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所呈现的清前期在台湾地区设立土司之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的六十余年间,闽台官员先后五次提出仿照施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台湾地区“番族社会”设立土司,其中康熙朝两次,雍正朝两次,乾隆朝一次。前三次均为“私议”,第四次为南澳镇总兵许良彬的奏请,虽直达“天听”,但均未纳入清政府决策程序加以讨论。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请在台湾地区“熟番”中设立土司,则经过户部议准、乾隆帝允行,再到闽浙总督马尔泰等提出反对并获乾隆帝支持的反复,前后历时近一年,最终被否决,相关讨论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无人提及在台设立土司之事。本文拟通过档案文献厘清这一历史过程,并从雍正朝西南边疆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结合同时期川西北“番族社会”设立“流职土司”情形,审视高山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特殊历史价值。

“太乙神针”在岭南的传播与改良

太乙神针是指将药物加艾绒配制成的艾条点燃后隔符纸按压熨于穴位的方法,是一种在临床具有显著疗效的灸疗方法。太乙神针法最初由清代的范毓?在广东做官之际传入岭南,此后得以广泛传播。在岭南地区流行的由清代顺德周桂山所辑的《经验良方》著作中,记载有一种独特的隔姜灸“太乙神针”法,其出现时间早于1856年叶圭所创的隔姜罩碗的“太乙神针灸法”。对比清代19种有关“太乙神针”著作,发现这种独特的隔姜灸“太乙神针”法仅记载于几种岭南医书中,其太乙神针药方(组成药物为麝香、川乌、草乌、生南星、生半夏、雄黄、雌黄、丁香、细辛、威灵仙、蜈蚣、硫黄,共12味)中不加艾绒,而是将药物制备成药块进行隔姜灸。该文对岭南隔姜灸“太乙神针”法的来源与特点进行考述,以期为临床灸法的拓展提供思路。

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

明清文人书画扇面纸张病害成因及表面涂布工艺分析——以四川博物院藏11幅扇面文物为例

通过对四川博物院藏11幅明清文人书画扇面文物进行形貌观察和检测分析,探索明清扇面书画文物的病害成因及加工工艺。通过观察发现,扇面主要由填料层、疏水层和基地纸张层三部分组成,明代早期金面扇面工艺较复杂,后逐步简化,与文献记载相符,反映了明清扇面等级及工艺演变过程:泥金扇面→其他加工涂布扇面(洒金、瓷青等)→矾扇(仅涂布疏水层)→粉连纸扇面。扇面文物病害主要为扇叶折痕断裂和填料层病害,病害程度受扇面厚度、涂布材料及工艺影响。扇面涂层具有较好的疏水性,因此润墨性较差,金面扇面普遍较素面扇面润墨性较差,写印色料不易附着;通过XRF和SEM-EDS分析,扇面填料材料为化学性质稳定的硅酸盐类化合物,不易受环境温湿度影响,可有效提高扇面防虫防霉能力,但受黏合剂影响较大——黏合剂老化失胶会导致填料层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落、龟裂、空鼓、粉化、起翘等病害;金面扇面的“金”成分主要为金银合金,不同金银配比及泥金、洒金、贴金三种不同的加工形式,会让其产生不同的金属色彩和光泽,因此修复过程中很难通过传统颜料调配的方法减少色差。扇面工艺特性及病害不同于普通纸质书画,因此使用传统书画保护修复技艺难以达到预期修复效果。

论明清时期佳人纨扇图式的风尚

仕女纨扇历来是诗人和画家热衷表现的对象,佳人纨扇图式已成为古典绘画的审美范式,尤以明代画家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为代表。佳人纨扇图式破除了传统才子佳人的婚配模式,其演化脉络清晰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才女文化的流行和男性审美观、择偶观的变迁。

“十二五”期间辽河流域的典型流域土地利用组成和变化分析研究

在遥感影像数据基础上,采用ERDAS和Arc GIS分析得出"十二五"期间清河、凡河和蒲河3个流域的土地利用组成及变化。结果表明:清河流域和凡河流域土地利用以林地为主,自然类型面积之和占流域总面积比例超过50%,蒲河流域则以耕地和建设用地等人工类型为主,面积之和占比超过80%;"十二五"期间各流域的土地利用类型均存在不同程度自然类型向人工类型转化的现象,清河流域变化最大,蒲河最小。

论《桃花扇》在清代中期的传播与接受——文化专制背景下的《桃花扇》传播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有清一代最为繁盛的时期。在此期间,《桃花扇》作为秦淮艳事来观看,咏《桃花扇》表达兴亡之感的诗作亦多。在乾嘉学派考证之风的影响下,很多文人学士对《桃花扇》史实进行了考证辨析。《桃花扇》影响了后世戏曲、小说的创作。《桃花扇》是剧班必备剧目,在清代中期依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试论清王朝对西北“外藩”民族的羁縻笼络政策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地区后,将归附的少数民族分为“内藩”和“外藩”两部分,对后者,清朝实行了与内地少数民族截然不同的羁縻笼络政策,主要包括强调和保持中亚藩属各部与清朝的藩属关系;不设官置守,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不介入各部之间的纷争;实行贡赐性质的绢马贸易几个方面。在清初,这些政策加强了双方联系,维护了边疆安宁。但在清朝后期,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最终给沙皇俄国的侵略以可乘之机,换来了丧失疆土的恶果。

曾国藩治牍批判之道与晚清公文文风革新

曾国藩公文丰富了晚清公务文书撰写的内涵,文风晓畅,开以后数十年风气。曾国藩以独特的用人之道组建的一支精英文书团队,以曾国藩公文为范本,在实际创作中反对古文的繁冗风气,以积极的写作实践推动晚清公文文风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晚清公文"案牍积压"的情况,开启了中国近代公文写作的新风气,对后来公文文风的简明化影响深远。

《桃花扇》清刻本批语作者考论

《桃花扇》清刻本中有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批语,孔尚任自述这些批语为"借读者"所作。而清末李慈铭提出批语为孔尚任自作的观点,后来梁启超、王季思、徐振贵、叶长海和吴新雷等都支持这一观点,但或简单表示赞同或不能提出确实的证据、论证存在漏洞,因此都不足采信。实际《桃花扇》的创作、刊刻过程和批语的内容都可证明这些批语确如孔尚任所说,出自该剧康熙三十八年六月问世后、刊刻前众多的抄本借读者之手。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范文程与清初科举的明代模式移植之路

清代定鼎之初,即走上了全面移植明代科举模式的道路。范文程是这项制度因袭运动的具体操作者。入关前,由皇太极授意,范文程在满洲政权内兴学校、开科举,已为恢复明代科举制度做好充分准备。入关后,范文程"士心得,则民心得"的观点深得清帝的认同;在实施科举的过程中,他亲任三届会试主考官,并参照明例,就完善科举制度细节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范文程之所以会成为清初科举"一沿明旧"的有力推手,虽与其本人的家世和汉文化功底不无关系,而清初皇帝笼络汉族士人、缓和民族矛盾的行政需要则是他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江藩文学成就发微——“扬州学派”文学成就研究之一

关于江藩的文学成就,至今尚无专文论述;对于“扬州学派”的文学成就,迄今亦无充分的认识。本文从诗、词、文、赋等方面对江藩的文学成就作了全面考察,指出其总体风格是清疏俊朗,并就其为人秉性以及学术成就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作了揭示。由此,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扬州学派”的文学成就提供了一大有力的支撑。

湖湘理学传统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湖湘理学属于宋明理学的独特分支。因受地域文化氛围影响,呈现出"讲性理、笃践履、重经世"的学术传统。岳麓书院作为湖湘理学的重镇,自宋代伊始便肩负起传播湖湘理学之责。时至晚清,以岳麓书院学生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深受湖湘理学传统影响的士大夫们,通过毕生道德之践履、经世之举动、倡学之实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整个晚清社会,从而部分地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与学术风气,助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传统观点认为江藩学术思想为褒汉抑宋,实则不然。江藩学术思想不仅仅得益于汉学,同时也较多地吸收了宋学,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一书,恰好体现出江藩的学术思想倾向不是褒汉抑宋,而是汉宋兼采。他的思想与当时学术潮流有内在逻辑关联,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

化瘀清利合剂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目的 观察化瘀清利合剂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SHR)血液流变学的影响。方法 选用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测定给药后模型动物血液流变学。结果 化瘀清利合剂治疗大、中剂量组均有降低全血粘度和血浆粘度的作用 ,在降低低切变率血粘度时呈量效关系 ;治疗大、中剂量组可改善红细胞的变形能力、降低红细胞刚性指数和聚集指数。结论 化瘀清利合剂可改善SHR血液流变学 ,对高血压大鼠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范当世与清代宋诗学

范当世是晚清同光体派著名诗人,其诗歌创作观念深受宋诗影响,对宋诗创作方式有多方面的认同,在晚清宋诗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江藩研究述评

江藩是清代学术研究中不可绕过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江藩的生平考证、《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研究等问题上,学界不断涌现出新的学术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对江藩其他著作的研究,却有所忽略,尚待开掘。为总结成绩,指明缺失,现从江藩的生平考证和著述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研究、《国朝宋学渊源记》与其他著作研究等三个方面对江藩研究做一次系统的梳理。

《桃花扇》中意境阔大的“渔樵话”

明清戏曲中,"渔樵耕牧"形象及"渔樵话"已形成了一种内容相对固定的特殊意象。"渔樵耕牧"不是描写真实的渔夫、樵夫、农民及牧人的生活,而是表现一种散淡闲适、超然物外的情致。"渔樵耕牧"实际是中国古代文士心目中的一种特殊景象,是古代文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人生境界——自由超脱、潇洒不羁、与世无争、自得其乐。一般"渔樵话"的关注点都是个人命运的得失,实际上是"文人话",是古代文士们思考权衡人生得失取舍的"心语"。孔尚任的《桃花扇》以"渔樵话"结束全剧,其立足点及精神境界全然不同:它没有对渔樵们散淡生活的夸赞,也不是对过往英雄业绩的"笑谈",而是抒发对历史命运的感悟。这番"渔樵话"不仅使《桃花扇》这部写实的历史剧有了言犹未尽的"余韵",同时,也使这部剧作所描述的历史、所表达的历史观念,有了一种理性的升华。

清初范国禄诗学思想研究

范国禄活跃于清初文坛词苑,积极参与时代建构,他以博大的胸怀面对前代诗学遗产,取舍慎妥,鲜明代表了对儒家诗教精神的皈依和坚守。从功能论、创作论、主体论三方面讨论了范国禄的诗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