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在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总体生产率,从而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策略参考。

储蓄倾向差异、要素收入分配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高储蓄率、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个典型事实。本文构建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表明这三者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存在相互制约和矫正关系。在我国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背景下,高储蓄会出现两个相反地影响产业结构的动力。一方面,高储蓄转化的高投资更多体现为工业品,阻碍了服务业发展,同时,高储蓄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高储蓄导致高投资,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储蓄率和要素收入分配。文章证明这个系统存在一个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金融科技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金融科技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使用我国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实证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并且使用多个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仍支持这一结论。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发挥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和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双进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从空间角度,金融科技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自东向西呈现U型特征;从时间角度,2015年之后金融科技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明显增强,并且能够显著降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本文建议积极发挥金融科技的普惠金融功能,通过增加创业机会、缓解融资约束、鼓励科技创新、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

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及其对策

我国经济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状态已经结束,如今新的历史进程是产品过剩,消费率偏低,有效需求不足的新格局。这使得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与前几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因此,必须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寻找新的思路,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从根本上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法功能和效力的揭示

19世纪,欧洲列强为争权夺霸而粗暴践踏国际法,这导致国际法功能与效力的发挥受到极大制约。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列强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进行有力抨击,揭示了国际法应该具有的功能和效力:强调以国际法维护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以国际法规制西方列强的国际行为;以国际法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国际法创设新的国际秩序。

生命健康指数的计算式

近年来,脑科学、医学、考古研究都有着长足的进展,将这几方面的进展整合成一个健康公式,将有助于我们简单有效地掌握自己的健康,从而成为行为的指南。

安徽省水资源消费的恩格尔效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徽省水资源短缺问题日趋显现,水资源消费内部结构也日渐变化。通过恩格尔定律及其统计方法,分析了安徽省水资源消费结构的时空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安徽省水资源消费结构存在明显的恩格尔效应:时间上,2001-2016年全省水资源消费恩格尔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始终低于全国同期水平;空间上,各地级市水资源消费恩格尔系数存在较大差异;该系数与人均GDP和农业用水量关系密切,人均GDP较高的地市水资源消费恩格尔系数较低。可以利用水资源消费的恩格尔效应,调整水资源利用结构,提高用水效率。

资本深化、结构变迁及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具有要素密集度差异的两部门模型,分析了部门间TFP增长率差异、物质资本积累、恩格尔效应、以及部门进入壁垒变化对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资本深化且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优先需求的前提下,恩格尔效应将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且这种效应渐近地趋于零;其次,部门TFP增长率差异、物质资本积累、产业壁垒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则取决于替代弹性的具体大小。

新房产税的公平性——基于购房款的代际赠与视角

调节财富分配、促进公平是新房产税最基本的职能之一。但是,随着房屋购买中父母赠与购房款逐渐形成一种社会趋势,新房产税发生了纳税人和负税人的代际分离。本文的理论分析认为,当代际赠与存在恩格尔效应时,房产税的累进性将被抵消,甚至可能会造成负税人的累退性特征,即总资产越少的父母实际负担的房产税税款份额越高。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购房款代际赠与额的恩格尔效应在中国显著存在。因此,为了保证房产税税负的公平性,未来房产税的设定仍然要注意将中低收入阶层尽量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

部门异质性替代弹性与产业结构变迁

现有产业结构变迁文献主要基于恩格尔法则和Baumol效应解释产业结构变迁过程,而基于Baumol效应的模型往往被认为难以独立地刻画农业、服务业和工业三大产业部门完整的产业结构变迁事实。本文将复合CES函数引入到一个经典的Baumol效应模型中,允许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替代弹性存在异质性,从根本上克服了现有基于Baumol效应模型的缺陷,还有潜力解释世界各国普遍发生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基于1978年以来的数据,本文发现仅仅依靠Baumol效应,就可以较好地模拟我国农业增加值GDP占比不断上升、服务业GDP占比不断下降和工业增加值GDP占比高位徘徊的基本经验事实,并且我国工业部门还未明确进入"倒U型"产业结构变迁后半段,因此现在还不能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和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后工业化阶段"。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驱动机制及成因分解--理论模型与定量事实

本文基于“需求增加值法”结合供给侧相对价格效应、需求侧收入效应和其他因素量化评估广延和集约边际需求变化,解释中国1981—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和成因贡献。采用NLSUR参数估计法与反事实模拟分析发现:(1)恩格尔效应是决定农业、服务业结构变化的主导机制;(2)工业增加值比重呈“驼峰型”是“恩格尔(正)+鲍莫尔(负)”两种机制“净效应”的结果;(3)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归因于“恩格尔(正)+鲍莫尔(正)”两种正效应相互加强。同时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因子弥合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非同步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