其迁往齐齐哈尔交黑龙江将军进行安置,赏赐银两和口粮,编入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等城八旗,成为国家编户齐民。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本文对全清296年历史分作文化演变、文化自信和文化纠结三个板块进行论述。其一,就清朝兴盛衰亡的文化演变做出简要分析和简明阐述;其二,从文化史视野肯定清朝在版图、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阐析盛清时对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尤其是对满、蒙、疆、藏、台地域,实行长期有效稳定巩固的管辖,论析清朝民族与宗教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剖析清朝文化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论述清朝内在的文化纠结,其主要表现是:未对八旗制度进行深入有效的改革,未对满汉权益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未对海洋文化短板给以足够的重视。清朝之结局:于外,败在外敌海上侵入;于内,失在民族关系纠结;于心,衰在制度运转失灵——导致大清帝国的覆亡。清朝历史的殷鉴,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全球化潮流的必然。

论允祥在康雍两朝的不同境况及原因

爱新觉罗.允祥,康熙帝第十三子。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落大起。康熙前期,他是一位"恩宠优渥"的皇子。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废太子事件"中,他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从此不但被冷落于政治生活之外,更在成年多年后未得到任何封号。而在雍正朝,允祥备受荣宠,"生荣死哀,备生人之全福"。他在雍正朝的荣宠地位,除了其自身谦恭谨慎、安分自处之外,更与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分不开。他一心为公,勤勤恳恳,深得人心。此外,他更是投雍正帝所好,深得皇帝喜爱。这些因素,都促使他成为雍正一朝位极人臣的人物。

清代翻译科缘起考——顺治八年还是雍正元年

翻译科是清代特设之科目,及八旗科举制度之独特构成,它创设于雍正元年,而非顺治八年。顺治八年,礼部遵圣谕办理首科八旗科举考试,对应试者分别考试清字文章与翻译,为翻译科的创设提供了制度雏形。然而,此时的翻译考试虽在内容上与翻译科相似,性质和意义上却与后者颇为不同,它既未独立成科,又缺乏独立、自主的制度设计。《清史稿》《雍正会典》及两部《会典事例》(嘉庆、光绪)中,均将顺治八年视作翻译科之缘起,明显属于误记,其说法不仅见岐于《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而且与《八旗通志》《钦定国子监志》等也有较大出入。翻译科的创设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

雍正朝河南省耗羡归公政策研究

雍正帝自执政之始就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耗羡归公是其中的一项政策,此政策对于弥补各地亏空,充实国库,减轻人民负担等起着促进作用。本文以河南省推行耗羡归公为例,通过考证河南省耗羡归公的起始日期及耗羡银用途,以窥见耗羡归功政策的实施。

清雍正朝的杨名时与云南治理

杨名时历仕康雍乾三朝,雍正朝时被斥为"巧宦",以致康熙年间杨名时的居官政绩在官修文本《圣祖实录》中多为隐匿。但是,揆诸私人史籍与地方志记载,杨名时乃是操守廉洁、关心民瘼,以为治下百姓谋福为己任的好官。康雍之际,杨名时主要居官云南,治滇七载,他着力经略云南,采取了诸多切中时弊的举措,整顿地方,对清初云南的地方治理、稳定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综观杨名时的一生,其并非"巧宦",而是一位实心任事、政绩显著、德才兼备的干济之臣。

谈南阳两首咏菩提寺明诗的流传——明代南阳的兰亭盛会之发现和对明末以来文坛历史失误之纠正

方九功、王鸿渐都是南阳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历代诗人咏南阳》在他们名下刊载的两首咏菩提寺明诗,非常有名。出版物引用率很高,网上引用率更高。只要点出"方九功"、"王鸿渐"或"菩提寺",网上就会出现方九功或王鸿渐的咏菩提寺的诗。但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南阳方氏在修续家谱时,发现了刻有这两首诗的明代原碑,作者并不是方九功和王鸿渐,这两首诗的作者,一个应是方九功的朋友吴一鲲,一个应是王鸿渐的儿子、方九功的朋友王慎,而且这两首诗文字上与原作有误。在同一碑上,也刻有方九功咏菩提寺诗7首。怎么会有这样的失误?经查《康熙南阳府志》,发现失误有今人的责任,主要是古人的责任。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在这一南阳历史文化问题上,纠正明末以来直到今天的以讹传讹,以正引援。

回疆东四城伯克遣使投清史事考——兼谈雍正即位初年的西域经略观

不堪准噶尔压榨的回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其附属城镇伯克,于雍正二年(1724),欲脱离准噶尔控制归顺清朝。雍正帝出于安抚准噶尔的战略考量,婉拒了东四城伯克的归降。本文依据奏折档案,对其始末原委及其历史意义进行研究与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