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新出隋《施睿墓志》考

2021年,隋《施睿墓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樱花广场基建工地内。志主施睿为南北朝时期北迁之南士。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南人北迁,其自身的文化优势得以在关中地区迅速发挥出来,填补了关陇地区的文化缺失。

论孔子对“士精神”的塑造与践行

兴起于春秋时期的士阶层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其能延续至今正是归因于士人所特有的高尚的“士精神”。孔子对“士精神”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赋予了其承道精神、敬畏意识、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并以实际行动从理想追求、学识修养和政治实践三方面践行“士精神”。孔子关于“士精神”的论述与践行不仅对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而且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儒林外史》中科举荣身之儒生群像研究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生动刻画了八股取士制度下,处于未第与及第不同阶段的儒生群像,批判了本应为天下培养贤才的科举制度,却培养出大批腐儒、丑儒的怪现象。对此,吴敬梓以儒家思想为文化底色,通过个人探索与实践,提出应培养克己复礼、讲究文行出处的真儒贤人,以拯救儒林。

刘知几之碑刻文体学认知探赜——以《姚珽墓志》为辅论中心

镂于碑碣墓塔、用以述德纪功的石质文本,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文学特质及墓葬礼制,其物性本体背后隐匿着宏博的历史事实与文化脉络。“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以墓志铭、记事碑、神道碑为代表的碑刻文献具有载录史实、纵论生平的史传性质,蕴含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初唐之刘知几归纳了一套规范化、程式化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强调为人立传须阐明郡望与现居,务以秉笔实录、文约事丰的撰史原则严谨建构叙事性文本,可藉之蠡测其关于碑志入笔范式、主体勾勒、义例规准之见解。此外,以刘知几之兄刘知柔所作《姚珽墓志》为代表的唐代墓志文本,呈现出显著鲜明的文体特征,写作模式与刘知几的碑刻文体学认识相应,可据此对初盛唐时期的墓志创作范式作一管之窥。

苏门后进与霅川名士:宋代经学家张大亨生平交游考

北宋经学家张大亨籍属浙江湖州,祖父张裪曾知安州,官至司封员外郎,殁后葬于湖州卞山。张大亨于元丰八年得中进士乙科,曾任《春秋》博士、司勋员外郎、左司员外郎等职,因“政和党争”遭致黜落,殁后也葬于卞山。张大亨曾从学于苏轼治《春秋》经,二人诗文往来,情谊深重。其《春秋通训》中保存的一首东坡尺牍残篇尚未收入苏轼集中,具有重要的文献及文化意义。张大亨与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米芾等苏门文人同游论道,追忆先师,关系密切,与释惠洪、吕本中、唐庚等也有交游。此外,张大亨还助推了元祐学术的传播与浙江学术的演进,是浙江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陕西西安南郊隋施睿墓发掘简报

2021年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建中发现隋施睿墓。墓葬形制保存基本完整,随葬器物丰富,为研究关中地区隋代墓葬及随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诗经·小雅·鸿雁》主旨辨析

《小雅·鸿雁》的主旨迄今为止主要有多种观点,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和欧阳修《诗本义》之说影响最大。这些分歧主要缘于历代学者对诗中“之子”“我”的称谓身份解读和“鸿雁”意象解读的差异。综合考察此诗的整体含义和内在逻辑,可知“之子”和“鸿雁”是流民的身份和象征,诗歌前两章客观表现了流民在野外劳作的场景,末章为使臣自述,记叙了流民对这场劳作做出不同评价。诗中“我”就是士大夫,即诗歌作者。因诗歌末章集中表达了诗人的情感,故主旨为美士大夫。

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

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北宋中期释门与政坛文学互动的双重价值--以天台宗释长吉交游与创作为中心

释长吉是北宋中期著名天台宗诗僧,终其一生都与政坛名士诗文唱和,所作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此种士释文学交往蕴含着双重价值:从政治角度而言,诗僧与官员的唱和,在文化政策、信仰态势、交往心理等层面,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北宋政坛与佛教关系的生动反映;从文学角度而言,与长吉唱和的士人,包括了林逋、宋祁、梅尧臣等晚唐体、西昆体以及北宋新诗风的代表人物,通过这些士人对长吉诗风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北宋中期诗歌革新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诗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国家图书馆藏《石暎墓志》考略

石暎墓志拓本现存国家图书馆,该志原石久已佚失,拓本亦罕见流布,馆存为陈粟园、章钰旧藏,另有题署姚崇撰文之伪拓。清嘉道以来学者纷纭其断代,“北汉/宋初说”为主流。近人岑仲勉、柯昌泗认为此志立于唐兴元元年,其论述未周。本文推详案覆,进一步考定该志落葬于是年的四月三十日。该志所涉唐代历史亦彰显金石补证功用。

士大夫身份意识与汪琬墓志铭的书写策略

清前期著名古文家汪琬继承唐宋以降的文化传统,着力讲求墓志铭的书写策略,借以鲜明地表达他所理解的士大夫群体的观念、情感、理想和趣味。汪琬的墓志铭书写特意强调撰写者“文学蔚蔚”的文化身份,强烈表达撰写者“以其风声说人”的情感旨趣,自觉行使撰写者“自重特立”的话语权力,力图塑造一种独具风貌的“在野”士大夫形象。这一书写策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既受制于、也强化着汪琬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文变染乎世情”:论王骧《存实吟草》的多元面向与文化意义

镇江文史学者王骧的诗词自选集《存实吟草》见证了作者与江苏文史学人圈的交游情况,建构了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及其中文系的历史记忆,记录了20世纪后半段镇江风土人文及社会发展状况。体现了王骧溯追杜甫、记录时代的诗学精神,具有较为重要的地方文化意义。

《醒世姻缘传》中的科场舞弊书写

《醒世姻缘传》大量涉及科场现实,梳理书中人物的科举经历可发现舞弊风气之严重。在叙事功能方面,科场笔墨为塑造人物真实性格发挥了独特作用,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识。细致周详的科场乱象书写揭示了晚明的社会风习。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名士与名医——鲍桂星与程文囿交游考论

鲍桂星与程文囿皆为徽州歙县人,鲍桂星因病求诊于程文囿成为二人相识相交的契机,并因此深情厚谊,持续终生。二人的交游超越了医患关系,可视为“士人与医者”交游的范例。以《杏轩医案》《觉生诗钞》为基本文献,爬梳鲍桂星与程文囿的交游,可以从微观视角探察清代中期徽州地区儒学与医学深层次的交融与契合,对于“士人与医者”“儒与医”论题的深入研究或有助益,也为乾嘉时代及徽州地域的文化场域刻画了研究典型。

施蛰存年表

施蛰存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学者。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因主编大型文学杂志《现代》及创作心理分析小说而享誉文坛;建国后,施蛰存致力于学术研究工作,在中国古典文学、金石碑刻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本年表力求翔实、客观地反映施蛰存生平、创作与学术研究情况,以促进施蛰存研究的深入发展。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以唐代在室女墓志为中心

以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墓志为中心,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对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进行考察可知:唐代士大夫阶层仍然沿袭传统的女性观念,在培养和教育女儿时注重礼法,希望女儿能成长为知书达礼、贤惠温柔的女性;在唐代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及婚姻仍崇门第的情况下,唐代士大夫之家的家长对室女的态度还是非常关爱与重视的;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不但备受长辈怜爱和关心,而且受到较好的教育;另外,德才兼备、年长的女儿尤其是长女还拥有一定的家庭事务管理权,她们的建议也会得到家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