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修正案(九)》“终身监禁”的性质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以立法的形式增设了"终身监禁",堪称刑法史上的一大突破。修正案中"终身监禁"不同于终身监禁刑,因此,"终身监禁"性质的界定是我们探讨相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评析"刑种说"和"措施说"等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寻求"终身监禁"性质的确立依据,从而对"终身监禁"的性质予以界定:"终身监禁"既不是刑种,也不是刑罚执行制度,而仅仅是死缓改无期徒刑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措施。

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的异化

原本用以限制、减少死刑立即执行数量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在其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标准的混乱、其内在包含的死刑性和无期徒刑性的冲突,反而使其在实践中走向异化,并且由于司法人员对其的误用,更加加深了这一趋势。对这一悖论进行探讨。

试论监禁刑执行制度的变革

监禁刑以惩罚和改造罪犯为目标,监禁刑的执行关乎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目前我国的监禁刑执行制度缺乏人性化,容易连带剥夺犯罪人一些合法权利,此外,传统监禁模式固有的弊端也阻碍了犯人的再社会化,因此,有必要变革监禁刑执行制度,倡导行刑的人性化与社会化。

论监狱行刑与社区矫正的一体化互动

社区矫正开启了我国行刑"一体双翼"的格局。监禁行刑与社区矫正应定位于相辅相成、交互共进,行刑资源的优化重组及整体行刑效能的提升势必有赖于两者一体化发展。对同一罪犯的教育改造,必须在行刑关系上保持前后照应与协调贯通。在"齿轮咬合"式的衔接互动中,基于全国服刑人员基数的逐年攀升,监禁刑与非监禁刑规模均呈递增态势。随着刑罚结构调整对传统行刑的深刻影响日渐显现,罪犯服刑将进一步在监狱与社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积极提升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深度放开监禁行刑的出口与社区矫正的入口,是未来一段时间两种模式交融互嵌的主要趋向。

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已经逐渐从单位制转化为社区制。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一种,充分体现了刑法理念、刑罚文明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制度,但是,社区矫正制度在日趋完善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综合分析了学界关于改进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见解,通过分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现状,探讨如何走出这些困境的方法,并从立法层面、执行层面和监督层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实施手法与途径探索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预防和促使罪犯重返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已经被许多国家广为采用。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既是行刑社会化的体现,也是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的要求。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是矫正对象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实现的重要保证。如何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能够有效实现,笔者认为:整个社区矫正工作过程必须始终坚守社会化手法参与其中,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途径主要针对矫正对象适应能力提升与自我功能完善,以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修复和改善。

短期自由刑之处遇改善与现代刑事政策

短期自由刑的改革措施之一为改善行刑处遇。周末监禁、半监禁、家中监禁、电子监控均为其改革实践。这些措施对我国的刑罚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刑事政策以谦抑、经济、人道为基本内涵,其中的行刑社会化实践正是治疗短期自由刑弊病的良药。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非监禁化——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文章从宽严相济的角度,提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顽疾实现综合治理。

理性与进步:我国现代监禁制度的变革

近代监禁刑的产生,取代了古代残酷的死刑、肉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围绕着监禁刑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监禁制度已走过较长的历史时期,其与现代社会发展下社会理念的冲突也愈发明显。可以说,现代监禁制度在理性与进步的价值追求目标下,实现自身变革已刻不容缓,这也是现代刑罚理念和刑罚目的的客观要求。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终身监禁变更执行的法教义学分析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对此需要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对终身监禁变更执行中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终身监禁不是《刑法》第50条第1款死缓变更的例外规定,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缓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终身监禁中“不得减刑”的规定不是《刑法》第78条“可以减刑”的例外规定,而是该条“应当减刑”的例外规定,罪犯在终身监禁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能减为有期徒刑,而应继续执行终身监禁。终身监禁不是《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暂予监外执行的例外规定,对于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可否暂予监外执行,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规定予以确定。总之,判处终身监禁并不意味着罪犯一定要将“牢底坐穿”,执行终身监禁则意味着罪犯要将“牢底坐穿”。

拘役刑适用疑难问题探析

拘役刑的执行地应为一审法院所在地,执行机构为看守所;执行机关应将组织拘役犯进行劳动作为自己的原则,创造条件组织进行合适的劳动改造;是否准许罪犯回家应主要取决于是否会影响剩余刑期的继续执行,将假期折抵刑期弊大于利。

试析监狱法文化的特征——兼论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系

监狱法文化的孕育、衍生和发展始终以监狱行刑、罪犯服刑及其双向互动过程为整合基础。罪犯既是我国监狱行刑活动目标的焦点，又是我国监狱行刑系统赖以有效运作的支点，也应当成为我国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逻辑起点。现代监狱法律关系和现代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权性的监狱行刑宗旨无疑是现代监狱法文化的主干和核心。

拘役刑的适用特点探析

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刑法第43条规定,应将拘役刑的执行机关限定于公安机关的看守所。不论是采取"六个月以下说"还是采取"一年以下说"作为界定短期自由刑的期限标准,拘役刑都不容置疑地应被列入短期自由刑的范围之内。拘役犯的部分有偿自由刑待遇包括执行期间可以回家与酌量发给报酬两项。拘役刑是刑种由轻到重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拘役刑的规定使刑罚体系严密完整。

对“社区矫正热”的冷思考

时下,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也面临着社区安全感低、施行主体乱、适用不公平、程序不规范、经费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冷静地分析这些问题并找出妥善的解决方法,既是社区矫正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区矫正合法推行、健康发展的需要。

论我国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已为许多国家所大量采用。我国于2003年开始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标志着我国的社区矫正正式进入司法实践领域。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活动,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活动。为此,文章就社区矫正的概念、社区矫正的性质、社区矫正的特征、社区矫正的任务等基本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存在着严重的法律冲突,监狱管理与社区矫正存在着相互脱离的现象。通过对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进行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提出对策:制定社区矫正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与监狱法等进行整合,以确定刑事执行法;构建以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制度模式;设立专门的假释委员会。

终身监禁司法适用论要——以终身监禁第一案“白恩培案”为视角

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一种刑罚执行措施,其适用应当以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为前提。在终身监禁的性质考量层面,应当划清"终身监禁"与"终身监禁刑"的界限。对于发生在2015年11月1日之前的贪污受贿犯罪,如果依照旧法应当判处死刑,则应当以修改后的新法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如果依照旧法应当判处死缓的则适用旧法。在贪污受贿犯罪与其他罪名数罪并罚情形下,应当将其他罪作为终身监禁的裁判依据。在终身监禁判决作出后,交付执行前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监禁刑执行路径探索的文献综述

传统监禁刑执行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既不利于罪犯矫正,也不符合目前世界“刑罚轻缓化、人性化、民主化”的潮流,因此需要我们探索新的刑罚执行方法。当前,世界上主要的刑罚执行模式有监禁刑(狱内行刑社会化)、半监禁刑和非监禁刑,其中半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很高。从国外已经取得实践成功经验的国家的刑罚执行方式入手进行研究、思考,进而诊断我国刑罚执行方式的问题所在,可以为我国监禁刑执行社会化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论终身监禁制度入刑的重大意义

虽然《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终身监禁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其之所以被入刑,是因为其重大意义受到了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在终身监禁制度已根植于我国刑法典并付诸实施的情况下,对其重大意义的充分讨论有利于深入挖掘其价值。终身监禁制度是基于强化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威慑力、加重“生刑”的立法意图而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入刑有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利于解决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内部的不同刑罚措施之间刑罚空当过大的问题,有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终身监禁的适用客观上替代了部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先行羁押抵刑的刑期计算实务研析

由于刑法对刑期折抵规定过于原则,当前又缺乏相关明确的司法解释,审判机关内部对被先行羁押过的罪犯刑期折抵计算方式一直无法达成统一口径,不利于体现刑事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通过分析刑事执行检察中发现的典型案例,可从司法定位角度抽象出羁押抵刑刑期计算的一般适用方法。刑期折抵应当以准确性为原则,兼顾保障罪犯人权,当前有关刑期折抵的司法解释还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