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音符传情:民国时期马思聪《西藏音诗》创作历程和传播效应

多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形成具有充满活力、辐射力强劲的中华文化的前提。1941年,著名小提琴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马思聪依据藏地纪录片《西藏巡礼》、内地流传的西藏民歌和英文书籍中对西藏剑客的描写,并结合广东音乐中的“连环扣”,采用西方乐器小提琴,谱写了闻名于世的体现西藏人民顽强精神的音乐华章《西藏音诗》。自此,《西藏音诗》在全国各地演奏,成为媒体宣传热点,受到知识分子追捧,并被国家级交响乐团——中华交响乐团定为固定演奏节目,逐渐受到全国群众的关注与喜爱。《西藏音诗》不仅是马思聪个人代表作,还是西藏同内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有效载体,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展现了中华文化共同性,进而增强了各族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此,学界应加大挖掘、整理、宣传西藏同内地文化名人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案例,进而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18世纪初期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茶书写--以泰特和莫特克斯的茶诗为中心

将中国茶置于英国18世纪初期的大背景之下,着重分析18世纪初期英国诗人纳厄姆·泰特和彼得·莫特克斯的茶诗,探讨18世纪初期中国茶与英国社会、经济和政体之间的关联,旨在揭示18世纪初期的英国文学是如何将中国茶塑造为一种能够促进英国文明社会建构、振兴英国经济、改善英国政体的神奇之叶,进而为理解当下中英文化交流提供启示。

《梁书》“诗事”类诗学文献考述

“诗事”与“史”同源,是中国古代诗学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从诗学角度来看,“诗事”类文献随着文学观念的发展逐步获得了相对于“史”的独立价值。《梁书》作为南朝梁代国史,保留了丰富的“诗事”类诗学文献,涉及诗歌功能、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歌题材、诗歌形式等方面内容,为深入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学观念、构建中华民族特色诗学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视角。

西昆体诗之传播与接受

宋初西昆体掀起了盛极一时的传播热潮。西昆体的群体唱和导致了诗歌内容的类型化及其诗歌风格的单一化,而受众的大规模模仿则最终使得诗歌创作流于因袭,日趋僵化。

早期英国汉学家对唐诗英译的贡献

唐诗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发端并奠定了基础的,是一批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传教士汉学家中首开唐诗英译先河的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单篇英文译介,便见于1815年由广州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的马礼逊译著《汉语原文英译(附注)》(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with Notes)。艾约瑟(Joseph Edkins)作为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唐诗英译的贡献,在于他先后发表的两篇关于李白及其诗歌的论文。而在早期英国驻华外交官出生的汉学家中,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唐诗译介者。其中弗莱彻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是第一本断代唐诗英译著作,具有较高的传播影响。这些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唐诗英文译本,虽然作品选择多非名篇,且瑕瑜互见,远未达到完美的境界,甚至有不少误读误解,但他们的努力,不仅体现了对唐诗这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上推进了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进程,使英语世界的文化探求者,可以借此约莫遥望到东方诗国的顶峰。

从《梅花百咏》看日中文学交流

日本锁国时期,并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不仅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入港,而且与琉球(今日本冲绳)和朝鲜保持交往。日本诗人相良玉山草成《梅花百咏》后,寄赠琉球文人程顺则;1713年春程顺则将之传入大陆福州,清朝文人王登瀛特为撰写序文;1714年程顺则奉使日本,将序文交给相良玉山;次年将相良玉山序文刻入诗集出版,从而成就东亚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创新与引领: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贡献——以砚屏的产生及风行为例

砚屏并非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砚屏辨》所云"自东坡、山谷始作",而是欧阳修至迟在庆历八年就请人用虢州紫石(又称月石)制作而成,并有了砚屏之名。在砚屏的产生与广泛流传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创造性贡献,以及他们发扬光大器物文化的主体精神与不懈努力。

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

文人相与赠答之诗 ,始于汉末 ,盛于魏晋。现存魏晋各类诗歌 ,在数量上以赠答诗居第一 ,在质量上 ,赠答诗也堪称上乘。当时诗人以赠答诗为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 ,并赋赠答诗以“新诗”、“嘉诗”等专门名称。这些赠答诗人 ,主要出于邺下文人、正始文人、东吴遗少、二十四友、兰亭诸友等文化群体 ,赠答诗与之相应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魏晋赠答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的交流状态及复杂的交流心态 ,凸现出魏晋诗人珍惜生命。

十八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朝鲜王朝多次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团,朝鲜通信使团成员与日本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其中又以18世纪最为突出。朝日文人的交流可从"文会"与"文战"两个方面来看。具体来说,朝日文人展开"文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文趣"与"收集资讯",而对"中华文化"与"自身文化"、"性理学"与"古学"的不同看法,则是双方进行"文战"的诱因。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文人认同与提高日本文化地位的意识不断高涨,也激发了日本文人与朝鲜文人展开文战的底气。

“夸富宴”与《诗经》中的宴饮诗

"夸富宴"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在馈赠的背后,隐藏着交换的动机和保证交换得以顺利实现的暴力机制。它与后世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诸多领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也存在"夸富宴"这一习俗,《诗经》中的宴饮诗便与"夸富宴"有直接的联系。

中韩古诗交流与研究

汉诗在韩国古代的传播与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既有赖于中韩两国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也有赖于韩国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提倡和他们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及历代众多诗人的热心学习与积极创作。前者为韩国汉诗得以发展的外因,后者则为韩国汉诗得以发展的内因。韩国汉诗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从形式上看,既有古体诗的四言、五言、杂言体,也有近体诗的律诗(五律、七律)和绝句(五绝、七绝)以及排律。从内容上看,举凡言志抒情、写景状物、咏史怀古等,无不纳入到了诗歌创作题材的范围。中韩两国先人创作大量诗歌,友好往来,唱和酬谢,为我们中韩两国的后人奠定了文化交流、友好合作研究的坚实基础。

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最近整理一批尚未刊行的梁启超与台湾遗民林献堂以及相关人士的往来书札四十余封,通过细读全函,排比整合,编辑成书,不仅见证了梁、林两人的情谊,对于两岸文化文学的交流,尤其围绕梁氏访台的政治背景、交友来往等一系列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

唱和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唱和集几乎占唐代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与刘禹锡有关的唱和总集有九部,尽管这些总集均已散佚,但通过文献考察和辑佚钩沉,我们能从中了解刘禹锡交往唱和的以下情况:九部唱和总集中,现在尚存世的诗歌在350首以上;与其交往唱和的诗人较为广泛,由此可见其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唱和交往,可见其与白居易等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成因再探

宋元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十分盛行,如前所述,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文化史语境中的应时德诗汉译之意义

本文选择现代中德文化交流史被湮没的一位重要人物应时为个案,追溯其与胡适交谊,比较作为留日、留美、留德学人代表之鲁迅、胡适与应时的海涅汉译所体现的不同文化路径,尤其肯定其开文学史先河的《德诗汉译》之功用,认为其贡献在于:一是提出学术译诗的标准;二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三是体现译作的本土意识。

张之洞幕府与清末民初的宋诗运动

张之洞幕府与清末民初宋诗运动的关系是一个迄今未受学界充分关注的话题。1895-1906年间,郑孝胥、陈三立、沈瑜庆、陈衍、沈曾植等宋诗派主要成员都曾客张之洞幕,这个时期的诗文酬唱酝酿了宋诗派的理论,加强了诗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宋诗派的影响,宗宋诗风逐渐成为一种诗学潮流,其余波影响至上世纪四十年代。

禅宗语录杜诗崇拜综论

在盛唐三大诗人王维、李白、杜甫之中,禅宗语录讨论最多的不是“诗佛”王维而是“诗圣”杜甫,从北宋开始,还出现了持续近千年的杜诗崇拜现象。禅师借杜诗说教并以之喻禅、释禅、证禅,取材极其广泛,运用自如,形式多样,无论是篇章语句之摘引,还是对杜诗的字词改易、句式变动、语序调整、意义转移乃至步韵唱和,大都体现了以故为新的创新意识。究其成因,一方面和多数禅僧对杜甫创作经历、善写日常生活,杜诗精于句法、语言清丽雅正、写景状物心境合一的高度认同有关,另一方面,它是两宋以来士僧文化互动的产物,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的示范引领,特别是江西诗派和“文字禅”诗学的理论指引,对禅僧学杜的影响最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