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词派创作特点及其词学理论创新意义——“临桂词派”研究之二

临桂词派崛起,主盟晚清词坛,推动清词中兴。其领袖王鹏运、况周颐传承发展常州词派"意内言外"及"比兴寄托"传统,标举"重拙大"词学之旨,形成临桂词派创作、评论、理论核心及其风格特点,《蕙风词话》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夯实其词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进一步深化、扩大其作用、传播与影响,具有词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价值意义。

况周颐《蕙风词话》词学创作论

况周颐《蕙风词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词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况周颐在《词话》中辨正了词的"诗余"说,认为词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诗没有依附关系,用"诗余"称呼词,则歪曲了词的本质。同时,他阐释了王鹏运提出的作为词的艺术特征和创作原则的"重、拙、大"三要,指出应力避刻意为曲折和词意忌重复等作词之忌以及提出了作词要语意不晦涩、不可作寒酸语、造句要自然、真为词骨等创作方法与见解。

试论况周颐及其词

况周颐的生卒年,通行的说法是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享年六十八。本文认为应是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卒于民国十五年,实足年龄应是六十六。“享年六十八”的说法是据上海虚两岁的计算法。况周颐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由四川入京前为第一时期,这个时期他是目空一切的。入京以后到辛亥革命为第二时期,这个时期是他做官、任教时期。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的遗老生活时期是第三时期。况周颐是尊崇词体的,他论词的审美原则是：(一)襟抱；(二)重、拙、大——“重”和“大”之间有区别,但基本内涵都是一个“真”字,因此,王鹏运、况周颐都常把“重”、“大”联用。“拙”是指创作方法；(三)守律。况周颐词作途程极长,所以不完全符合他逐步形成的论词主张,但和他的生活途程却是紧密相连的。据其《餐樱词自序》所云,可分为三个时期：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十三年(1887)为第一期。这时期的词作多为“少年兴会”或“为赋新词强说愁”之类。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入都至辛亥革命后到上海之前为第二期。这时期的词主要是从不同角度表达其爱国之情。况氏说他这时期的词“笔力千钧,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极词家明转之说。与早岁所作又不相侔矣。”宣统三年至上海到民国十五年逝世为第三期。这时期词主要是写沦落之感、沧桑之悲、故国之思。充分表现了晚清遗老的思想感情。词风委婉缠绵。况周颐词小令近淮海、小山,长调类清真、梅溪。有着深深的个人和时代的印记,和清代其他许多词人不一样, 在清代词史上有着不同一般的地位。

论况周颐的词骨之“真”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与《蕙风词》集中体现了其"真"的评词标准和情"真"、物"真"的诗词创作基础及原则。从况周颐的词话分析和作品分析来看,其"真"理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的景物真实和情志真实;二是形式上的真实。论文具体分析了其自然逼真和本质真实的景真、情感内涵和表达的情真以及情景交融等三个"真实"观内容。

《惠风词话》评介

本文从词论、词评、考证三个部分全面评价了《惠风词话》在词学理论中的地位。

试论刘永济词学观念的儒学印痕——以刘永济与常州词派的渊源关系为重点

刘永济服膺儒学,不仅其为人严守儒家规范,而且其填词、论词也都可以看出他深受儒学的濡染。因师承关系,刘永济的词论观点与常州词派有着深厚的渊源,具体表现为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推崇。在刘永济的词学观念里,既可以看到张惠言、周济、谭献、陈廷焯等人词学理论的痕迹,又能看到他独特的创造。刘永济特别推崇其师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这是受儒家尊师重道观念影响的必然结果,然而不能因此认为他存在门户之见。

晚清三大词话对词学的总结与新变--从姜夔词入手

《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并称为“晚清三大词话”。在晚清这一特殊时期,它们作为总结性的词学理论,在清末民初的词坛上闪耀着千年词学的最后光辉。《白雨斋词话》是继承传统诗教的词话,《蕙风词话》是归于词学本体的词话,《人间词话》则是带有现代哲学色彩的词话。它们不仅映射出词话作者的个人词学取向,也是对词坛、对时代的一种回应。

2011年《蕙风词话》研究综述

2011年关于《蕙风词话》的研究论文共计五篇,其中一篇硕士论文。本文将这些论文梳理归纳,以此了解这一年来学术界对于《蕙风词话》的研究情况,为今后《蕙风词话》的研究方向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