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集东渡考:兼谈10—13世纪日本文人对杜诗的利用

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一样,杜甫文集最早以完整的书卷形式东渐日本,极有可能就是圆仁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唐大中元年)归国时带回的二卷本《杜员外集》。10—13世纪的东亚,白居易风潮全盛,结合这一时代背景钩沉史料可知,圆仁历尽千辛万苦抄来的这部《杜员外集》之所以未被著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与承和遣唐使节团中正副使之激烈冲突不无关系;同时,也与以天皇为首的贵族文人对白居易诗歌有狂热的爱好以及慧萼抄入南禅院本白居易集有着密切联系。不过,到了平安后期乃至镰仓幕府中期,王洙注《杜工部集》与郭知达《集注杜诗》相继传入日本,终于为杜甫诗文在日本文坛乃至政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之后兴起的五山禅林尊杜风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渲染作用。

7—13世纪海(宁)州的海上交通与对外交往

唐宋元三代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期,政府和民间都热衷于航海活动。唐宋海州与元代海宁州位于东部沿海脐部,与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唐政府为征伐高丽,从海州征集粮草和水手,通过海路运往前线。新罗移民通过北路航线来到宿城世代居住,日本使节入唐和回国会选择直通日本和海州的航线。北宋海州修建“高丽馆”,接待高丽使节和商旅。南宋海州处于战争前线,海上军事活动较多,港口军事地位突出,港口规模持续扩大。元代,海宁州成为皇粮海运的停靠点。

柴油/LPG双燃料发动机工作性能的实验研究

由 6 110A柴油机改装的柴油 /LPG双燃料发动机 ,在燃用LPG/柴油双燃料和纯柴油两种情况下 ,进行了相应工况点的对比试验 ,得出了有关双燃料发动机的动力性、经济性和排放等工作性能的结论。

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九世纪东亚海上通交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九世纪东亚交流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一史料的深入探析,从新罗人在九世纪东亚海上通交中的作用和以日本遣唐使为中心的唐日邦交礼制体系两个层面来诠释九世纪的东亚海上通交,以期对这一时期的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一个较为微观、具体的认识。

日僧圆仁来华游记中的唐代节日习俗辨析

本僧圆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载了他在中历九年所唐代会活,节习俗是其中一侧面。该书所载节有除夕、元旦、元宵节、立春、寒食节、清明节、三月三、五月节、中元节、立秋、至等。他还将中节与本节比较。他对新罗侨民八月十五节尤引意,并引起了中秋节源头之争。所节活都是者经历和亲,真实可信,细节丰富,是究唐代节民俗珍贵资料。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

被称为"世界三大游记"之一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成书,二百二十余年后的宋熙宁五年(1072),由圆仁的后辈成寻携带入宋并直接进呈于宋朝廷,此为该书中国流布之嚆矢。有关该书传入中国的情形,成寻的入宋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有详细记载。由于此前的文献未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名,因此,《参天台五台山记》便成为对该书书名的最早披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原本不传,正应四年(1291)由兼胤抄写的日本东寺观智院旧藏本为现存最古也是唯一的旧手抄本,而由成寻传入中国的版本则是现有记载可知最早存在过的手抄本。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参天台五台山记》对比研究——以五台山为中心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曾有两部作品被称为日本僧侣中国旅行日记之双壁,[1]这两部作品就是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这两部作品不仅详细记录了两位高僧在华巡礼的行历,而且还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是我们研究中国唐代和宋代的珍贵资料。两位高僧都曾朝礼过山西的五台山,他们在时间上相差224年,因此,对这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了解到中日两国在两个时期的前后差别。以五台山为中心,从两位高僧来华的方式、目的和巡礼五台山的路径、内容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对比分析。

日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概况

日僧圆仁用汉文写的日记《入唐求法巡行礼记》,为研究唐代的社会、经济、宗教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日本可以说是对《入唐求法巡行礼记》研究最为兴盛之地,不但在佛教史、东洋史方面,而且在日本汉文学史、国语史等各个领域对它都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唐人对外来游方僧的态度及其原因——以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

在唐代,世俗王权对佛教采取了利用与限制并举的政策,佛教信仰已然深入民间,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唐代社会对于外来游方僧的态度是礼敬有加的。然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我们呈现出了历史多样化的一面。开成会昌年间,圆仁等外来游方僧到大唐求法巡礼,所经之处,由于蝗灾严重,语言不通,寺院发展不平衡,由于村民地方感意识强烈及部分民众内心的悭吝心态等因素的影响,官员、寺院和普通民家对于这些外来僧的态度不尽相同,圆仁等僧人甚至遇到过投宿无门、乞斋无术的窘境。

日僧圆仁与“赤山明神”、“泰山府君”

唐代日本请益僧圆仁,一般被认为是将道教神明“泰山府君”东传日本的第一人,但通过比较《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慈觉大师传》《释圆仁传》等史料,可知并无明确记载其是否最早将泰山府君及其信仰带回日本,且诸传记中圆仁在中国祈祷、发愿并带回本国的神明多写作“赤山明神”。赤山明神是否就是泰山府君,抑或其在日本与泰山府君发生了何种形象融合,通过现有史料对此问题做出较为合理的分析与推论。

浅析圆仁法师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

圆仁法师(794-864),又称慈觉大师,是日本天台宗第三代座主,公元838年前往中国求法,历经9年方始归国,曾写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誉为日本的玄奘。通过对圆仁法师在中国9年的经历,可以分析其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对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记载的船舶部件搙■(搙栿)的批判性考察

838年日本派遣第15批遣唐使,有关此次遣唐使的航海活动被其随行人员圆仁详细地记录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在记录中尤其被人关注的是圆仁所乘坐的遣唐使船漂流到中国扬州海陵县时的日记中提到的,无法判断其具体用途和形状的船舶部件“搙[木我](槈[木我])”。通过研究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很多人认为搙[木我](槈[木我])是搙栿(支撑、横梁)的笔误。日本学者并没有把遣唐使船认定为中国帆船,而是根据中国帆船在船底和甲板处无独立横向补强材的特点,认为遣唐使船是和船型船舶或韩船型船舶。如果是和船型船舶时,搙[木我](槈[木我])应为船梁(ふなばり),而若是韩船型船舶时应为加龙木或驾木,但考虑到和船型船舶很难造出大型船舶的事实,就可以判断出遣唐使船很可能是被日本史书以百济舶或新罗船来记录的韩船型船舶。

圆仁往台州求法失败原因考

唐后期日本僧人圆仁跟随遣唐使来唐求法巡礼。因唐朝时期人员的流动需要路证,而圆仁未能求得前往天台宗圣地台州的公验过所,故不得不转道五台山。究其往台州求法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党派分歧。圆仁请公验的扬州归李德裕管辖,而计划前往的台州则是李宗闵治下。二人为牛李二党的代表人物,执政政治观点相左,关系不睦;二是官员对待圆仁的态度因藩镇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东南财源型藩镇的官员多为文臣,谨遵朝廷法度,而河朔割据型藩镇的官员在处理圆仁请公验的问题时则更为自由。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茶文化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茶事具体而又详细的记录,揭示了唐代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意义。在唐代,茶叶的饮用方式反映了不同的茶叶制作工艺与茶叶种类。茶与佛教关系紧密,已成为寺院僧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中国的饮茶风气从唐代开始兴盛,从南至北,朝野上下,皆嗜好饮茶,由此也推动了中国茶馆的形成与发展。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见唐代民间饮茶文化－兼论佛寺饮茶文化之特点

唐代饮茶文化十分多元，圆仁为日本求法请益僧，留唐十年间，走过淮河流域以北各地，曾停留扬州、登州赤山院、五台山、长安等地佛寺，所撰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呈现大唐民间的社会生活，也反映佛寺生活的面貌，其中茶文化是民间与佛寺共同的文化之一，行记中共有三十八条相关茶的记载。从行记中可见晚唐饮茶活动遍及官府、寺院与民间，是十分受欢迎的风尚，此民间茶文化至少有旅途休息、团座话语、茶饭并食、赠品、供佛、佛教仪式、交易货物等功能，其中旅途休息、团座话语、赠品的例证最多，说明在大唐的社会与佛寺，茶最主要的功能是人际互动的情感媒介；此外，茶、饭、粟、粥等食物并备，则反映民间与寺院饮食物质文化的丰富与周足。此时，佛寺茶文化乃民间茶文化的延伸，毕竟，圆仁记书中佛寺茶的独特功能为供佛与仪式使用，前後仅三例而已，记载少且简略，如此现象反映出佛寺制度化严谨的茶礼仪式在圆仁当时仍未形成，九世纪中叶乃佛寺茶礼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圆仁所体验的大唐民间茶文化与佛寺茶文化在内涵上与过往日本弘仁时期求法僧空海、最澄、永忠所体验的文人茶文化不同，对提昇日本饮茶文化，塑造茶道多元丰富根基，扮演重要的角色。

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隨劄

近年爲日本高僧圓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作新校注,參閲了日本足立喜六、鹽入良道、小野勝年的注本,同時也參閲了國内白化文先生校注本,發現多有商榷及補充之處,於是隨注隨録,日積案頭。現不揣淺陋,略舉數例,就正于方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