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民族概念及其英译的新思考(二)——National ethnic unit:我国亚国家层次民族英译的新探索

在当今中国,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与亚国家层面的"各民族"都被称呼为民族,这就造成语义的模糊、混用和学界的困扰争鸣;在英文翻译上也难以精准表述,目前的两种译法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都引起一些异议。民族概念必须以尊重历史、符合现实、符合我国的族际政治和民族关系为原则。本文试提出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的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应平等地称之为"族元"——即共同形塑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共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贡献的族类单元,英文翻译取用National ethnic unit。文章对"族元"这一概念的意涵进行了阐释,从历史史实、宪法精神、学理层面和国际视野展开了论证。对National ethnic unit进行了英文词语分析,将其与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作了比较论述。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分析和路径探索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精髓在于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以追求人类解放为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影响下结合我国国情的“共同体”表现形式。本文从“现实的人”“个体与共同体”等方面探讨两者的关系,进而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主要从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视角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

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

近现代中国由王朝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边疆的自觉,边民的发现、想象和书写,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观念基础。国际地理和国内空间的再认识与复杂化,意味着中国对于外部与内部、世界与自我的认知变化。在国内外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主动与被动的迁徙与流动中,地理、政治、社会与价值观念得以重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于国家一体的内部,兼顾共同性与特殊性,促成了新中国多民族共同主体的再造。这个主体再造的过程,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意志体现与文化表达的当代属性。少数民族文学从属于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与格局的建构,成为总体性中华民族审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美学风格。在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后学”思潮的洗礼之后,如今需要重申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实践的遗产,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

铁骊族称来源及其居地考

铁骊族称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唐朝置铁利部,渤海置铁利府,辽朝置铁骊国,民国置铁骊县,新中国成立后置铁力县,后改铁力市。铁利、铁骊、铁力等不同称谓,都是铁骊(利)人以农业经济为主,从事耒耜耕、耦耕、犁耕的文化遗存。“利”是“犁”的古文,“力”与“丽”通,“力”一人一耒耕地,“丽”两人两耒耕地,“骊”是“犁耕”时代的写照。今铁力地区,各族人民自古就以农耕经济为主,兼渔猎经济。今铁力市及其周围地方,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唐代铁利部、辽代铁骊国中心位置,是铁骊族居住之地。

美国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的错位及其深层原因探究

近年来,美国西语裔/拉美裔依托高人口增长率,取代非裔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推动美国社会、文化、政治面貌发生根本性变迁。从国别人口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基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与总统大选民调数据,分析西语裔/拉美裔人口结构性变动及其政治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证价值。研究结果发现,近40年来拉美裔人口规模持续稳定扩大,未来也将保持较高增速,正成为美国人口及少数族裔增长的首要动力。然而,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存在明显错位,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两个层面:一方面,受人口要素结构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作用,拉美裔参与选举政治的资格不足、意愿较低,且集中居住在特定选区,选民力量没能实现与人口规模的同步增长,严重影响其作为少数族裔的政治表达力量;另一方面,拉美裔涵盖子族裔众多,党派立场相异甚至对立,且群体内部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族裔身份和政治取向比较模糊,没能形成类似其他少数族裔的归属意识和政治团结,造成政治声量的进一步分散。因此,从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两个方面可以发现,拉美裔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向仍处于变动之中,其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角色表征正是人口要素与政治行为叠加的结果,探讨其政治力量与人口规模不匹配的深层原因,体现出国别人口学视角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及其影响

对当代中国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的认知务必注意,不论是中华民族、国内各民族还是民族间关系,均在历史演变基础上经过了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过程。其间,历史形态的中华民族,一方面经由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而形成了国民共同体,另一方面又经由自我构建的各个民族的凝聚而成为一个更大的多族聚合体,实现了现代构建。同时,历史上众多的民族群体,则经过民族构建而成为国内的56个民族。在此过程中,国家因素、国族因素和各族互动三个方面相结合,造就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经历了这样的民族构建,中华民族、国内56个民族以及民族关系有了今天的形态、面貌和性质。因此,要对当代中国的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形成准确的把握,就必须对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进行认真的梳理。

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以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为例

与大埔县源发地的广东汉乐相比,珠三角广东汉乐在乐器组合、人员构成、活动特征、社会功能、乐曲选择、音乐风格等方面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与客家族群性格、国家在场等因素紧密关联,这对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典型地体现了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同时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有对立或趋同的生存形态,也有并存或联结的中间形态;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再创造,需要赋予新意涵和新形式,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承续提供适宜的现代性语境。

中国民族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对西方民族理论的学理性超越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不仅从民族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且在学理上实现了西方民族理论的四重超越:第一,在民族形成问题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民族具有不同的形成逻辑;第二,在古代多民族国家问题上,中国古代王朝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帝国”;第三,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也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第四,在民族治理问题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西方民族治理体系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这些差异既暴露了西方民族理论的局限性,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合理性。

转型时代的“胞波情谊”与中缅关系

进入21世纪,中缅两国社会均面临较大的转型。两国在区域格局中的角色、地位及相互关系日趋动态复杂,并成为影响区域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嘉庚精神为关照,聚焦于国家话语与日常实践中的“胞波情谊”和中缅关系,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阐述中缅两国人民“胞波情谊”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对国家建设、历史书写、公共记忆、身份政治、族群互动、文化交流以及缅族、缅甸华人与中国民众相互关系的分析,阐明“胞波情谊”的时代变化与文化意涵;并将之置于地缘政治、区域格局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探讨中缅关系发展的多重面向与现实意义,应对全球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公民范式与族裔范式: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苏联的解体,哈萨克斯坦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由133个民族组成的“哈萨克斯坦人民”(Қазақстанхалқы)成为一项建设“公民社会”的治国理念,并且写入哈萨克斯坦的宪法和国家战略中。从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实践看,哈萨克斯坦民族认同中的族群(ethnic)认同与公民(civic)认同两种因素始终在相互博弈,尤其在构建单一的公民认同——“哈萨克斯坦人民”的过程中,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矛盾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在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依然存在“主”与“客”的不同角色关系。本文基于田野调查与哈萨克斯坦本土文献资料,结合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存在两条平行路径——公民现代国家范式与族裔民族国家范式,这导致了哈萨克斯坦多层次的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互动与博弈,充满复杂性与变换性,这也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当前的公民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并不平坦。

党领导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探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人类特别是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具有三重独特逻辑:历史逻辑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奋斗历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历史经验;理论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同各族人民实际需要相连结,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携手奋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丰富的实践成果。

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与地方回应——以黔东事变为中心

“黔东事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湘黔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整个大后方。国家行政力量早期的暴力进入以及苗疆、汉地客观存在的异质性使得这一地区在“国家化”进程中苗汉、官民冲突不断。国民政府以“国族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接续整合,超越了前清却无法超越时代,并在“抗战建国”目标下出现利益分化和冲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并不是总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的,甚至还会出现相互抵牾的状况,总结吸收国民政府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上的经验教训,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美国对华“民族牌”的策略、影响与应对

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等多方面原因,涉华民族问题往往具有牵扯面广、联动性强、敏感度高等特点。在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方开始愈发注重利用民族因素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推动所谓“民族牌”策略的新发展,即对涉华民族议题“污名化”、炒作所谓“种族歧视和迫害”的舆论攻势和认知作战、策动涉华民族问题国际化、渲染涉华民族问题安全化。美国对华“民族牌”策略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利益,而且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对此,要揭露美方“民族牌”策略的本质,采取“增其成本而去其利”“让民族回归民族”的策略进行反制;同时,要立足“做好自己的事”,保持战略定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民族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诠释与建构

推动民族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民族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取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否形成一种相互帮扶、互动协调与互惠共生的“政社关系”。“国家支持”与“社会支持”存在着自身的行动逻辑与具体要素,同时,两者之间存在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阻滞与平衡问题,其合作畛域取决于意识、能力与效果三对基本关系。据此,特从构建原则、结构要素、运作机理与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民族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期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赢。

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

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面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实现多元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向政治哲学领域推进的过程中倡导话语政治与商谈民主。借用哈贝马斯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解读,解析公民身份与宪法爱国主义,有助于解决民族国家内部蕴含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 20世纪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

中国近现代民族议题的基本问题意识是探寻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建设"多民族中国"的可能路径,而对历史上多民族体系形成和演变过程的描述与阐释则是这项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晚清、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知识精英主导或参与的民族史重建工作的意义所在。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20世纪重要的民族史论著,提炼了三种关于"多民族中国"形成和演变逻辑的叙事方案。尽管这三种方案在叙事结构和价值立场上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却隐含了共同的理论焦虑——汉族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与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张力呈现了近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直到今天依然为我们理解和讨论中国的民族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四个共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多维解析

"四个共同"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提升,其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体现,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从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养精神四个方面有效地回答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在肯定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同时,平等而客观地承认了各民族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贡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

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与政治认同及其互动关系

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具有复杂性、协调性和建构性等特点。在推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强化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就必须巩固多民族社会治理中的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和政策认同。完善社会治理中的政党嵌入、制度建设和政策创新,是推动社会治理和政治认同良性互动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