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孤本文献《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相关问题考述

文章对现存北师大图书馆藏明刻孤本文献《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的作者、刊刻时间与动机、内容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明确了《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的作者应为嘉万年间休宁林塘范氏宗族的居乡官僚、理学家、学者范涞,约成书于万历十九年十二月之前,刊刻不晚于万历二十三年十月。《新安林塘范氏宗规》为四卷本,似为范涞所编撰的六卷本《宗规》的缩减单行本或残本。由强调日常观览使用、注重实用的功能定位决定,《新安林塘范氏宗规》除收录“条约”即狭义族规外,还广泛收录宗祠“仪节”“祝文”“具修”等能够满足宗族日常运转和族人日常生活需求的实用知识内容。文章还借助于万历《休宁范氏族谱》所载相关内容,对现存《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破损残缺或漫漶不清之处进行了考证复原。

论宋代吴县范氏家族抱道自守的家风

宋代吴县范氏家族成员在贬谪期间表现出了抱道自守的家风,体现在忠君不移、勤政为民和乐道自适三个方面,其原因主要包括对自己直言行为的自信不悔、君子"知命委时"的理论和对归隐的向往。范氏家族成员这种积极应对贬谪的模式可以归纳为超越模式,分别超越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执著模式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回避模式,是士人应对贬谪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

论宋代吴县范氏家族的忠恕家学

宋代吴县范氏家族的"忠恕"家学胎息于传统儒学。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立朝事君,施政从宽、接待僚友,以德报怨、先忧后乐,爱民如己、厚于责己、自省自察等方面。范氏家族的"忠恕"家学具有推"忠恕"至于修齐治平四个领域、强调责己自省和重视道德感化等特色。

明成化刻本《程氏贻范集》探析

《程氏贻范集》是明代著名文学家程敏政编纂的新安程氏宗族文献汇编,仅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明成化刻本存世。该书以其独特的编纂体例和丰富的内容,在明代徽州家谱中独树一帜。书中保存了不少与新安程氏宗族历史和历代杰出人物事迹有关的稀见文献,记录了新安程氏的迁徙源流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为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和宗法制度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对考证宋、元、明三代史实也颇有帮助,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范仲淹卜葬洛阳万安山探隐

在"视死如生"的古代中国,人的死亡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而且也会引来极为复杂的宗法制度方面的社会矛盾。范仲淹及其母亲卜葬洛阳万安山下,就是一种艰难而无奈的选择。其中交织着范仲淹悲苦的身世、与母亲生死相依的深情、对先贤的追慕和他微妙复杂的宇宙哲学之思。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极为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彰显着范仲淹一代圣贤的崇高风范,也昭示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

晋国范氏的和谐思想

范氏是晋地古唐国遗留的著名宗族,春秋中期范氏得到晋侯重用,一直是春秋时晋国举足轻重的宗族。范氏在晋国能发展成为一个侈卿大族,是和他的主导思想分不开的,尤其是范武子、范文子、范宣子三父子在晋国执政时期,连续成为晋国的正卿——亚卿——正卿,对晋国的历史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成就都是和其所奉行的和谐思想是息息相关、不可分隔的。从范氏发展的轨迹看,其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为礼法合一、修身、谦让、改过、消化矛盾等。

闽西红色革命与宗族内部纠纷--以永定上金村范氏为例

永定上金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旗不倒,始终坚持革命斗争,因而遭到反动派疯狂镇压,受到极大破坏;同时,其中也有部分顽固恶劣分子加入反动阵营,妄图消灭革命。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中,范氏族人的不同立场和族孽欺压造成宗族内部分裂,纷争不断且多元化,双方以互控来维护利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又团结起来努力建设家园。

周代番国青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论考

番国,为祝融八姓中己姓的一支,春秋以前在中原北部立国,至春秋前期南迁至淮河上游的信阳市平桥区一带,或称"鄱"、"潘"。后世出土为数较多的番国青铜器,铜器铭文多自称"番君"、"番伯"、"番子"等。番国在春秋时期较早归于楚国,从信阳平桥区向东迁移至固始县。公元前504年吴人伐楚,获潘子臣,取番地,番国最终消失。番国贵族在春秋中期便入楚王室为官,如潘崇、潘尫、潘党等。尤其是潘崇,在春秋时期楚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番国文化呈现出中原文化、淮河流域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

辉县琉璃阁与太原赵卿墓相关问题

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的国别有卫国公室说和晋国范卿说。有学者对琉璃阁范卿墓地提出质疑,本文就学界颇有争议的几个实质性的问题展开辩论。太原赵卿墓(M251)墓主有简子说和襄子说。1994年太原金胜村发掘的M674、M673等墓,墓主为赵卿的属臣,时代与赵卿墓相当,从而佐证1988年发掘的M251墓主为赵鞅(?─前475年)。赵卿墓地年代的确定,为琉璃阁西区M75、M76、M1墓主头向东的大墓年代判定提供了依据。

论早期契丹与唐朝的关系——以新见《李范墓志》为中心

李范墓志出土于西安东郊纺织城,志文关涉早期契丹与唐关系,价值极高。李范为唐初契丹八部君长摩会之子,摩会氏族应出自屡经混合后融入契丹的古乌丸遗部。北齐、隋、唐三朝,摩会祖孙三代世袭契丹八部联盟首领。武德元年和贞观三年,唐朝两度册封摩会,极力笼络契丹八部以期挟制突厥。李范入质显然系契丹邀取唐朝信任之举。贞观七年,摩会去世,李范作为政治弃子被唐朝淹留长安,直至客死。与此同时,唐朝支持逐渐壮大的窟哥掌控契丹,以稳定松漠,经略高句丽。贞观二十二年,唐设松漠都督府并以窟哥为都督,标志着唐与契丹的君臣关系得以巩固。

苏州范氏义庄田亩考述(1049—1899)

苏州范氏义庄是传统宗族义庄的源头和典范,社会影响广泛且深远。作为义庄的核心要素,范氏庄田规模庞大,倍受世人关注。历史上关于该庄的田地亩数,流传着不同的文本说法。本文梳理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范氏家乘》所载史料,稽核互证,并结合方志、文集等文献,拾遗补缺,考察自宋皇祐元年(1049)范氏义庄创建到清光绪二十五年间义庄田产的损益变化,估算不同时期的庄田面积,解析庄田增益路径及减损原因,以探求范氏义庄田亩规模的真实样貌,加深对传统宗族义庄的认识。

从草洲到码头:咸同以降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与码头经营

在江汉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宗族组织发展与水域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以往研究表明,清中期及以前的江汉平原,对湖产和垸田的争夺是该时期宗族组织建设的主要诱因和推动力。但对晚清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宗族的研究并未延续前述思路,多从近代化的角度予以阐述。从晚清民国时期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江汉平原宗族组织如何适应、利用新形势来维护和延续业已形成的"业权"所属。从湖产、垸田争夺到码头开发,构成了清代以来江汉平原湖区开发的历史缩影。

“家”的法律构造——以范氏义庄为中心的考察

范仲淹首创之范氏义庄在中国宗族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它以缜密而极具生命力的宗族法律构造建立起了以保障族人基本生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组织管理权利为主旨的权利分配模式,形成了内生性权力、功能性权力相互交叉制衡的权力配置格局。凭借这一独特法律构造,范氏义庄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坠,修复了宗法一体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强化了宗法制帝国以家拟国而治的治理能力,'补王政所穷',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与扩展的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

家族、图像与南巡故事——《万笏朝天图》考析

《万笏朝天图》是首幅以乾隆南巡为主题的清代绘画长卷,组织绘制者范瑶系范仲淹二十世孙。根据范瑶著《纪恩日录》所记,该图卷描绘的是乾隆帝首访天平山范氏园邸的情景。雍乾之际,范氏宗族发展每况愈下,危机重重。作为宗族领导者,范瑶力行改革,多措并举重振家风,并试图通过接驾、献图等重建家族与皇权的密切关系。《万笏朝天图》即为江南士人家族与皇权互动关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