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模范》编刻考论

《经义模范》是研究明清时期科举时文演变的重要文献,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多为其时之士子、塾师和考官使用。清朝乾隆年间,因其收录了大量宋代经义文,被著录于《四库全书》。该书现存诸本皆自四库本而来,四库馆臣对其评价甚高。光绪年间,《经义模范》曾有多次重刻,然其编刻情况历来存疑。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考证此书编者应为明代学者杨慎,编选此书的背景与明朝嘉靖后期时文写作的风格演变有关。同时,杨慎编选此书的意图,应是为其时之士子撰写科举应试文章提供参考。

从传统诗文批评到中国文学批评史话语构建的尝试--以《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为中心

历来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者,几乎都以陈钟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第一部批评史著作。其实,早在1922年范祎便发表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该文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轫之作。范文长期为学界所忽视,为了全面发掘此文的独特价值,本文先钩稽范祎的生平与著作;次则以范文为中心,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中去审视其意义;最后对范祎的文化情怀做出理解之剖析。该文前承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古典诗文批评,后启陈钟凡等中国文学批评史名著,对于学界重新认识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早期发生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范仲淹易学经制思想探颐

易学是范仲淹思想的根基。范仲淹解《易》重“阐明儒理”,开宋学风气之先。范仲淹思想又不仅局限于《易》,而是融儒家德性伦理、修齐治平理想以及事功之学为一体,事功之学主要体现于其政治改革思想。借助于对易学、传统儒家德性理论及修齐治平理想的综合考察,范仲淹构建了以易道为体、以经制为用的思想模式。通过易道之“通”而顺时设教,改变风气;经由易道之“变”而积极有为,革新政治,进而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理想。

“由法而象”客观解释原则的演变——一种对汉易象数之学发展逻辑的解释

汉易象数之学重心由占筮派转移至注经派,其发展逻辑在于客观解释原则“由法而象”的演变。占筮派试图通过师法、家法作为解释的客观原则进入中华易学文明的创造历史。受法的约束和限制,该派对易象作神学解释、政治解释,宣扬阴阳灾异、占筮数术。与之相对,注经派不是不要师法、家法,而是突破师法、家法,将象数方法自身的根本性、客观性作为客观解释原则的新内涵。他们结合易辞对易象作语言解释,建立了方法论层面的象数解释理论。经郑玄、荀爽,至虞翻,象数易学达到理论化、学术化的顶峰。虞翻虽确立了象数解释的客观性,但是局限于易象与易辞的循环解释,取象方法上实现不了一元性。加剧了象数易学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象数易学方法论的自我否定,其向玄学易学本体论的过渡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

叛逆女性的性格悲剧——《雷雨》中繁漪形象的深度阐解

《雷雨》中的繁漪是具有鲜明特色和复杂蕴涵的叛逆女性形象 ,其鲜明特色在于独特性的雷雨性格 ,其复杂蕴涵则在于人性建构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和个体生命力中的创造性力量与破坏性力量的相兼相制 。

一朵迸飞异彩的心灵火花——繁漪“雷雨”性格分析

《雷雨》中,曹禺塑造了最具有独特个性的典型人物——繁漪。她“雷雨”式的性格在剧中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和她的悲剧形象交错在一起,体现了这一人物悲剧性格的深刻性。繁漪那火炽热情,强悍灵魂的本质是时代的觉醒。她就象一朵进飞异彩的心灵火花,令人目眩耳鸣,心荡神摇,又是如此短促,倏而消逝。

《多续译语》版本考察

将日本今西春秋藏《多续译语》和新见故宫所藏《多续译语》抄本进行详细比较,发现两个版本有百余处不同,且今西本和故宫本均为抄本;今西本是原始抄录本,即四川地方政府根据调查到的原始材料抄录的本子,故宫本是根据原始抄录本再次抄录而成的本子;原始抄录本或不止一份,故宫所抄的底本有可能不是今西本。推测其他"西番译语"也可能存在类似情况,故整个"西番译语"的研究都应该重视版本考察和文字校勘工作。

人格分裂的自我毁灭者——《雷雨》中蘩漪形象的无意识心理分析

从无意识心理层面入手 ,通过分析蘩漪与周朴园、周萍两条主要戏剧冲突 ,揭示了蘩漪在无意识心理的引导下一步步走向人格分裂 ,成为自我毁灭者的心理发展过程 ,蘩漪形象表现出很浓厚的心理分析色彩。

被情欲之火灼烧的女人——蘩漪形象新论

蘩漪不是一位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格自由的新女性 ,她只是一个陷入情欲之网不能自拔的女性形象。在《雷雨》中 ,曹禺借蘩漪的形象 ,探讨了人的悲剧与人的原始欲望的关系 。

论“反义同词”现象

古汉语中存在“反义同词”现象 ,即一个词的词义系统中包含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义项。它与历代所论“反训”有所区别。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古代汉民族辩证式整体思维形态密切相关。人们发现对立现象无所不在 ,对立思维形成 ,对立概念大量存在。对立思维经过概括化、抽象化、形成辩证式整体思维形态。阴阳思想是其典型体现 ,阴阳对立互补是宇宙运动的基本模式。

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评价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以纪念刘一凡教授

对苏联高教模式的过强专业教育和应试教育倾向,人才培养中的教学过程和方法,以及苏联高教模式合理性和局限性等方面评价中所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苏联高教模式"不是社会主义苏联必然要出现的一种高教模式,更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必然要学习并实行的高教模式。

方以智“三教合一”的超越性道统观

方以智吸收了《周易》及道家、儒家等学派对"道"的解读,提出了"道"即"自然变易的中道",并认为这一"道"为"三教"及百家诸派以不同的学术方式诠释着,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复合式道统谱系,从而超越了儒家以"尧、舜、孔、孟"为核心谱系的单线条道统模式。从学术心理上探究,这种超越性的道统观是方以智内心深处"奉儒家为正统"的保守政治信仰与"融三教百家于一炉"的开放学术思维之间冲突与调和的产物。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

《雷雨》主人公面面观

《雷雨》自问世以来,引起人们极大关注,评论不一,观点多样,即使是对《雷雨》的主人公到底是谁,人们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周朴园”说、“蘩漪”说、“周萍”说、“神秘力量”说、“命运”说、“雷雨”说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着对剧本的解读。

范凤翼诗论与诗歌创作初探

范凤翼论诗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认为诗人的德行与创作态度决定诗歌的品质。在此基础上,范氏又提出了诗歌的功能论:主张诗歌应有关风化、抒写性情、反映现实、令诗人青史留名。对待前人诗歌遗产,范氏继承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认为应该取法《诗经》、古乐府诗、五七言古体、唐诗、明代前后七子,而摒弃宋调。理由有三:古诗雅正;古诗有法度;诗歌应具备可读性。范氏复古非食古不化,而是借筏渡河,自成一家。范氏主张诗风自然,所谓自然乃指诗歌风格与诗人性情吻合,而非语言之流畅。范凤翼诗歌在继承七子的基础上力图创新。其诗歌各体兼善,多以前代各种诗体的经典作家或作品为效法的对象。乐府诗秉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抒写时事,语言刻意模仿古乐府诗,较为生硬。五古有意追求汉魏诗的古朴,某些作品颇具陈思风神,然亦有不少作品带有宋诗特征。七古以唐代诗人为圭臬,但又不主一家,取法李白、杜甫较多。五律极少表现政治主题,多诗酒风流、游览登临之作;诗风较为单一,追求古朴、清远玄淡。七律多效法杜甫,注意字句的锻炼,追求构思的深折。五绝数量较少,风格以古朴为主。七绝作品数量多,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范凤翼的诗论与诗歌创作从文学史的高度看,显得创新不足,但其文学活动却为南通范氏家族开创了一个传统,造就了一个诗文世家,形成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

安娜、蘩漪、娜拉悲剧命运的分析比较

安娜、蘩漪、娜拉在家庭这块阵地上为争取自身的独立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安娜、蘩漪追求的是爱情,娜拉追求的是人格独立,然而,她们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同一悲剧结局。这说明女性的解放不仅要依赖社会历史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女性自身的独立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灵枢·经筋》治则简析

关于《灵枢.经筋》中有关治疗原则的文字"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目前针灸书籍的解释,多有不妥之处。笔者根据多年的经筋病治疗经验,以及《黄帝内经》相关篇章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蘩漪形象研究七十年综述

曹禺的《雷雨》自从发表以来就受到人们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对蘩漪的研究更是从未停止。蘩漪形象研究表现出了跨越时间长、参评人数多、论文数量大、批评方法新等特点。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正是该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也正是作品魅力之所在。

《医林绳墨》学术思想探讨

《医林绳墨》系明代医家方谷与其子方隅共同撰集而成。全书八卷,论及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凡八十余证,在辨证论治、遣方用药方面颇有特色,对中医临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探讨《医林绳墨》的学术思想,即八纲辨证,贯穿始终;审因论治,条分缕析;遣方用药,不拘一格;内伤杂病,注重治痰;女科诸证,理血为本。

生命圆通与诠释循环

《管锥编》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实际是通过诠释古代典籍中有关人生的内容来解读人生之谜,而人生的丰富微妙流转圆通使其“诠释循环”方法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具体可以概括为“理一分殊”与“以反求覆”;它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纯理性的规定与概括,而是通过描述人生现象揭示人生内涵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