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启蒙与救亡”:从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说起

新世纪初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虽然争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却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即民族主义/个性主义、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鲁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框架导致双方貌似合理的论证中都频繁出现了对“西方”“西方文化”“现代性”“民族主义”等概念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与使用。1980年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想所带来的盲点在这场争论中暴露无遗。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界早已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鲁迅研究界的最重要成果也都是建立在这种超越之上的,但这场争论及后来的回响说明它的影响依然强大,现代文学研究界需要继续对“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基础思维框架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

在“启蒙”与“救亡”之间——论梁斌短篇小说《姊姊》中的“九一八”叙事

《姊姊》是梁斌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聚焦于九一八事变时代背景下若霖一家人的生存图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揭露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展现出了青年梁斌身上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和文人的使命感。梁斌在早期作品中呈现出“启蒙+救亡”的文学观念,小说《姊姊》在揭露战争残酷的同时又对国民性弱点展开批判,但受制于创作技巧的青涩,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主题含混与批判失焦的效果,而其中对于女性困境的讨论又无意间显露出男权中心思想的特征。

真“阿Q”与“假洋鬼子”:论《马伯乐》的战时症候

《马伯乐》是萧红的长篇代表作,因独特的讽刺格调而成为抗战文艺的另类,但无疑是20世纪40年代文坛值得打捞的精品。在人物构型上,萧红受到了鲁迅的文学启悟,成功调适了作为时代征象的“阿Q性”和“假洋鬼子性”,由此建构出马伯乐“假洋鬼子阿Q”的形象。在文学特质上,萧红延续以往的日常化角度、絮语式写作和冷静的叙述策略,拟游记体的发明接通了文学与现实世界之联系,为马伯乐形象的铺展提供空间。在创作观念上,萧红立足于流亡体验,在写作中贯穿了另一种“战时生活论”,经由“假洋鬼子阿Q”的发现,调适了“启蒙”与“救亡”的话语背反。因此《马伯乐》同时指向萧红以体验为本的创作观和救亡语境下的启蒙观,可被视为“反抗战文艺的抗战文艺”。

“复兴教科书”的抗战救亡启蒙

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惨遭日军轰炸与焚烧。1933年,在"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复业标语中,商务印书馆推出全新的"复兴教科书",鼓舞中华民族抗敌御侮、珍爱和平,表现出特殊的与战争紧密的契合,成为抗战救亡的启蒙利器。"复兴教科书"启蒙"勿忘国耻",明确抗战救亡的严峻性;启蒙"共赴国难",明确抗战救亡的全民族性;启蒙"英勇国殇",明确抗战救亡的正义性。

论杜威与中国教育改革

杜威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与教育的民主化进程。他直接参与了1922年新学制与新课程改革,以及新教育改革。在中国面对启蒙与救亡两大历史主题的紧要关头,杜威的选择是:以启蒙为目的,为救亡而努力,像中国人那样思考,追求东方教育民主。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大思潮的对垒中,杜威选择了"第三哲学",由此促进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发展。杜威的民主思想和教育哲学与我国百年教育改革的历史发展存在内在联系。杜威依然"活在"今日中国。创造性阐释杜威对我国在信息时代实现"东方启蒙"和"东方教育民主"具有重大意义。

现代性的美学话语——论本雅明的现实意义

本雅明思想的核心在现代性,那不是由哲学而来的现代性思想,也不是基于社会学视野的现代性社会理论,而是由文学艺术而来的现代性洞察。他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对文学(艺术)现代性的准确揭示,其次在于深刻的现代性批判,最终在于应合后现代方式的精神救赎。这一有关现代性问题的美学话语使得本雅明赢得了至今不衰的声誉。

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之研究,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的重要课题。其中的几个重要命题:救亡与启蒙之互动关系、文艺队伍的组织与管理、乡村中文化领导权的建立、新环境下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等,丰富了新文化的内涵,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也很有启示性。

成也气节,败也气节?——周作人救亡时期的气节思想与失节问题辨正

周作人的气节观念与气节问题都需要以求知的态度来检讨与面对。周作人的"失节"不可否认,但并不意味着其气节观念的价值可以被完全否认。在救亡热情高涨的年代,周作人的气节观念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与问题指向。如果说,同时代的人是在以鼓吹气节的方式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周作人则是以批判气节的方式揭露日本对世界的危害。周作人的失节问题不在于他的气节思想,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气节思想。

薇拉·凯瑟的地域小说之审美现代性

薇拉·凯瑟的地域小说从多方面批判启蒙现代性的负面后果,追寻拯救现代文明的良方,体现出审美现代性的要义。凯瑟洞悉到启蒙现代性的发展对现代社会的全面侵蚀,表达了对异化社会的担忧;她指出启蒙现代性的过度发展造成现代人的人性失衡,并认为解放自然是治愈现代文明疾病的良药,也是现代人实现精神救赎的必经之路。这些见解不仅诘问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还展现出艺术作品所承担的救赎功能,具有经久不衰的人文价值。

“武”的历史命运反思与“侠”的现代出路探寻——从老舍作品看侠文化改造的意义

在老舍的武侠题材、类武侠题材作品以及不少纯文学作品中,都活跃着侠客的身影,张扬着侠文化精神。但老舍并没有大肆铺展武功描写,更未沉湎于“武”的自我陶醉,而是对"武"的历史命运进行了理性反思,对“侠”的现代出路作出了积极探寻。老舍以侠文化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精神资源,其作品的侠义书写以提振民气和启蒙救亡为鲜明特征,在主题内蕴和艺术精神上已大大超越雅俗的范畴,彰显出他对侠文化进行改造的现代意义。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离不开其人生历程中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考,他对待侠文化的理性反思态度和建构型改造思路,对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1939年马华抗战电影运动研究

抗战爆发后,为了配合抗战筹赈活动,马来亚华侨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救亡运动,其中1939年的"马华抗战电影运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该运动以支援祖国抗日为出发点兼顾扫除落后电影、崇尚进步抗战电影的任务,实现对马来亚电影市场上中国电影的肃清与整顿。在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交融与助推下,这场电影运动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意义:该运动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发展了马华抗战统一战线,该运动确立符合马来亚华侨的抗战电影艺术特征为大众化、战斗性和政治性,华人华侨通过观看中国影片实现启蒙自我,参与救亡祖国。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梁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还自然之魅——论阿多诺的自然美观

阿多诺力图建立真正的自然美学。他强烈地批判了传统美学对自然美的遮蔽,并认为这种遮蔽是启蒙理性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刻意压制,真正的自然与自然美为同一性所吸收和同化。阿多诺的美学就是还原自然美。自然在他那里理解为变动不居,而自然美则是非同一性的表达,并非实际的存在。自然美是对抗现代文化的精神观念性存在,因此依赖艺术的救赎与表达,其方式主要是通过取消对自然的模仿来寻求自然所允诺的东西。自然美在救赎中完全异化为主观的艺术性的东西。因此,阿多诺的自然美观只是一种神学的自然美观。

启蒙与救亡之争:从《翼教丛编》看湖南新旧两党的论争

1898年湖南新政运动成为激化湖南新旧两党矛盾的导火索,针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新党,张之洞撰成《劝学篇》,苏舆收集旧党文章辑成《翼教丛编》,叶德辉则刊行《觉迷要录》,三者都试图对康梁的学术思想及其维新思想进行系统批判,其中,为学者关注较多的是张之洞的《劝学篇》,《翼教丛编》和《觉迷要录》两书则较少人论及。以《翼教丛编》为中心,借助于细致梳理旧党人士的思想观点可以呈现他们的学术宗旨及思想关切。需要指出的是,旧党人士对西方技艺大多抱持积极态度,因此,新旧两党论争焦点更多地焦灼在康有为对儒学所进行的改造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应该在中国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上,并因此而呈现出不同于康梁的关于现代化的一种理解。

新文化运动中的救亡与启蒙之辨

民族救亡是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只有廓清这个问题才能说明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运动向政治斗争运动转变、从知识分子运动向群众运动转变、从追求个人解放向追求民族解放转变的问题。但是这种救亡不是旧式的救亡,它是要通过打倒中国旧文化、创建新文化来改造中国,实现民族救亡的目的。救亡与启蒙是互为条件的,我们应该肯定先辈的革命斗争。今天我们应该发扬五四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文学研究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思路的分析,清理出近20年来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并对这四种文学史观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对抗事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论要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以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 ,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为主要内容 ,同时延伸到伦理、哲学、文学和国民精神等方面。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为萌芽、兴起、发展、高涨和逐渐衰退五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 ,它始终与其他进步思潮相互影响和补充。启蒙与救亡结合 ,启蒙往往让位于救亡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显著特点之一 ,这也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主要原因之一。

“大启蒙”视野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反思对象

从"大启蒙"的视野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考察中心,从而辩证、综合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我们选取了陈独秀1938年的《"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15年的《敬告青年》、1938年的《抗战与救国》和1937年的《孔子与中国》作为反思研究对象,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符合启蒙的积极要素和误读启蒙的消极因素。与此同时,试图重新发现陈独秀对启蒙、救亡和孔子的独特理解。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