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要素收入分配和制造业增长

在考察外资进入规模、行业构成的基础上,分析外资对中国要素分配格局和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从三次产业层面来看,外资主要提高了第二产业的相对需求;在第二产业内部,外资主要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这两方面的变化均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值相对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外,制造业扩张和FDI增加具有双向因果关系:FDI对制造业产值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制造业产值对FDI也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幅度较小。

FDI、工资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将FDI、劳动力的工资扭曲纳入统一的框架,系统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方法对中国大陆31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力工资扭曲指数进行测算,利用2003-2017年的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检验各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的进入和工资扭曲都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但随着工资扭曲的加剧,外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得到缓解;除此,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劳动要素使用数量下降、资本深化、高水平人力资本缺乏、劳动力流动不畅和配置效率不高等因素,都抑制了劳动工资份额的提升。因此,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须在招商引资政策、推进要素市场建设、加大财政金融支持上进行必要的制度改进。

FDI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及解释——基于工业行业技术分类的实证分析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降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推测的理由是外资降低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将中国工业行业划分为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行业,文章使用2004~2015年面板行业数据,研究表明:外资在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在中等技术和高技术行业外资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由于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占比较高,外资在总体上降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由于资本替代劳动,外资在低技术行业抑制行业的劳动力增长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外资对行业工资增长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外资对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影响有限。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利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3-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采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经济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还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3)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经过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外资进入、劳动收入份额与技能工资溢价——来自2008年服务业企业普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运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服务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和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外资进入程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文章进一步将不同所有制类型与技能劳动力占比的交互项引入工资方程,发现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技能工资溢价。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外资进入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那些外资渗透率较高、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的地区和行业,外资企业的技能工资溢价现象会产生溢出效应,促使当地企业提高对高技能员工的薪酬待遇。因此,在合理发挥服务业外资进入对收入分配优化效应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关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拉大工资差距。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问题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分析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趋于下降是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劳动所得从根本上取决于工资决定机制,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现象可以从我国现阶段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得到解释。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政策偏差是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关键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对当前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重构,从而使广大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数字金融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比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潜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金融的发展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升级,进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同时既提升了工资率,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中工资率效应占主导。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数字金融结构、企业内在特征和外部制度环境等横截面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本研究为数字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靶向路径构建提供了启示,当前应进一步推动数字金融的深度发展,将数字金融服务的落脚点放在企业技术创新层面,相关政策的制定应因地制策、因企施策。

劳动份额“■型”演进规律

要素分配是收入分配研究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价值。劳动份额演进特征,集中反映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是要素分配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国际与历史比较视角,挖掘工业革命以来主要发达国家要素分配数据,发现劳动份额具有"■型"演进规律,"水平型"和"U型"规律均可视为其阶段性特例。以此为经验标准,审视我国要素分配结构变化态势,剖析其对一般演进规律的偏离,并探讨其政策含义。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00—2019年23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能显著促进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存在城市、产业及企业异质性。同发达城市相比,普通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更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同制造业相比,非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也更为显著。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可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及中间品贸易等机制促进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技术进步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吗?

针对我国技术进步水平迅速提高但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的现状,利用200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途径的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考虑了人力资本水平、劳动收入份额与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首先,技术进步的不同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不同,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抑制作用,而技术扩散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其次,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较大,劳动收入份额水平越高,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越强;最后,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即影响最大的是东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小,东北地区不明显。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演变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本文构建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因素结构分解框架,并利用1997-2020年全球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内效应是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导因素,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阶段,产业结构效应也较为重要;第二,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各阶段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方向相反,国内经济循环主导了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下降将降低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即国际循环(外循环)程度越大,宏观劳动收入份额越低;第三,国内经济循环中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国内生产网络中服务业投入占比增加、国际经济循环中最终需求出口扩张以及持续深度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社会保险制度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本文先从理论层面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社保缴费负担通过资本和劳动替代(互补)效应、产品市场垄断力量以及劳动力市场垄断力量3种途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借助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加重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保缴费负担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力量提升导致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及低工资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明显,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低工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工资显著下降,表明社保缴费负担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本文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职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替代弹性与劳动收入份额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变动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最为直接的因素。然而,由于估计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所面临的挑战,鲜有文献定量地探讨这一重要问题。本文在测算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基础上,通过拓展最新劳动收入份额分解框架,定量考察了中国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显著大于1;在研究样本期内,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下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累计下降0.16;进一步的计量回归分析表明,控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影响因素后,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下降显著拉低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对外开放与劳动分配比例: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

文章使用1999～2007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为:对外贸易对中国的劳动分配比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就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在控制了对外贸易和其他变量之后,它对劳动分配比例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FDI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取决于工资竞争效应和技术租金效应的变动。其他变量对对外开放的影响因地区而异。

中国要素份额决定模型及主导力量研究——对要素价格、技术偏向与经济增长的共同考察

本文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推导要素份额决定方程,在统一框架下考察要素价格、技术偏向及经济增长等多层级因素的影响,借助统计分解方法揭示我国要素份额变动的主导力量,并剖析其时间变化与空间差异。研究发现:面板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十分稳健,要素比价上升导致劳动份额下降,这是由我国替代弹性小于1决定的;无论全国还是各省区,要素价格始终是要素份额变动的主导力量;经济增长对劳动份额影响为负,但其退居次要因素、且存在区域分化;技术偏向影响持续提高,成为重要的辅助因素。为改善我国要素分配结构,政策调控应以推进要素市场深化改革为根本抓手,并注重区分主导因素的时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