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

本文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构建一个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环境污染,"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环境规制并没有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且能源消费不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客观看待产业集聚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产业集聚水平发展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的同时,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等政策组合,以改善环境污染,避免"先污染再治理";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积极鼓励产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集聚方向,引导向高端研发与设计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在积极引资过程中,引导外资向清洁产业转移,注重引进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环保标准,实现引资与环保的双重目标。

EUR的有限影响准则研究

研究了欧洲用户要求(EUR)文件中的概率安全目标,重点研究了核电厂设计扩展工况的有限影响准则。鉴于EUR中没有关于有限影响准则的阈值和环境影响系数的确定方法,尝试研究准则中阈值和系数的计算方法,并采用我国核电厂的相关数据,使用事故剂量模式和均匀释放假设,计算了有限影响准则中的阈值和核素的环境影响系数,最后探讨了有限影响准则与大量放射性释放的关系,以及有限影响准则在我国的适用性。

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

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生态系统的格局、过程和服务功能发生改变,进而威胁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是当前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适应和减缓环境恶化的关键。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出现的生态系统脆弱性概念进行了归纳、总结,阐述了笔者的理解,并提出应规范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命名,以加强不同领域间的交流;综述了国内外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的侧重点以及可供借鉴的评价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的特点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同时应积极探讨适合研究区域的更准确更方便的评价方法;最后,探讨了该领域研究面临的挑战,而这也是今后脆弱性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环境规制、创新能级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以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及其与创新能级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表现出复合效应特征,创新能级向前沿面靠拢并越过不同门槛时,复合效应从显著的抑制叠加效应向不确定或正向累积效应转变,最终转变为显著的激励叠加效应。环境规制的复合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为显著的激励叠加效应;中西部地区为正向累积效应,当前的创新能级水平距离环境规制能够产生显著的激励叠加效应的门槛值尚有提升空间。

水稻土磷环境敏感临界值的研究

采用室内测试方法研究了3组质地(粘土、重壤土和轻壤土)水稻土水溶性磷(0.01mol·L-1CaCl2-P)与土壤测试磷(Olsen-P和Bray1-P)及土壤磷饱和度的关系。结果表明,水稻土因淹水耕作,其磷释放潜力明显高于旱地土壤,水溶性磷随土壤测试磷的增加而增加。土壤测试磷及磷的饱和度与土壤水溶性磷的关系存在转折点,当土壤磷超过转折点时,土壤水溶性磷和磷的释放潜力明显增加。在好气条件下,供试水稻土磷环境敏感临界值(转折点)在Olsen-P50～75mg·kg-1、Bray1-P90～140mg·kg-1和磷饱和度21%～23%之间;在厌气条件下,供试水稻土磷环境敏感临界值(转折点)在Olsen-P35～45mg·kg-1、Bray1-P75～115mg·kg-1和磷饱和度16%～18%之间,超过临界值土壤磷素可对环境产生非常明显的负影响,不应再施用磷肥和粪肥。

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绿色投资的影响评价

以2011-2018年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本文通过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评价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两者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绿色投资,且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门槛值时,这种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研究发现当经济发展水平小于一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抑制上市公司绿色投资,当经济发展水平大于一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促进上市公司绿色投资。基于此,建议政府加大执行环境规制力度同时,应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政府与企业应同向而行,将环境规制的潜力最大化发挥出来。

政策工具何以缓解环境不平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人享有生活环境安全健康的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环境不平等问题长期存在,如何在环境治理中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研究多从种族和收入水平角度分析环境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却较少探讨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对环境不平等的影响。为弥补这一不足,该研究基于278个地级市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利用威廉逊系数测度2003—2019年25个省和地区的环境不平等指数,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策工具与环境不平等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省域环境不平等整体呈现先缓慢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间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同时存在环境质量改善而不平等加剧的错配现象,如何提高少数人的环境福利成为今后环境治理的重点。②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因具有注重公平与公众诉求的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省域环境不平等,而市场型政策工具追求治理效率的特性会使其显著加剧省域环境不平等。③污染水平和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缓解省域环境不平等;而市场型政策工具则会在低污染水平和高创新水平下,加剧环境不平等。基于上述结论,应从重视污染分配公平、设计合理的政策组合、寻找差异化治理路径等方面推进环境治理及缓解环境不平等。该研究对选择政策工具、提高政策制定能力以及消除环境不平等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相关性研究——对“波特假说”的检验

传统经济理论普遍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直接增加企业的整体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企业销售利润的降低。而“波特假说”则提出环境规制对企业整体效益的影响并不是单一负面的,环境技术创新提高的生产效益可能弥补治理污染所投入的成本,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并可能获得高于预期的收益。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利用2008~2019年我国30个主要省市的面板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的门槛效应,并检验了“波特假说”。主要研究结论为:(1)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环境规制与地区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2)环境规制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地区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门槛值以后,环境规制才能促进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约束下区域创新对碳压力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00～2015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了碳压力水平,分析了其总体特征,讨论了区域创新、环境规制和碳压力水平之间的理论框架,并应用全局因子分析法从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3个维度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分解。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创新对碳压力水平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碳压力水平从盈余转变成超载的状态,在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碳汇增长速度滞后;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存在门槛效应,在一定的门槛值区间内,区域创新对碳压力水平改善起到正向效应,即"波特假说"是有条件成立的;区域基础异质性会对碳压力水平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必须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区域创新方向,实现低碳化转型并减少社会福利损失。

创新水平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40个沿线城市为例

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探究数字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创新水平在数字经济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作用机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其非线性关系及作用区间,进一步借助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数字经济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于本地的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2)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路径,且当创新水平超过门槛值6.41后,数字经济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将从-0.024变为-0.042,存在边际递增的治污效果。(3)在抑制本地环境污染的同时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会加剧周边地区的污染排放;产量规模的扩张可能成为污染加剧的原因,数字经济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果被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污染增长所覆盖;为此,需要加强地区间协同治理,避免生产规模的不合理稀释数字经济的治污效果。

城市群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3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城市群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群规模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N"型曲线特征,经历了"逐步缓解——恶化——得到好转"三个阶段。当城市群规模小于5 919.6万人时,环境污染随城市群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城市群规模在5 919.6—9 790.67万人之间时将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跨过这一区间后则有助于环境污染减少。2)城市群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特征,当外资利用水平小于225.047亿美元时会严重影响环境质量,在225.047—4 195.32亿美元之间时影响作用开始减小,超过4 195.32亿美元时则会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目前我国十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跨过第二门槛值之外,其他城市群外资利用均处于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阶段。3)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科技人力资源培养都将对环境质量改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分解因素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的视角

为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政策效应,本文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5年我国28个省(市)的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进行分解,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离不开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共同作用;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对碳排放效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

区域环境治理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与碳中和绩效

研究目标:研究中国30个省份环境治理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者的协同效应对碳中和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方法: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探讨碳中和绩效的线性和非线性变化特征,运用事件研究法借助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碳减排政策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基准线性回归中区域环境治理压力、经济发展水平的独立效应阻滞碳中和绩效,但二者的协同效应显著提升碳中和绩效;囿于碳中和绩效可能呈现非线性的变化趋势,分别以三者为门槛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区域环境治理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不存在门槛效应,两者的协同效应为门槛变量时,协同效应对碳中和绩效具有非线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碳减排政策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的碳中和绩效,但政策的动态效应存在时滞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碳中和绩效实现路径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创新:将区域环境治理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者的协同效应纳入碳中和绩效分析框架,丰富了新时期双碳目标研究主题;从能源供给侧视阈下深入探究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碳中和绩效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揭示了碳中和绩效的不同发展轨迹。研究价值:据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根据碳中和绩效发展历程因时施策,为构建全球碳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