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1856年中国“银荒”危机成因考辩

在19世纪上半叶全球金、银减产与世界经济萧条的国际大背景下,1830～1856年的中国"银荒"危机根源于本国落后的货币及信用制度,但其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则是鸦片输入引起的白银外流。白银外流不仅造成中国白银通货严重紧缩,也导致铜钱供给增加率下降,从而使中国货币供给不足的危机严重恶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国际大环境下,当危机来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偏安一隅,无所作为,否则就会陷入全面危机当中。晚清政府失败的历史启示我们,不能浪费利用危机调整经济结构的大好时机,而应该在危机中抓住改革的大好机遇,大力推行改革,实现制度创新,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论近代中国银本位制下的汇率变动

银本位制是国际金融史上最早、最纯粹的浮动汇率制。银本位制时代中国汇率变动的特点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31年以前为金银比价变动,汇率变动的总趋势是金贵银贱;1931年后演变为银与金、银与各国纸币兑换率双重汇率,二者走势并不完全趋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有两次银贵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银贵是名“贵”而实“贱”,迎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20世纪30年代是金贵银贵纸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林则徐最初认为“银贵钱贱”是鸦片透漏白银出境造成的,但是到了1846年,当他看到西安市场上银价“忽低忽昂”,在不了解“杰科布定律”的情况下,最后他还是陷入一片迷茫之中,留下了“其理亦不可解”的感叹。

19世纪初期清代铜钱产量与当时银贵钱贱关系的考察

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数十年间,清政府平均每年生产-余万串铜钱,投放商品货币市19200210场。但与此同时,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收入、粤海关税银收入、清政府库银减贮等形式,中国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内源源不断地进入大量白银,从而使中国商品货币市场纹银与铜钱间的数量比率基本保持平衡。这说明世纪初期19铜钱生产数量与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清前期“银贱钱贵”原因浅析

清前期的“银贱钱贵”现象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进口铜料减少对铸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清廷采取的应对措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影响,用传统的“钱荒”说来解释该现象是不恰当的。铜料紧张和外国白银的大量流入共同造成了“银贱钱贵”现象的产生。

挖掘银色消费潜力 促进银色消费市场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趋势，现在，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构成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也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银色”消费市场。本文主要分析“银色”消费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并分别从政府、企业和家庭这三个方面来说明如何更进一步的促进我国“银色”市场的发展，并对此提出几点建议。

道光二十一年黄河水灾开封城“银贱钱贵”研究

中国近代开端银钱比价表现为"银贵钱贱"的趋势,但在非常态背景下也有"银贱钱贵"的现象存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口汴梁,大水入城,对汴梁城市经济活动带来极大的影响。在黄河大水灾中,由于物资短缺造成市民生活极其困难,形成特殊的"银贱钱贵"现象。水灾中物价上涨,"较平时相去倍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水灾特殊环境下"所重者钱,所急者粮"。道光二十一年开封黄河大水非常态背景下出现的"银贱钱贵"现象,主要是城内钱粮物料缺乏导致的结果。

清代上纳布匹定价机制初探

清代的上纳布匹主要有三梭布、棉布、三线布、油墩布等名目,自乾隆朝始,额解布和添解布分类派解的体制逐渐成熟,并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前者的定价长期保持稳定,即便有所上调亦由耗羡银两协贴,几乎不受市价波动的影响。后者在派办之初往往以时价为基础,但在严格的奏销制度下,任何上浮均要通过户部的严格审核,在一次次的驳减中价格弹性渐失。嘉道之际,随着户部对布匹的需索逐年增加,额解布和添解布渐呈通融办理之势,溢价现象亦愈发严重。各级官员在没有额外拨款的困境下,惟有将繁重的财政负担继续转嫁给布商和普通机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