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与R&D投入对智慧养老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养老行业蓬勃发展。政府为缓解老龄化压力,加大对智慧养老企业的补贴力度,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化发展,必须进行研发创新。以智慧养老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以及二者能否产生交互效应来提升智慧养老企业绩效,以期为智慧养老企业转型升级谋求道路。研究表明: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均能够正向提升智慧养老企业绩效,但具有滞后性;二者具有互补性,能够产生交互效应,共同提升智慧养老企业绩效。

规上工业企业R&D投入质量及障碍因素分析——以淄博市为例

以淄博市规上工业企业2011—2021年相关数据为研究载体,分析其R&D投入特征,借助熵值法对淄博市规上工业企业R&D投入质量进行评价,并引入障碍度模型,找出主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淄博市规上工业企业R&D投入质量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投入质量改善明显提升的是R&D活动规模,R&D投入能力出现小幅下滑;R&D投入结构已超越R&D投入能力成为影响R&D投入质量的首要因素,表明淄博市规上工业企业R&D投入正在由规模投入向质量投入转变;基础研究成为阻碍淄博市规上工业企业R&D高质量投入的主要阻碍因子,并且阻碍程度正在快速提升;R&D人员、R&D投入强度分列2、3位,位列第4的应用研究近年障碍度提升趋势明显。

R&D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统计研究

【目的】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进行统计研究,为江西省上市公司进行R&D投入合理规划、提升企业绩效和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建议。【方法】基于江西省2019—2021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门槛效应。【结果】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三重门槛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不同门槛值区间时,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边际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结论】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处的R&D投入区间合理制定相应的研发计划,当企业R&D投入处于低区间时,应当加大R&D投入;当R&D投入上升至一定区间时,则需重点关注R&D投入效率问题,以避免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

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与企业R&D投入

企业的研发活动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微观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行业内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技术溢出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成为近些年研究的热点话题。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行业内技术溢出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直接效应分析表明,行业内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企业R&D投入,且高行业内技术溢出水平比低行业内技术溢出水平更能促进企业R&D投入;传导效应分析表明,行业内技术溢出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量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两个内外部机制提升企业R&D投入;进一步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贴显著增强了行业内技术溢出对企业R&D投入的正向影响。上述研究结果对行业内技术溢出产生的经济后果做了拓展,为增强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达到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提供了理论依据。

债务期限结构错配抑制了高科技企业R&D投入吗?——基于认证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认证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将债务水平与债务-资产期限结构配置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充分考虑两者的内生关系,考察债务期限结构错配对高科技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杠杆对高科技企业后期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影响呈减弱趋势;“短债长用”类错配对高科技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正面促进作用,而“长债短用”类错配则抑制了R&D投入;债务杠杆与债务期限结构配置之间存在影响R&D投入的正面交互效应,交互效应的存在强化了债务杠杆的负面影响和债务期限错配的积极作用,采用“低杠杆”加“短债长用”错配组合,更有利于促进高科技企业R&D投入。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基于债务期限结构错配的中介作用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越来越成为国家和企业关注的焦点。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15—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R&D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将债务期限结构错配纳入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创新投入框架中。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其次,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债务期限结构错配显著负相关,即管理者过度自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债务期限结构错配;最后,债务期限结构错配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创新投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错配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

温州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现状、问题及改进措施

温州规上工业企业是技术研发创新与转化应用的主要力量,提高其研发投入和创新效率是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托。当前温州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存在诸多问题。“十四五”期间是温州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巩固企业R&D经费投入主体地位的战略定位,以“两区”建设为契机推进规上工业企业R&D活动全覆盖,推进规上工业企业增量提质,发挥规上工业企业R&D支出中政府资金投入的引导作用。

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转变

数字化转型可赋予企业创新巨大的新动能,但数字技术种类多、成本高,如何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间发挥调节效应。随着调节变量增大,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偏移,同时倒U型曲线逐渐变得平缓。在调节变量突破拐点临界值后,倒U型曲线转变为U型曲线。由此可见,调节变量增大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进而利用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龙头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驱动路径研究——基于fsQCA研究方法

为推动中国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技企业创新能力,对中国龙头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深入探究。基于企业内部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和税收优惠、地方补贴及行业技术5个前因条件,阐述其对中国龙头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26家中国不同行业上市龙头科技企业进行分析,构建前因条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框架,结果发现:从整体看,企业研发投入、地方政府补贴以及行业技术通过不同条件组态影响龙头科技企业创新能力;从企业资源看,相较于研发资金,研发人员对龙头科技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从外部环境看,市场和政府采用优势互补方式驱动龙头科技企业创新,且市场行业技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显著,地方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发挥显著激励作用。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动机:创新投入还是利益侵占?

股权质押借款是上市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动机的差异性会对企业发展造成不同的影响。基于2010—2018年我国上市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期间,其质押比例越高则对企业的利益侵占现象越严重。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更容易抑制企业创新发展和加深对企业的利益侵害;相较于高竞争企业而言,高垄断企业对股权质押所获取的现金流的使用更为自由,更有“掏空”企业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管理规模将会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抑制影响;企业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越好将会越易矫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的利益侵占行为。

债务结构、R&D与企业成长性研究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体量中重要的企业群体,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资金规模小、R&D水平低下成为中小企业成长的桎梏。以2016-2020年中小板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债务结构、R&D与企业成长性的耦合机制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商业信用筹资率负向影响公司成长性,而流动借款率与企业成长性不相关,企业R&D增强了商业信用筹资率与企业成长性的负向关系,但在资产负债率、流动借款率与企业成长性之间调节效应不显著。

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聚集强度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影响因素有助于揭示企业战略和决策的动因,从而为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作为样本,运用首位度、基尼系数、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等指标和模型,分别从人员和经费两方面探讨其失控分布特征,并进一步研究政府支持、研发环境、人均生产总值和交通条件对研发投入与企业聚集强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典型特征;研发经费集中在少数高投入的领域或机构中,而研发人员的空间聚集性较强,存在一定集聚现象;政府R&D经费内部支出与研究与开发机构数为影响企业数量的主导影响因子。为此,政府需要关注企业集聚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人才和资源不均衡分布问题,鼓励企业加强对研发人员的培训与支持,提高其整体素质和分布均衡性。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制造企业创新投入效果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为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政府加大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以及扣除范围。要想准确地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既要考虑政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还要关注政策实施的异质性。本文以2012-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DID方法评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前后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从实施效果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实施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国有制造业企业、非高技术及低发展能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入实施效果最为显著,但对西部地区、非国有制造业、高技术和高发展能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效果欠佳。此研究针对切实帮助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更好地实现政策助企纾困的目标提出对策建议。

煤炭企业ESG表现、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

ESG作为关注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内部治理的综合性评价体系,对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中选择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煤炭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上市煤炭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究研发投入在ESG表现对煤炭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何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煤炭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研发投入在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煤炭企业ESG表现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通过变量缩尾检验、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不仅丰富了ESG表现与煤炭企业绩效领域的相关文献,也为煤炭企业进行ESG实践提升企业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和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通过选择2011—2021年250个A股上市文化公司的面板数据,对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实证分析,并利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验证了传导机制和调节机制,可以发现: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从地区上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中、西部表现更为有效,而文化企业更多集聚在北京、广东等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且回归系数更大;从行业上看,我国近年来行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各行业均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效应,其中文化相关领域及服务行业最强,创意设计和内容创作行业由于其行业特性系数较小;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引发市场关注度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内部控制的优化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发展了吗?——来自省际层面的证据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机遇。研究运用2013—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乡村产业发展测度指标,实证评估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并通过城镇化水平实现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会抑制邻近地区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ESG评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评级对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为样本,基于华证指数公布的ESG评级数据,实证检验ESG评级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评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替换核心变量、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该结论;从ESG评级三个维度看,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均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效应;机制分析表明,ESG评级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研发投入等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企业行业属性、所有权性质和污染程度的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评级对促进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清洁型企业绿色创新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具有持续性。研究丰富了ESG评级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战略差异度作用于企业市场价值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市场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战略差异度越大的企业其市场价值越高;对内在机制的研究表明,战略差异度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产品竞争优势两个独立中介路径以及“促进研发投入→增强产品竞争优势”的链式中介路径提高企业市场价值;此外,基于战略定位的分样本检验显示,战略差异度与企业市场价值的正向链式中介关系只有在实施较高差异化战略的企业中才显著成立。

《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20年《资源税法》正式实施,其作为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将从价计征改革成果上升固化为法律制度,开启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因此有必要对《资源税法》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上市资源型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税法》的实行,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资源税法》的实施有助于增加资源型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进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法》的实施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国有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资源税法》的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边际贡献更大。未来《资源税法》可以从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性政策、促进资源税与财政税收政策协调配合、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