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

濮与孟高棉虽为异源,但这两大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濮与孟高棉相融合形成闽濮,同时濮和孟高棉分别与氐羌、百越族群相交融,但两者在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的交融具有直接性特点,与氐羌族群的交融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浅析哀牢夷族群的民族流变

古哀牢国的主体民族在汉文献中被称为哀牢夷。哀牢夷的族属研究从明代开始就引起足够重视。在数百年的探讨、争论过程中,原来众说纷纭的族属之说渐渐有所汇总,趋向于五种基本观点,即濮人说、越僚说、掸泰说、氐羌说、濮与昆明融合体说。在这样的族群说依据下,联系历代汉民族政权的史料及相关少数民族史料、民族传说等,通过对哀牢夷族源的考辨及历史源流的梳理,不仅使我们对云南特别是滇西民族史及民族文化有更多了解,同时也对滇西少数民族现状、跨境民族关系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凉山“大石墓”的族属问题

有人把凉山安宁河流域古代大石墓说成是古代邛人遗物,这是错误的。有诸多证据证明这些古代大石墓实际上是古代濮人留下的遗物,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与邛人有关。濮人属于百越系统,邛人属于氐羌系统。百越系统民族崇拜水,人死后多临水而葬;氐羌系统民族崇拜火,人死后多行火葬。

民族生态伦理与茶马古道研究——以普洱地区为例

茶马古道滇藏线以普洱为起点,是当地民族以骡马贩运普洱茶而形成的悠悠古道。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整理资源,探讨茶马古道形成的生态学意义,从普洱茶的采摘与制作、茶马古道成型的生态溯源及马帮行规等,梳理窥视茶马古道上的人与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朴素民族生态伦理,并指出民族生态伦理对作为世界遗产的茶马古道其核心价值构成的重要意义。

多元民族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关系——以普洱市为研究对象

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形成有赖于和谐的民族文化的构建。多元的而且是和谐的民族文化是形成普洱"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的内生基础。新形势下新型民族关系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发展问题,而要获得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从文化上所要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族传统文化之现代适应。

西南土著濮为彝族族源之一

彝族族源源于羌,也源于濮。濮在西南分布广泛,百濮为西南土著。彝族的基础为外来羌与土著濮的融合,濮是彝族族源的一元。至今,我们仍可在彝族习俗中看到濮人的遗俗:龙崇拜,竹崇拜、"衣著尾"。

论“西南夷”中的部落族群

司马迁用"西南夷"来泛称巴蜀以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并将西南夷各族归纳为四类九个部落。在《华阳国志》和《后汉书》中,"夷"有了新的内涵,成为与"氐"、"越"并称的民族群体。在"西南夷"中,"濮人"是先秦两汉时夜郎区域的主体民族。"濮人"的"魋结"发型,与滇王墓和兴仁2号汉墓出土物件的人物图像中的"银锭髻"极为相似,而与彝族的"天菩萨"式大有区别。从民族源流和习俗看,"濮人"与魏晋时期的僚人及后来的仡佬族具有明显的承袭关系。

从可乐考古探索古夜郎及其族属

今之威宁、赫章乃西汉犍为郡之汉阳县,赫章又是汉阳都尉所在地,原皆夜郎方国辖区。夜郎国乃仡佬族先民濮人所创建。可乐考古出土文物当是仡佬族先民的文化遗存。

“酒”与汉代丝绸之路民族交往

汉王朝在“北边”“西边”“西北边”的民族交往,促成了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物资的相互流通达到了空前繁盛的程度。汉地“酒”的输出,即“输”“奉”“赐”“遗”,是物质文化交流史值得重视的现象。“关市”交易内容也包括“酒”。“酒”的共同消费,有利于汉文史籍称作“北胡”“西戎”“远蛮”的诸远族与中原的沟通,推动了草原地方生活水准的提升。民族交往实践中多见“酒”的作用。因丝绸之路开通,西域“蒲陶酒”为中土所知。“蒲陶”引种,也引起内地“酒”的消费层面的扩大以及酒业新的开发。“挏马酒”的引入,也丰富了内地的饮品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