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AVAR模型的货币政策的房价传导机制研究

货币政策的房价传导机制近年来备受各界关注。本文采集了从2000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3季度的152个变量的间序列数据,构建房价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房价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我国存在货币政策的房价传导机制。具体表现为:①相较于货币供应量而言,利率对房价的影响较为明显,利率和房价呈反向关系。②房价的投资效应强于财富效应,房价短期内存在挤出效应,长期才显示出微弱的财富效应,不同类型房屋价格的投资效应和财富效应有所差异;③房价通过消费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较为通畅。

利率影响房价的有效性分析——基于FAVAR模型

本文运用FAVAR模型,根据152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针对利率影响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利率对房价的影响较为明显,利率和房价呈反向关系,"房价之谜"不存在。相较于高档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普通商品住宅价格较对利率较为敏感;房价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强于对于投资的影响,房价总体上体现出挤出效应而不是财富效应。利率对房价的影响总体上是有效的,其中利率→房价→消费→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渠道较为通畅。

金融状况指数的FAVAR模型构建及效用检验

目前多数研究均选用利率、汇率、房价和股价等指标构建金融状况指数,造成大量经济信息丢失,故通过建立FAVAR模型,选择利率类、汇率类、房价类及股价类等69个经济指标,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构建金融状况指数,并分析金融状况指数对我国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利用FAVAR模型编制的金融状况指数能有效预测未来5~8个月内的通货膨胀运行趋势,具有较强先导作用。建议政府机构定期编制金融状况指数,前瞻性地制定相关政策,为及时降低通胀水平提供帮助。

中国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基于FAVAR模型的分析

利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货币供应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比较迅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这对于我国政府出台货币政策及投资者理性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要考虑股票价格因素,并且应该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少货币政策的时滞。

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有效性研究——基于FA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放缓、经济结构亟需深度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战略转型等深刻变革。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调控将完全有别于原来的政策调控，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及适当组合、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运作等方面也将面临着新的思维和新的常态。本文借鉴Bemanke等将因子分析与VAR模型融合而采取的增强型向量自回归分析法，对基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以来的2011—2015年相关经济金融数据与2006—2010年数据进行实证对比分析，发现了两个不同区间货币政策效果的差异，提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结构性精准调控有效性明显增强的结论，进而提出深化新时期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效果的政策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性研究——FAVAR模型的全视角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131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居民收入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居民收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显著,数量型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对当前宏观经济影响的测度——基于FAVAR模型的分析

从中国宏观数据中萃取十个主因子,并结合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采用FAVAR模型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第一、二、三产业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额等变量有不同的影响。面对当前的形式,我国政府要有所侧重地考虑货币政策的运用。

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汇率传导渠道——基于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汇率能通过多种传导渠道影响我国的商品价格。通过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我们发现汇率对我国的出口额以及国内的物价水平影响较大,而对上证A股收盘价综合指数,上证A股成交额以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但比较微弱,并且利率和汇率之间相互影响的通道受阻。最后,我们建议应该提高核心技术的竞争力,减少重要物资的进口依赖度。另外,还要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相结合的方式,疏通汇率传导渠道,控制通货膨胀。

资产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基于MS-FAVAR模型

笔者构建了包含货币政策工具、资产价格和共同因子的马尔可夫体制转移的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MS-FAVAR)模型。并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资产价格冲击的非对称性动态特征。实证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工具对资本价格影响显著,需要将资本价格纳入到货币政策中。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资本价格的影响不同,而且随着经济所处状态的不同也会存在显著差异,这为货币当局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选择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资本价格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对制造业盈利能力影响——基于FAVAR模型的实证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其对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产生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时效的影响。运用FAVAR模型评估新常态形势下经济增速放缓冲击对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销售利润率的动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结构变迁的方向。结果表明:经济增速放缓冲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影响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盈利能力,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对于冲击的反应不同。资本密集型行业反应最为敏感,其次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此外,经济增长压力加大了汇率波动幅度,对外向型行业造成了较大影响。以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表现出较弱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而以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为主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则整体表现出较好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这将影响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在行业间的配置。可以看到,在市场机制中利润法则的主导下,制造业将逐步向抗风险能力强和盈利能力强的行业变迁,中国政府既要遵循利润法则主导下的制造业结构变迁方向,同时也要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要求,积极发挥辅助功能,加快制造业结构调整进程。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基于SV-TVP-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张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模型)实证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传递效应的时变特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传递过程在不同时点存在着明显差异,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不仅不完全,而且存在一定的时滞;自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作用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作用沿着商品价值链的方向呈依次递减趋势。

宏观共同因子、特质因子以及货币政策对中国各线城市房价的影响——基于FAVAR模型

运用FAVAR模型,将中国各线城市房价分离出宏观共同因子和特质因子部分,研究了各因子及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城市的房价更易受宏观共同因子和地区特质因子的影响,且变动的持续性更大;共同因子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房价变动的持续性和波动性;共同因子对房价的影响较为持久,而地区特质因子只在短期内影响房价;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可以有效地影响房价;相比利率,货币供应量对一线和二线城市房价水平的影响更大,对各线城市房价波动的影响更为持久;一线城市的房价水平及其波动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度较高,二线城市的敏感度居中,三线城市的敏感度较低;未发现货币政策的"价格之谜"现象,表明本文模型设定的合理性较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基于TVP-FAVAR和TVP-VAR模型的研究

本文基于8个维度的48个基础经济金融变量,运用TVP-FAVAR模型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度量指标,采用广义方差分解法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冲击下全球16个主要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和风险溢出状况展开研究,并运用TVP-VAR模型从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两个层面检验EPU冲击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机制。研究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与EPU之间存在双向非对称溢出效应,并以EPU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为主,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EPU冲击的反应速度更快、程度更大;EPU冲击下,发达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溢出方,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的风险接受者,并且这一现象随着全球EPU水平的提升而更加显著;各金融子市场和经济部门受EPU直接冲击的时间和程度存在差异,相互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进一步攀升;全球EPU对我国EPU的显著冲击更使得国内经济金融市场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风险净溢入水平也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本研究对于应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FAVAR-SV模型和新C-D生产函数

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过程,本文首次应用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FAVAR-SV)模型,采用158个宏观指标合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利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采用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基于内生经济增长视角,将不确定性指数与科技进步纳入模型,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是反经济周期变量、测度结果稳定、能够迅速识别发生概率小于10%的"黑天鹅"事件,并与实际经济活动相符;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其滞后项的影响明显减弱,这源于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单一类别指标股票不确定性会缩小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实际影响,因此,利用丰富数据环境测度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优势。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基于FAVAR模型的分析

基于FAVAR模型和1999年12月至2013年12月共169期的月度数据,本文研究了以市场利率和美元流动性调整所反映的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美国货币政策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溢出效应:美国货币市场利率的正向冲击,会导致中国货币市场利率产生同方向变动,并对中国GDP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美国利率的正向冲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出口规模的增加;另一方面,美元流动性的负向冲击会导致中国货币市场利率的下降,同时对中国出口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它对于中国GDP并未造成明显影响。综合来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于中国货币市场造成了显著的冲击效应。

基于TVP-FAVAR模型的中国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和预测

一个良好的金融状况指数既能准确反映金融市场的状况,又具有较好的宏观经济预测能力,对政策制定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的基础上,采用动态模型选择与平均(DMS和DMA)的技术,构建了一个能准确反映中国通胀和经济状况未来走势的金融状况指数(FCI)。在评估FCI的质量时全面地覆盖了多种评价指标;增加了短期利率和房地产价格方面的指标,范围广,信息充分;考虑了潜在金融市场风险对金融市场整体形势的影响;不仅在TVP-FAVAR模型中提取FCI,也在TVP-VAR模型中对通胀和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两个变量进行预测,捕捉了FCI与两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同时进行了模型选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DMS和DMA方法构造的FCI不仅与中国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走势大体一致,而且分别领先于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1年和3~6个月;第二,在DMS中,构成变量在每个样本点对目标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它们随着经济结构或政策的变化进入或退出模型;第三,新构建的FCI对中国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在向前1~4个月的预测中,相对于常系数VAR、TVP-VAR以及FAVAR,TVP-FAVAR-DMA模型的预测效果是最优的,即DMA方法测度的FCI的宏观预测能力强于其他方法。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及启示——基于FAVAR模型且来自美国的经验证据

2007年爆发并于2008年蔓延至全球经济的国际金融危机渐渐落下帷幕,各国应用多重政策搭配调控取得成效。然而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新兴经济体经济低迷以及欧元区债务危机等显示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依然存在。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经济体,又是危机爆发的核心国,其应对危机的政策搭配效果尤为引人关注。本文在梳理和界定政策搭配相关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以美国应对此次危机的政策搭配为研究对象,设计FAVAR模型以检验其实施效果,得出结论:在拉动经济复苏和提高就业率目标上,美国的政策搭配中以货币政策最为有效,其次是汇率政策,最差为财政政策,且各政策在搭配组合中具有不同的滞后效应。

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因素——基于FAVAR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1982—2010年中美两国年度数据,通过构建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了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资本流出对利差的敏感度要高于风险;国内外资产价格存在的差异是中国资本流出的主要影响因素。此外,由外国直接投资所带动的投资收益汇出与资本转移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FAVAR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1年1月至2015年12月相关月度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因素增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通过成本推动渠道、资金输入渠道以及货币扩张渠道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过膨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通货膨胀水平总体呈正相关变动关系;与成本推动渠道中的相关变量包括国内外大宗农产品、能源和矿产品价格表现为正相关变动关系;与资金输入渠道变量中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但与上证综合指数、商品房销售价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体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与货币扩张渠道变量中的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其与中国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则正好相反。

金融压抑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基于FA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金融压抑程度的综合指标,并利用FAVAR模型对我国金融压抑的有关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压抑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但是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不平衡和长期贸易顺差,而且从长期来看,金融压抑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较大幅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通胀水平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