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之检讨与重构——兼评民诉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第十七章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本人陈述具有阐明案情和证明事实的功能。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根植于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缺失阐明案情的功能并且证明事实的功能极弱。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重构当事人陈述制度势在必行。《第三稿》第十七章以价值分析方法构建的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重构当事人陈述制度必须采取功能分析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听取当事人本人意见制度和当事人本人证言制度。

为什么所知不仅仅是事实、知不仅仅是实知——所知学释疑之二:答张帆先生

虽然实知对想知、所实知对所想知具有优先性,但不能因此认为所知仅仅是事实,不能把“所可能知道的”、“语词与非陈述语句所表达的”、“所相信的”排除在所知之外。

德国法上的意见表达和事实陈述的区分

在德国法上,将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言论区分为意见表达和事实陈述,并根据二者受保护的价值基础分别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这不仅是德国宪法处理言论自由保护问题的基本架构,而且是其他下位阶法律处理言论自由与其他权益保护之间冲突的出发点。以此区分为基础,德国民法上的名誉保护规则也基本上是按侮辱对应意见表达、诽谤对应事实陈述的方式建构起来的。

论名誉侵权中的真实性抗辩

真实性是名誉侵权诉讼中最有力的抗辩之一,其地位伴随着名誉权内涵与外延的历史发展而不断演进。随着名誉权与隐私权界限的明晰,真实性抗辩正逐步摆脱传统诽谤法上正当理由抗辩要求的"公共利益"要件。真实性抗辩系指法律上真实,主要适用于事实陈述言论,且无须要求全部真实,实质内容真实即可。虽报道不实推定原则饱受争议,但由被告证明真实的基本原则仍具说服力。真实性属客观绝对抗辩,报道时尚不存在的证据也应当考虑在内。

所知学的误区

所知学的基本思路是将一切皆作为所知来处理,然而,“可知”并不能涵盖一切、将“可知”作为一个外延最大的概念违背了语言常规,脱离了“可知”这一术语能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实际用法。我们真正所知道的只能是各种不同的事实;不仅如此,无论是已知的、当下所知的还是可知而未知的都只能是事实。可以与事实相对应的是特定的陈述语句而不是特定的语词,故“语词只能表达所知”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与所知学认为“我们所考察、研究的都是我们所知道的”相反,真正需要考察、研究的恰恰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柏拉图语言哲学探析

柏拉图被公认为西方语言哲学的思想先驱。他在多篇对话中深入探讨了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如名称的指称问题、陈述的真假问题、语言和实在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探讨对于后世语言哲学家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规范作用。

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制度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立的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制度 ,以及时查明犯罪事实为其基本价值取向 ,以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义务为本位 ,旨在加强侦查能力 ,同时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但是由于在配套制度设置上的缺陷 ,往往造成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忽视和侵害。为此 ,有必要从衡平侦查能力和辩护能力的角度 ,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

基于Web的中文陈述句正误验证

针对Web页中存在不少不真实信息的问题,提出了一个两步的方法来鉴别一个中文陈述句是否是事实。第一步根据陈述句中的不确定单元对陈述句进行分类扩展,找到一些和待验证陈述句主题匹配的候选陈述句。第二步把候选陈述句代入现有搜索引擎,确定出最有可能的候选。这两步过程都需要从主流的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中抽取各种特性。实验结果表明,准确率可以达到85%以上。经过改进,该技术可以用来评测网页的可信度。

从“声称”与事实说起——评奥斯汀与斯特劳森在“为真”问题上的争论

奥斯汀在具体的"声称"与事实问题上的论述是非常有见地的,然而,他在"为真"问题上所持的符合论却不能令人信服;相反,尽管斯特劳森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有一些不合理之处,但是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却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基于语义相似度的Web信息可信分析

互联网上的虚假事实陈述严重影响人们有效地获取信息,如何判定事实陈述是否可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中提出了一种针对事实陈述的可信判定模型MFSV.该模型针对事实陈述的特点,从互联网上搜集与待判定事实陈述相关的文本信息,度量其与对应事实陈述的语义相似度;同时,该模型考虑了相关文本信息在可信度上的差别,从受欢迎程度和重要程度两个方面度量了相关文本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并获取了相关文本信息的可信度排序;根据语义相似度以及可信度排序,衡量了相关文本信息对对应事实陈述可信判定所做出的贡献,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待判定事实陈述的可信判定.一系列的实验验证了该模型的合理性及可信判定的准确性.

走出泰伯“三让两家天下”的误区

泰伯"三让天下"是自古以来一致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历代以来,对泰伯"三让天下"具体究竟是怎样"让"的?究竟"让"了什么"天下"?究竟把天下"让"给了谁?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在吴地民间,有些人为"彰显"泰伯具有至高无上的谦让精神,提出了泰伯既让周又让吴的"三让两家天下"之说。近年来,甚至有些电视媒体也对泰伯让周让吴的"三让两家天下"说大加宣扬。文章通过深入考证,列举自古至今大量文献典籍的记载,无可辩驳地证明,所谓的泰伯让周让吴"三让两家天下",违背历史事实,纯属过度拔高、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

博弈论视域中不可靠评价语探析

不可靠评价语的评价主体作为编码者,充分运用与受码者之间的距离性,利用自己在信息上的优势,借助特定的交际语境,采用婉转调节的语言策略,选择"语言游戏"行为,给出对自己不确切的评价,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评价主体在进行语言博弈时,本能地就会运用模糊语言的弹性空间所带来的独特的语用功能,拓宽语言表达的空间,给予自己更大的回旋之地,从而形成了"不可靠评价语"这种特殊的语用现象。这种言语交际现象广泛存在于政治军事、新闻外交、总结鉴定、招聘面试等正式场合。

C语言函数调用过程中变量的同名问题的解决

通过C语言函数调用过程中参数传递问题的讨论,进而引出了变量的同名问题,并分别从实参与形参、存储空间分配、复合语句、外部变量与内部变量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程序执行时,同名变量引用的规则和方法的全过程。

法律判决形成模式新探

法律判决的形成可被视为法制度内评价的可普遍化。根据这种阐释,在法律判决的形成过程中,判决者应当首先形成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在疑难案件中,确定案件事实、形成案件事实的陈述需要通过逻辑推演来实现。经过逻辑推演的方式形成案件事实及案件事实的陈述后,根据可普遍化的规则,司法者对案件做出法律判决。据此,可以把这种法律判决的形成模式概括为"先推论后可普遍化"形式。

私鉴定意见在民事诉讼中的定位

私鉴定意见在民事诉讼中有一定应用,但其性质、定位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上始终模糊不清。在法定证据种类前提下,私鉴定意见无法被任何一种法定证据类型所囊括。在传统证据视角无法对私鉴定意见定位时,应当摒弃这种视角,而将私鉴定意见定性为包含事实主张和证明作用的当事人陈述。在此前提下,当私鉴定意见属于当事人听取时,由法院判断其是否有必要成为待证事实;当私鉴定意见属于当事人询问时,在当事人陈述质证规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应根据新《民事证据规定》第41条对其进行质证,以私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党派性为质证要点;当一方当事人故意提交虚假私鉴定意见时,应当承担其诉讼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后果。

“情况说明”的证据规范研究——兼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情况说明"是侦查人员对在执行侦查权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向起诉、审判机关提供的书面说明材料。由于我国立法对"情况说明"没有明确规定,这一证据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滥用之势并被赋予较高的证明力。因此应当区分情况,规范"情况说明"的适用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论达米特的命题与事实观

在批判性地考察事实与陈述、命题与陈述、事实与命题、命题与实在的关系的基础上,达米特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通过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弗雷格等哲学家的命题与事实观进行分析、比较、反思,最终形成自己的命题与事实观:事实是真命题(思想);实在不是由事实组成而是由事实决定的;命题(思想)是从话语即语言中抽象的且独立存在于语言之中。

文学理论的客观性与主体间性

文学理论活动必然要受到文学实践的约束 ,要与各种文学“事实”相协调 ,并能给“事实”以满意的解释 ,推进和保持理论自身的有效性 ,由此形成文学理论研究的客观性。而对于文学理论价值陈述的科学性的判断 ,则可以依靠其学术活动的社会性 ,诉诸于主体间性来实现。通过探究文学理论研究的客观性与主体间性之间内在统一的路径 ,本文将主体间性作为一种“软的”检验标准来补充事实检验的“硬的”标准 。

从地质学实践看地质学事实的特征

地质学是建立在地质事实这一基础之上的。地质学实践以获取地质学事实为主要目的。地质学实践在实践对象、主体性因素、技术性因素、指导理论等方面直接影响着地质学事实的特征。从地质学实践的角度考察地质学事实的特征包括:陈述特征、时空特征等。

论诉状内容变更申请之合理司法应对

原告若在诉讼中提出意欲改变诉状中列明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法官应予妥善应对。立法与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未能给予法官有效指引;实务界的处置未尽一致;相关学术探讨受外国概念和理论羁绊。关于应宽待诉的变更、特定情形下不允许诉的变更的理论结论虽可堪接受,但解释力和说服力不足。对于诉讼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原告的诉讼目的。因此,以原告诉讼目的变动程度为依据重新进行类型化整理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较好方法。对于绝大多数变更申请应予同意,因为诉讼本应具备对原告诉讼目的变动的一定包容力。对于原告诉讼根本目的发生替换的变更申请则不应同意。决定是否同意变更申请的根本原因在于诉讼法上的价值选择而非出于诉讼经济或者平衡双方利益的考虑。案情陈述和原告诉讼目的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案情陈述根本变化与原告诉讼根本目的替换是外在表征与内在根据的关系。既然变更申请并非一律会被允许,那么传统上认为的"法官可以泛泛允许变更申请"或者"法官可以先同意申请嗣后再了解申请的具体内容"的看法即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