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

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批判地借鉴以历史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

东亚秩序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东亚秩序是动态的开放型的发展体系。它产生于华夏农耕文明的沃土上,稳定在东亚地区,伴随着汉代张骞开西域的"凿空"之举和唐代杨良瑶下西洋以及明代郑和高规格的七下西洋,不断开通、延伸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东亚秩序,把东亚秩序与丝绸之路内在联系的精髓——放眼世界、包容万类、共生共荣、和谐发展、和平友善等理念不断弘扬与光大。今天推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传承和发展了东亚秩序的精髓,对参与和引领构建国际新秩序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及其东亚史意义

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既追随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同时又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提供理论支撑,其形成和变化是他对日本自我定位及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产生变化的产物。福泽谕吉在不同时期构建的国际秩序观所表达的价值取向皆以"欧洲一元文明论"为思想基础,强调"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学逻辑,并效仿欧洲近代国际秩序的双重原理,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在相当程度上导引了近代日本蔑视型亚洲观的形成,对日本政府的东亚政策具有理论导向作用,使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秩序构想更具功利性。在将中国和朝鲜强行卷入到危机四伏的东亚国际关系重构的纷争中,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对东亚国际关系史产生了影响。

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在人类文明史上,东亚地区是重要的文明区域,不仅有丰富多样的外交实践,也有极为宝贵的外交思想,形成对外交往的外交圈与文明圈。将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出系统的总结,是今天国家崛起对理论的需求,也反映理论研究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的一面;坚持理论研究以社会发展作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大方向,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采取继承和发展的态度,以古为今用的态度从容处之,是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在东亚国家关系面对新的形势的时候,汲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华盛顿体系与大东亚新秩序比较研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国际关系舞台上曾相继出现了两种地区秩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和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对它们进行回溯、比较,对今天构建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

随着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来保障自身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于是金融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逐渐在中国兴起。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在全球层次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主张改革既有国际金融体系;在区域层次上,中国大力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以构建东亚区域金融秩序;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通过与部分友好国家和关键国家加强双边货币互换和推进本币结算来减少美元依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在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特点:在目标上,体现出改革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既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抱负;在手段上,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制度化平台来表达中国立场;在对象上,中国金融外交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而在执行主体上,中国逐渐加强金融外交的国内制度基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金融外交决策体系,从而保障了金融外交的执行。金融外交构成了中国外交过去四年来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域。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东亚安全与合作机制重构

冷战后一直困扰东亚的安全与合作形势随该地域安全保障上的二元格局的凝固化而越发复杂,这在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阻碍和牵制的同时,也给予了中国借助"一带一路"的影响重构地域安全与合作机制的机遇。所以在目标、框架、功能、机构、原则上使东亚安全与合作机制改变成更切合时代潮流,并与"一带一路"相得益彰的新机制,应该说是消除域内安全与合作问题根源的最有效路径。

战后东亚秩序的“帝国”结构原理:从“阵营对抗”到“正常化”

"钓鱼岛问题"危机化带来了互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话语斗争,但东亚的"秩序论"实证知识前提缺位。帝国主义军事殖民被世界大战终结,战后东亚是"阵营对抗"模式的"新帝国秩序"。美国通过政治、知识对话在日本确立"美国信仰",发展出成熟的制度化同盟。"一边倒"的中苏同盟基于普世价值信仰,但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欠缺把国家失败的历史真相转化为知识思想的改革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苏联信仰"消退后中国就不再忍受"社会帝国主义"压迫;美国乘机通过遏制苏联、控制日本的战略对话把中国纳入了"正常化"秩序。"美帝国"权力扩张带动日本"帝国精神"复活,战后中日关系遗留的战争责任和领土处置问题反复发作,美国则利用来强化日美同盟,构成压迫中国的象征暴力。无知于这种战后国际传播能力竞争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东亚秩序的现在和未来。

传统东亚秩序的历史演进与礼治稳定——以“塔型结构”的建构发展为例

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持续大约六百多年。这种历史演进整体呈现鲜明的"长稳定"特征,具备"稳中有进、进中有稳"的辩证关系。在现有的政治等级稳定说、朝贡贸易稳定说、儒家文化稳定说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一种"礼治稳定说",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逐步壮大使得中国有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构建和发展"礼治结构"。礼治结构确保中央国家具有最高国际权威,以及各国之间的行为意图具有很高的确定性,长稳定因此形成。通过分析阐释礼治结构中"塔型结构"的建构和发展,即传统东亚秩序的体系结构从覆钵塔型结构演进到楼阁塔型结构的过程,可以为理解传统东亚秩序礼治稳定的动力机制提供较为直观的表现和依据。

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再探:德川幕府体系的构建与崩溃

德川幕府体系是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与清代朝贡体系共存的东亚早期地区秩序体系。幕府体系是典型的等级制体系,体系结构使组成单位之间关系更加稳定,而合法性则赋予体系以秩序。德川幕府体系的概念与幕藩体制、"大君外交体制"略有差异,而与"双头联邦国家"概念较为接近。德川幕府继承了织田、丰臣体系的部分要素,但也构建了新的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并塑造合法性,从而完成体系的制度化。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殖民扩张给幕府体系的结构和合法性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冲击,使体系内部分单位的特征再次发生了改变,最终单位的独立倾向和对合法性权威的争夺导致了幕府体系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