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东树对沈德潜诗论的继承与改造

作为桐城派诗论家,方东树在清中期诗坛实有重要地位。在性灵、格调互为攻讦的背景下,方东树继承并改造沈德潜的格调说,既平亭冲突,更突显自身理论特点。在对待唐宋诗的态度、强调真情的体现、注重格律声响及主张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等几个方面,对沈德潜诗论进行了发展与改造,以会通性、兼容性特点适应着清代学术倾向于总结整理的趋势。

桐城亦有诗派

钱基博和钱锺书父子曾多次提出"桐城亦有诗派"。本文论述桐城诗派诗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论诗以人为先,弘扬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在晚清内忧外患交困的时势中,要求诗歌关乎时代,抒写诗人的现实遭际;熔铸唐宋,以文论诗。

方东树的“魂魄”论诗与中国诗学的“象喻”传统

本文对方东树的“魂魄”论诗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阐释,认为方东树的“魂魄”论诗是对中国传统诗学“象喻”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方东树以妙论诗的审美走向

方东树是桐城派最为重要的诗论家之一,其诗论在沿袭桐城派文论道文并重思想的同时,亦体现了重"文",追求审美价值的走向。其中,他秉承古典诗学以妙论诗的传统,主张"用意高妙",强调诗歌之美以善为内核,强调了诗教的美育作用;主张"兴象高妙",进一步从诗歌文学形象这个艺术本质特征的角度,赋予了"妙"字的诗学审美内涵;主张"文法高妙",在体现以文论诗这个桐城派诗论传统特色之中,亦表述有关诗歌章法、词句等方面的审美要求。

文法高妙 天衣无缝——方东树评汉代古诗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给予汉代古诗很高的评价。他的评点,虽然有时流露理学气味而显得迂腐,但其评论的重点在于艺术技巧,颇有卓见。他尤其重视“文法”。其核心在于诗意如何进展、语势如何变化。方氏认为文法之妙,在于“恣肆变化,忽来忽止”,不平直,不板滞,而且自然天成,如天衣无缝。它不是固定死板的套路,难以作抽象的解说,必须结合具体作品加以指点。方东树的评点,有助于我们欣赏古诗,也可供今天的诗歌创作作为借鉴。

方东树《昭昧詹言》论黄庭坚诗述略

《昭昧詹言》是方东树晚年为后辈讲论诗学的内容汇编,是桐城派诗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其中对黄庭坚其人其诗的品评是全书较为典型、精彩的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方东树多将黄庭坚与他所推崇的杜甫、韩愈及苏轼等人进行比较分析,并且以杜甫、韩愈为黄庭坚诗学之源。该书于黄庭坚诗的思想内涵缺乏必要的挖掘,但却长于分析其诗章法与句法,于诗的起承转合与格局布置的探研尤为精妙。另外,方东树还对黄庭坚诗的用典、用意及个别句法提出了异议与批评。

“棱汁”:方东树诗法论的重要范畴

"棱汁"是方东树用来概括诗法之妙的一个很独特的范畴。所谓"棱汁",概括了由叙、写、议三法交织错综与次序变化而呈示出来的文法特点与审美效果。方东树以"棱汁"为诗法的重要范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方东树“一佛、二祖、五宗”论

方东树的"一佛、二祖、五宗"之说,概括了七言古诗自杜甫至陆游之间的流变过程,是对前人七古诗歌史认识的深刻总结,虽然只涉七古一体,但由此揭示了桐城派诗歌史论的特点,即以"诗文一理"观念为基础,以古文理论为视角来诠释传统诗歌史,由此形成了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传统诗歌发展史,同时借助对诗歌史具体而微的诠释,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正确途径。这一提法貌似推崇宋诗,实则熔铸唐宋,是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有力回应。

方东树韩诗论的理学特色——依据《昭昧詹言》的考察

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其旨趣在于捍卫理学道统;而《昭昧詹言》则将这一理念贯彻到诗学领域。这一点,体现于他对韩愈诗歌的极意推崇。韩愈既以弘扬孔孟德性之学而成为宋代理学的先导,又注重诗歌创作的学术根柢、艺术特质,这是方东树重视韩诗的关键。

以“起棱、汁浆”为中心谈方东树的诗论

方东树秉承“桐城家法”,创造性地提出“起棱”“汁浆”两个范畴,并以此论诗。考察诗论可知:“起棱”关乎于诗歌章法,要求层层突起,使诗体呈现不平之气;“汁浆”关乎于诗作内蕴,即以此诗法铺排,将作者才情思致融结,诗作内蕴饱满,韵味无限。方东树以此为诗歌理想,进而构建有迹可循的诗法,并在作品中得到印证。方氏“棱汁”诗论,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扩大了“桐城诗法”的堂庑,丰富了中国古典诗论。

方东树论苏诗对桐城家法的承继与突破

作为桐城文派的后劲,方东树的苏诗论评颇受其古文理论主张的影响。首先,方氏以古文之法探讨苏诗七古,注重开合起承、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气节等写作技巧。其次,桐城先辈论文的一些概念与术语也被方氏用来评述苏诗。再次,方氏还以是否有文法来重评苏轼某些为前人所争议诗的优劣高下。方东树亦有突破桐城家法的地方:第一,桐城派文人标举江西诗派与黄庭坚,方氏则认为苏诗胜黄庭坚诗。第二,在方氏看来,苏诗摆脱蹊径,自成一家。第三,方氏崇信义理,其苏诗评论难免染有理学色彩。

论方东树从古文义法对学习陶诗途径的揭示

方东树接受陶渊明的最大贡献是以古文义法论陶诗,凸显了陶诗的跌宕变化之妙,指示了学习陶诗的有效途径。方东树认为陶渊明的"识抱"不如杜甫"笃实正大","陶公所以不得与于传道之统者,堕庄、老也"。指出陶诗不容易学,但又不能不学。其基本学习途径有三条:第一,先从容易学的诗人学起,即先学会可以学、容易学的作家作品;再去进一步学习陶渊明等最高层次的诗人诗作。第二,学陶诗要先做人,在修养上下功夫。第三,要懂得陶诗的"微言胜理",跌宕变化之妙。

试论方东树对江西诗学的评价

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方东树从以文章笔法论诗的独特视角,重新厘清了江西诗学与杜甫、韩愈"以文为诗"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认为黄庭坚学杜悟得其创作艺术构思而不得其诗自然浑成之境;学韩则得其粗笔硬调而不得其通顺平畅。对江西诗学既有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综论,又对其章法结构等具体诗法,展开了精细入微的条分缕析,比较全面系统地、辩证地总结了江西诗学最具诗学价值、最富于启示意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是方东树诗学的开拓建树和历史贡献。

方东树诗歌史论的诠释模式与批评形态

《昭昧詹言》是部诗歌史论性著作,隐含着一套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具有逻辑关系的诗学批评体系。在展开方式上,方东树采用"通变-正变"批评、"通论-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诠释模式,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形成"复调叙述";在批评形态上,具有形式美学批评之特点,体现了历史原则与审美原则的相统一。由此,方东树建构了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传统诗歌发展史,确立了诗歌典范在桐城诗学传播中的价值,有着争取诗学话语权,确立桐城诗学地位之目的。

方东树在广东施教与交游述考

方东树是桐城派中期重要代表作家,一生曾四次南下广东,客居时间十年之久。其间,他积极投身广东的书院教育,以文会友,勤奋著书立说,传播桐城派文学思想,为广东的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对方东树诗文集、方志及其他名家文集等文献的解读,梳理方东树在广东主讲书院和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具体情况,探讨其在教育上的成就,揭示其在传播桐城派文学理论和扩大桐城派影响等方面的作用。

以文论韩诗——方东树研究韩愈诗歌新贡献

历代学者多以"以文为诗"评论韩愈诗歌,但从未有人以文论诗。清人方东树的诗论受桐城派前辈影响,以古文家的眼光论诗,其《昭昧詹言》是桐城派诗学的集大成之作。方氏以文论诗,最突出的是他非常看重韩诗,以杜、韩并称。并从尊杜扬韩,根柢儒学;重实轻虚,立言救时,关注社会生活;喜清奇生新,反对陈言熟意,以文论韩诗等方面对韩诗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说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以桐城派为中坚的宋学对汉学的系统清算,汉学阵营以戴震为首,那么《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就很自然。中国经学史上对方东树多所贬抑,但梁启超却认为其《汉学商兑》"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故就《汉学商兑》中"集矢于戴震"处加以申说,以对梁启超的评论作一注释。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除了门户之见、私人恩怨外,主要还是经学内部的学术分歧。

方东树与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

方东树作为桐城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为晚清程朱理学之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用毕生精力研习性命、义理之学,推动了理学的发展;撰书公开攻击汉学,捍卫理学,为理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他讲学授徒,游说友朋,为晚清理学的复兴争取支持力量并培育了一批理学名家。方氏的努力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最终促进了晚清理学复兴的进程。

梁启超桐城学派的提出及其意义

梁启超夙不喜欢桐城派,而提出桐城学派的恰恰是他。在《儒家哲学》一文,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桐城学派"的概念,并以方东树为代表,以曾国藩为承续。从不喜欢到适度认可,再到正式承认,梁启超对桐城学派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微妙变化。这背后原因,既有梁启超对方东树认识的深化,有汉宋交替的时代影响,同时表现他以学派研究学术史的特点。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