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皇后生年辨疑

宋真宗皇后刘氏生年,在宋代史籍中有太祖开宝二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两说。因史书记载刘氏“在襁褓而孤”,故通过辨析刘氏之父刘通卒年、刘氏“年十五入襄邸”的具体年份,考知其当生于太平兴国三年下半年或四年初,于淳化四年或五年“入襄邸”,其明道二年崩时享年五十五岁或五十六岁,而非《宋史·后妃传》所称之六十五岁。宋代官史中涉及刘皇后生年诸记载之紊乱、抵牾的原因,可能为讳饰刘皇后初嫁龚美时曾有生育之事。

从“吕后问相”看汉高帝至吕后时期政治

“吕后问相”是发生于汉高帝刘邦晚年的重要事件。在与吕后的对话中,刘邦确定了其身后丞相、太尉的人选。无论从史书的记载还是从历史背景来看,该事件应是史实。“吕后问相”事件反映了汉初以功臣担任丞相的惯例和宽简治国的政治基调,有利于理解汉初高帝至吕后时期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变动。将“吕后问相”事件与“王诸吕”“诛诸吕”等事件相联系,能够看出汉初功臣集团与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关系呈现逐步恶化的趋势,最终导致在吕后去世之后发生了功臣集团诛杀吕氏外戚集团的“诛诸吕”事件。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前后居庙堂四十二年,以恪守成宪而著称。宋仁宗在亲政前,因深受传统教育与母后管教的影响,形成温顺的性情。这一成长经历促成了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并将其渗透到朝政以及个人生活之中。他依赖文官士大夫处理政务,以包容的方式运用皇权,这不仅使得朝堂颇具宽松的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官政治的发展。在此阶段,统治集团因循守成,缺乏变革的动力和魄力,从而面临愈益严重的内外挑战。故当时虽称承平,宋廷域内统治稳固,特别是在崇文抑武路线引导下,文教建设蒸蒸日上,由此颇得后世宋人的赞誉。但与此同时,边患未绝,甚至几度出现了边防危机;政治上则日趋保守,致使朝政积弊随之加深。宋仁宗时代的统治,就此呈现出明显的内忧外患之势。

北宋乾祐天书考辨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两次永兴军乾祐山降天书事件,两次乾祐天书的政治意义有根本区别,并非大中祥符天书的简单延续。第一次乾祐天书宣称只有寇准重新掌权才能护佑宋朝安稳,并预言宋真宗“圣寿三万日”,实由周怀政一手策划,宋真宗事先可能毫不知情。如果宋真宗真的可以活到八十三岁,那么宋仁宗继位时已四十有余,宋真宗没有理由为刘皇后未来的垂帘听政做出相应安排,这就为周怀政与寇准清除刘皇后势力提供了可能。第二次乾祐天书宣称天之所佑将由宋真宗本人延及宋仁宗,应该是由宋真宗亲自策划,其目的在于维护天书权威的同时否定第一次乾祐天书的政治意涵,消除大臣们对于刘皇后加害宋仁宗之忧虑,为刘皇后掌权提供宗教与政治的保障。

心态史视角下宋代的女主政治——以北宋刘太后为中心

北宋刘太后是宋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女主,她在仁宗朝的政治作为,甚至让当时一些士大夫误认为其会成为第二位武则天。然而,在她垂帘听政期间,不但没有颠覆皇室,还对赵氏族人多有恩遇,并尽心培养教育宋仁宗,于赵氏实有大功。尽管刘太后与武氏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早年的成长经历和她与真宗长期深厚的感情,使她的统治心态不同于武氏,并没有取赵宋而代之的野心。诚然,刘太后并非不迷恋权力,她更倾向于同时代辽国太后萧绰的做法:一方面保育皇帝,另一方面又通过控制皇帝来操控皇权。到了晚年,刘太后的统治心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朝臣只看到她不断膨胀的权力欲,但却未观察到其内心惶恐不安。天圣九年,与刘太后有相似经历的辽国齐天皇后萧氏惨受迫害,这让她更加恐惧失去权力,害怕重蹈齐天皇后之覆辙。这种心态,在她与大臣之间有关还政的博弈上,以及在仁宗生母李宸妃的丧葬安排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是仁宗时期宫廷矛盾掺杂朝臣斗争的产物,其主要原因是仁宗不满刘太后的垂帘听政,同时也与仁宗作为少年即位的皇帝,与其母亲、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有关,另外,朝中大臣的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义和团时期的王文韶

外国长期侵略中国,在清政府官员中,反对外国侵略的大有人在。反侵略,本来是正义的,正确的,但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反侵略进而拆教堂,杀洋人,进攻使馆,就成了盲目排外。王文韶不赞成盲目排外,也不激烈抗争,不但未受处分,反而一升再升,直升至大学士。史实证明,他比徐桐、赵舒翘等高明、正确。

评吕夷简

北宋寿州吕氏,上承东莱吕蒙正,下启婺州吕祖谦,关键人物为吕夷简,宋仁宗在位40年,是北宋发展的顶峰,前20年由吕夷简辅政,巩固了北宋皇权,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封建经济社会的矛盾也在积累,吕夷简对此缺乏远见与对策,造成积重难返。

清流派与甲申政潮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的甲申易枢,使得辛酉政变之后形成的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共同执掌政治中枢的权力格局转变为慈禧太后个人的独裁专制。在这个过程中,清流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甲申易枢之后,以醇亲王奕譞为中心的枢府中,清流派并未受到重用而是随之瓦解,成为了甲申政潮的政治牺牲品。

吕后出宫人与代王刘恒“独幸窦姬”发微

窦姬作为吕太后赏赐代王刘恒五名宫女之一,来到代地后立即受到刘恒的"专宠",其中固然有窦姬俊美、伶俐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窦姬曾是侍奉吕太后之人。出宫人以赐诸侯王是建汉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吕后的首创,其政治意义非同一般。事实上,吕太后出宫人以赐诸侯王与她嫁吕氏诸女为诸侯王后的目的是一样,那就是通过这些宫女来笼络并进而监控诸侯王的思想行踪。洞悉时局的刘恒"独幸窦姬"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是向远在长安的吕太后传递自己的忠诚和顺从,从而避免重蹈刘恢、刘友甚至刘如意之覆辙,为日后登临大宝、开启"文景之治"提供了可能。

火灾视阈下北宋刘太后与士大夫的权力博弈

宋仁宗年幼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11年,常有僭越之举。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士大夫群体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希望刘太后能够早日还政于仁宗。天圣七年、十年发生了两次大火灾,刘太后与士大夫双方对火灾性质进行了截然相对的解释,其实质是刘太后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

《宋史·后妃传》辨正

《宋史》卷帙浩繁,讹误难免。现对《宋史·后妃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作一辨正,分“证误”“存疑”两部分。

论刘恒政治身份转变与汉初政治格局

刘恒经历汉王子、代王、汉帝的三个政治身份,是于汉初政治结构与发展下完成。三者既有社会地位的递进联系,又有政治格局发展的推动。刘氏宗亲、外戚、功臣三方势力平衡形成汉初稳定的政治格局。惠吕时期,吕氏外戚强盛,侵蚀刘氏与功臣的政治权力。高后崩逝之后的势力再平衡过程中,刘恒外戚关系是其身份转变的决定因素。继承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便是文帝皇权重建过程陷入三种势力相互侵扰的困境。在功臣掌权,扼制外戚的政局下,文帝开启新的社会人员进入朝局的通道,加速了社会阶层间的联系互动。

性格所致还是宿命使然——从《史记》看刘邦三个后妃的迥异人生

史圣司马迁在其不朽巨著《史记》中,刻画了众多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而汉高祖刘邦的三个后妃则显得尤为突出。她们当中,吕后刚毅果敢、手段强硬,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君临天下的女强人;戚夫人任性少谋、不善自保,充当了封建时代最为凄惨的宫闱斗争牺牲品;薄夫人清净隐忍、处事低调,被誉为史上功德圆满最令人羡慕的老太后。相处于同一屋檐下的三个女人,命运何以大相径庭,除却社会原因,可以说既与宿命有关,更是当事者的性格所致。

唐文宗朝国舅案考论

唐文宗时,萧洪通过诈伪手段入居国舅之位,后因触犯仇士良利益被告发贬死,仇士良另引萧本代之;刘从谏上书奏劾萧本,举萧弘对质,国舅案扩大化,萧本、萧弘诈发俱贬。国舅案本属于皇室内部事务,但被朝官、宦官和藩镇三方利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国舅案的异化对文宗朝政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海州明朝遗民刘文照

海州云台山中的偕隐洞、会隐庵,是明朝遗民刘文照负其祖母逃归东海、隐居其中的遗迹。刘文照的祖母是崇祯皇帝的外祖母,崇祯皇帝的生母刘太后是海州人。刘太后之大弟刘效祖,其子为刘文炳;次弟刘继祖,其子为刘文辉、刘文照。李自成起义军陷北京,刘文炳等均自尽,唯有刘文照负其祖母逃回海州故里隐居,成为海州地区的明朝遗民。

略谈吴永与他的《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浙江湖州人,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时,任怀来知县,慈禧携两宫西逃至怀来,吴永成为迎驾慈禧一行的第一位地方官,成为庚子慈禧西逃的见证人,后又成为随扈西行的亲历者。三十年后,在浙江兰溪人刘治襄再三恳求下,吴永将见证的往事口述成一书一《庚子西狩丛谈》,该书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评价为纪述“西逃”诸书中最佳之著作,可见史学价值之高。

北宋女主政治中的女性意识——以对刘太后的考察为中心

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研究,大多基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女性人物在政治实践中也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北宋著名女主刘太后在长达11年之久的垂帘听政期间,即在封建男权社会的政治大背景下,通过改立年号、提高仪礼规格、颁布诏令法律等途径和方式,表达了她与男性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欲望与"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意识。她在政治上欲与仁宗皇帝"二人同圣",在家庭关系中主张"夫妇齐体",甚至企冀把这种女主与男性皇帝共治天下的格局延续后世,成为中国古代女主政治人物中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一位典型代表。

张良的事迹与心态发微

张良是秦汉之际的传奇式人物,他在楚汉之争及西汉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张良的前半生,其内心主要萦绕着“韩国情结”,这种因韩国贵族身份所产生的情愫限制和决定了他的许多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项梁立韩王成,使得他具有项氏集团的政治属性;又因与刘邦的私人关系,使得他心向刘邦集团。张良夹于三股力量之中,徘徊瞻顾,项羽杀韩王成切断了他与韩国的精神和行动上的联系,使他毫无顾虑地投向刘邦集团。西汉建国后,张良表面上选择支持吕后,反对刘邦废太子刘盈;惠帝死后,张良又选择支持汉朝大臣而非吕后。张良思虑的不是具体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政治势力和权力问题,而是如何维护以汉家天下为代表的大一统皇朝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