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之间:藩镇权力构造视角下的唐代宣武镇研究

宣武镇是晚唐军乱的高发区。与魏博、昭义等军乱同样频发的藩镇相比,宣武镇的军乱特点较为突出,有军乱集中发生的时间段早、军乱的原因多为军将谋取节帅之位等特点。宣武镇军乱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点,主要与宣武镇内部的权力构造以及不同时段朝藩关系的变化有关。宣武节帅刘玄佐在任期间塑造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军将集团,使宣武的权力构造呈现出“权在将领”的特点。在此权力构造下,宣武镇的军将不仅对兵士拥有较强的控制力,甚至还有机会借此上升为节帅。但随着元和以来朝廷权威的重振,宣武镇内军将借助军乱成为本镇节帅的可能不复存在,军将阶层失去了作乱动机,军乱也因此销声匿迹。

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

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晚唐藩镇的格局在唐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黄巢起义之前,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朔长期割据型、河朔一度割据型、中原一度割据(防遏)型、中原长期防遏型、西北长期御边型、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东南长期财源型七大类。在黄巢起义之后,根据地域分布、势力强弱、政治目的、任职方式、出身背景乃至蕃汉之别等综合因素,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南型、西部型、河东型、河朔型、南方型五大类,并涌现出了一系列以朱温、李克用等为首的足以开邦建国的强藩。藩镇格局的这一重大转变,主要是在黄巢起义冲击之下,中央朝臣、宫廷宦官和地方藩镇原本大致均衡的三大势力的急剧消长。文臣、宦官势力日益衰落:地方上文官藩帅不断地被武将所取代,宦官赖以专权的神策军也垮掉了,转而寻求以"宦官系武人"来扶植藩镇。地方势力则急剧崛起,并完全掌控了各藩镇的权力,呈独立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唐廷所扮演的是无法主持公正和维持秩序的软弱角色,迅即走向终结,历史开始不可逆转地由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的重新统一。

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

陈寅恪先生所谓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实分为两部、河北藩镇成为胡化戎区的论断,如实反映了唐代朝野特别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区的社会普遍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藩镇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来的士子,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承习"世业",从而使得政治军事上似乎"自为一秦"的河北藩镇,仍以文化为媒介与长安皇朝保持着内在联系,墓志资料所见成德镇的情况即为实例。

中晚唐中原藩镇“防秋”问题的历史考察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叛的现实需要,大量征调西北边兵驰援中原战场,使得关中地区兵力空虚;而此时处于极盛时期的吐蕃王朝勾结边境诸胡趁势内侵,京师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随后,唐中央为弥补关中军力不足的难题,从地方大量征调军队进行防秋。本文以明确的史料记述为依据,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防秋"兵力的来源、"防秋"兵力的规模进行动态考察,并探讨中原藩镇在"防秋"中的价值与局限。

论唐五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

唐五代时期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除了御史台派御史和皇帝临时遣使分巡各地外,各级地方政府内部亦置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其中在藩镇使府中置有节度判官或观察判官,合称两使判官,此外还置有孔目官,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内部监察体制。两者的分工是:两使判官主要负责监察事务,孔目官主要负责文案的勾稽,从而达到对政务监察的目的。

唐代中原藩镇军额与军费问题初探

唐代中原藩镇,因处于国家地理位置的核心,并负有阻遏河朔、屏蔽江淮、保护运河、拱卫两京的特殊使命,养兵数量极为庞大。中唐以后,在军费本道自付的背景下,军队数量的庞大则意味着藩镇军费开支浩大,地方供军负担极为沉重,而争取中央的赏军费用不失为缓解供军难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因此,中原藩镇频繁派兵征伐,既是其政治上忠于唐廷的表征,更蕴含着获取中央军费支持的直接动因。

分镇与徙治——兼论中晚唐藩镇与州的博弈进退

中晚唐藩镇建置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裂地分镇,藩镇碎化造成数量日增而辖境大减。分镇使一批属州变成治州,地位大为提升,新藩镇所领属州数目骤减,相对分镇以前其比重与实力均有增强。同时,徙治使治州与属州角色转换,原本实力平平的属州,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实力飞跃,甚至超过原来的治州。分镇与徙治逐渐发展,客观上促使藩镇渐弱而属州渐强。北宋太宗时,能够彻底废除藩镇,实现全国诸州直属朝廷,可从中晚唐分镇与徙治中一窥因由。

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

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朝军队强大军事实力作用下的结果。代宗因担心当时手握重兵的仆固怀恩勾结河北叛镇而再生战事,遂同意其令叛将分帅河北的奏请。战后,为阻止此种可能性的发生,代宗着意削减河北诸藩的土地,形成初步的军事战略格局以期消灭河北于无形之中,这体现了代宗的魄力、谋略及其初期强硬的藩镇政策。虽然这一格局终因时陷怀恩及吐蕃威胁的朝廷与趁机要挟朝廷的河北的妥协而解体,但是解决河北问题一直是代宗的计划。而河北则在得到朝廷归还的土地之后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永泰之后走上了割据之路。

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

从藩镇军额、散见诸文献中各府州实际户与口数及相关材料、本区经济发展状况三个方面对河北藩镇时期的人口进行考察,可知藩镇时期的实际民户未必大减于天宝盛时。由于唐后期户籍自身的重要性减弱,藩镇向中央申报的户籍并非实际征税的户籍,藩镇隐匿户口尤甚等方面的原因,实有民户不能在户籍上反映出来。

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佛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魏博、成德、幽州等割据型藩镇。在以节度使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河北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恒州、定州等传统发达地区之外,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开始传入,佛教发展格局也为之一变。另外,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开始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在朝廷的压力下,灭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河北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协调与制衡:中晚唐“一元双头”藩镇体制下的监军与藩帅——以中原藩镇为例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化浪潮风起云涌,中央出于加强皇权、控制地方的政治需要,普遍在藩镇内设置监军使,由监军使与节度诸使共治藩镇,从而形成"一元双头"的藩镇体制。在该体制下,监军使在藩镇的存在既是调和各方面关系、协助藩帅的"合作伙伴",也是平衡、制约藩帅的重要力量。监军使存在的意义,其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分享藩帅的决策权、参与藩镇具体事务的管理,从而确保中央对藩镇的有效统治。

唐代藩镇养子述论

养子本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宗法制及其伦理观念的影响，养子现象并不普遍存在。唐代统治者对异姓养子也采取禁止的态度，但在唐代中后期，由子胡族风气的濡染和军事形势制度、政治形式的变化，养子现象在藩镇出现并流行起来。藩镇养子风气影响了宦官养子，加剧了社会动荡，败坏了社会风气，对唐后期和五代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河北藩镇与地域社会

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以幽州（卢龙）、成德、魏博三镇为代表的河北藩镇，史称河北三镇或河朔三镇。后又从中分割出横海（沧景）、义武（易定）二镇，但这二镇的割据性远较三镇为弱。河北藩镇在地理上连成一片，西邻太行，东至大海，南距黄河，北尽幽燕，“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和经济单元。直至五代时期三镇才被次第消灭，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割据统治，给河北地域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两税三分”与“税外加征”——试论中晚唐藩镇与属州的财力消长

"两税三分"的实施及演变,可以体现中晚唐藩镇与属州的财力消长。宪宗朝两税三分制改革,将藩镇留使钱局限于治州范围之内,属州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得到加强,而藩镇借助"税外加征"弥补损失又遭朝廷明令禁止。通过对朝廷、藩镇、属州三者博弈过程的动态考察,可以揭示中晚唐乃至五代宋初藩镇渐弱而属州渐强的发展趋势,为宋初得以彻底废除藩镇提供合理的解释。

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

敦煌文献和石窟题记中关于中古时代的职官史料极为 丰富，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吐蕃占领时期瓜州节度使和晚唐五代归义军节度使的职官史料 都有保存，尤其是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职官文献更为集中，以节度使为首的文武幕职设置齐 全，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唐五代藩镇官制的体系与规模。本文以唐五代藩镇时期的敦煌职官史 料为依据，结合唐制，阐述了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对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的价值。

从诏书用词看唐廷对少数民族与河北藩镇的态度——兼论中唐时期的夷夏之辨与河朔胡化

在诏书的书写上,唐廷对于化外民族有着特殊的用词,但这些用词只是在涉及安史叛军的诏书中有所使用,而未见于涉及河北藩镇的诏书之中。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用词,基本不出唐廷对化内敌对政治势力的用词范围。这反映了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态度,是将其作为统一政府下的地方叛乱来对待和处理的,并未从文化层面对河北藩镇有所排斥。史料中存在的河朔胡化的言论,是中唐士大夫在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对河北藩镇产生的主观认识,并非完全基于对河北藩镇的客观了解。

唐朝藩镇与中央的博弈中介

唐朝藩镇和朝廷之间大部分时间里既非处于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也非一种正常的中央和地方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处于一种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博弈状态。双方博弈的中介便是进奏院。藩镇通过进奏院,了解中央动向;中央通过进奏院了解藩镇动态。进奏院作为藩镇和中央信息交互的渠道,加速了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的进程,避免或减少了藩镇和唐廷之间不必要的激烈冲突,为维护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

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

中和四年 ,新任义昌节度使王铎在赴任途中 ,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劫杀。这一事件是唐王朝在面临崩溃之际 ,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 ,以及朝中权贵与广大寒门士子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文章试图从王铎死因入手 ,对晚唐的藩镇之祸及广大落第士人的心态进行简要的剖析 。

论党项藩镇

藩镇时代是党项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它的发展倚靠拓跋氏家族与折氏家族 ,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880年至 982年 ,为党项藩镇的兴盛期 ;第二个阶段从 982年至宋、金之际 ,为党项藩镇的蜕变期。党项藩镇基本上结束了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混乱 ,形成了以拓跋氏家族为中坚的政治核心 ,初步奠定了党项割据西北、建立国家的政治基础与规范 ,从而树立了西北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姿态。

唐代后期藩镇的经济行为对地方商业的影响——对幽州地区米行与纺织品行的个案考察

本文以幽州地区的米行、纺织品行为个案,指出唐代前期该地区两种商品大量依靠外地供应,而唐代后期藩镇"闭籴"、纺织品储存及禁钱出境等经济行为是造成幽州地区粮食与纺织品行会萎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