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教育理念

本文以傅斯年未满两年的台大校长任内之改革理念及措施作为中心 ,分析傅斯年之大学理念、改革原则及其具体作为 ,指出傅斯年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近于欧洲的大学之典型 ,但是其改革原则特别着重本国之具体社会文化脉络 。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 ,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 ,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 ,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 ,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史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 ,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 ,那就是兰克史学。

读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两件敦煌文书札记

收藏于台湾地区的敦煌文书除了少量刊布之外 ,大量还没有公布 ,本文刊布的两件敦煌文书 ,就是 2 0 0 1年在台湾地区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公布的收藏于傅斯年图书馆的从未公布的敦煌文书 ,本文主要对这两件文书的年代、价值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辛酉年 (90 1 )归义军都押衙曹光嗣牒》揭示了 90 1年二月唐朝中央向敦煌派出一个使团及其归义军政权迎接使团的安排。《河西节度使道场文》书反映张议潮收复河西率领的六军中有九姓胡军 。

傅斯年与齐鲁文化研究

傅斯年先生是齐鲁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几乎涵盖齐鲁文化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齐鲁文化渊源的研究、对齐鲁学派的评析、齐鲁文献的考证以及齐鲁文化历史地位的评估等。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比较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都给后来的齐鲁文化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

傅斯年1926年底至1928年底在中山大学任教。他受命于改革之时,注意加强学科建没.重 视教学.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已任.史学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山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

在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过程中 ,傅斯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外国对中国文物的掠夺和当时中国的史学现状 ,促使他在史语所内设立考古组 ;考古组成立后 ,他对考古工作的统筹规划及人才培养、资金筹措、解决纠纷、组织考古团体等方面 ,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在他的领导下 ,史语所考古组进行的考古活动 。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

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郭沫若与傅斯年史料观比较研究

作为20世纪中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傅斯年在史料价值的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法以及史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极为相似之处;同时,二者的史料观又有一定的区别。郭、傅二人史料观之异同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顾颉刚遭受“中华民国”文字狱问题述论

20世纪初骤起的西化大潮,在1928年全国统一之际,渐趋沉稳。后至1938年,以抗战为界,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向与主观立场都有明显的转变。古史辨派主要成员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及其师友傅斯年、冯友兰、钱穆等,亦莫不因时局的巨变而有所折中。1929年顾颉刚所遭受的“‘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其前因后果及其前后解释中的变化,虽然只是时势变迁中的插曲,仍不失为学术方向抉择与学者自身进退的一个侧影。

傅斯年:现代大学理念的践行者

随着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深入,傅斯年作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本文通过对傅斯年学术与品格的简要回顾,着重分析他作为一代学者,对现代大学理念的独到阐释,尤其是通过傅斯年对台湾大学的改革重建,旨在揭示出傅斯年对理想大学的践行与追求,其中傅斯年所倡导的大学与本国文化相融合的思想,更具有跨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傅斯年的大学研究院所思想及其成因研究

傅斯年论述了大学设置研究院所的目的、必要性和具体办法等,并且比较了大学研究院所与专门研究院所的区别。傅斯年大学研究院所思想的成因,主要与他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在欧洲的留学经历以及后来在多所大学的工作经历等因素息息相关。

百年《尚书》“文”字考及其意义

清代、民国与现代学者在前后百余年间对《尚书》中"文"字的考证研究,首先由若干学者不约而同地独立提出,而后又经历数代学者持续递进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在论证的精确性上、在所关联学术背景的重要性上、在"小题大做"的选题范式上、在数代一流学者持续递进的研究范式上,都有典范的意义。

《傅斯年全集》几封书信年份考证

傅斯年是20世纪有影响的史学家,也是颇有贡献的文学家,他对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史学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当下,文学界也正逐渐将其纳入视野。《傅斯年全集》为研究傅斯年提供了较为齐全的材料,但因编辑粗疏,弄错了不少信件的年份,文章就其中几封信的年份进行考证,为深入研究提供准确的事实依据。

试论傅斯年对“国学”概念认识的演变过程

傅斯年对"国学"概念的认识经历了认为应该"整理"到不承认,再到反对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表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所做出的调整。

论傅斯年政治人格的形成

傅斯年不仅是著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热爱国家、富有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生都在为国家、民生和学子服务,与恶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其政治人格的形成,与家庭的熏陶、本身知识结构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具有很大关系。

对傅斯年学术识见的思考

傅斯年的学术识见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方法、史观、研究者素质等方面，这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之探讨

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是:一、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思想;二、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他将两者加以融合,找到了中西史学的结合点:强调直接材料,从而使西方的史学理论、科学方法移植于中华传统史学的沃土中,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型,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方向。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北工作站设想史事钩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呼声中,傅斯年、向达等人积极倡议在西北设立工作站,其主要偏重于历史考古方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三家机构亦有共同建设工作站之意愿,向达受命制定工作站的详细计划。西北科学考察团计划被批准后,李济等人仍想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渐次推动工作站的建立。由于诸多方面因素影响,建立工作站以扎根西北作长期研究的设想未得实现,仍然接续前次西北史地考察团方式,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但其历史考古组进行的遗址考察和墓葬发掘等诸多工作均是工作站设想计划中应有之义。

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受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其文学思想也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保持一致,倡导文学革新、学习西欧文学,注重“文言合一”的“白话文学”和用文学改造社会,一方面是吸收外来之文化,尤其是西欧的文学观念,同时未脱离中国传统“教化说”的范畴。历史地看,他的文学思想可能并不具独创性,但由于其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有力推动了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其贡献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