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投入水平、要素禀赋与农户行为可分性检验——基于南方稻农地块层次数据的验证

生产和消费行为交织在一起是农户的重要特征。农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是否可分成为众多农户行为模型的基本假设前提,直接影响农户行为分析的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合理性。通过构建农户模型,从农户农业生产劳动投入水平与家庭人地禀赋关系的视角切入,分析不同要素市场条件下农户行为可分和不可分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2015、2019年对中国南方稻农地块层次调研的混合截面数据对农户行为可分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南方稻农行为呈现出可分性特征,在处理了内生性、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越完善,农户行为可分性特征越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行为由不可分性向可分性发生转变。与前期关于农户行为可分性检验从劳动力配置视角切入不同,从劳动力投入强度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来验证农户可分性,并利用一手调研的地块层面数据进行验证,为基于要素市场识别农户行为可分与不可分的具体情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于2019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得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农户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学历农户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和高学历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为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和协调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着力构建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推广体系,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数字红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户分化对农业生产托管的影响

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是农业应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必然选择。基于江汉平原稻农的调研数据,使用Probit模型、CMP模型等分析农户分化对农业生产托管的影响,探讨农户分化对不同托管环节以及不同农户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催生农业生产托管;农户分化对整地和收割环节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托管的作用显著,对育秧移栽和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托管的作用不显著;农户分化对促进女性参与农业生产托管显著,对男性不显著;农户分化对高龄和低龄农户参与农业生产托管均显著,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但对低龄农户的影响更大。据此,应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与完善以应对农户分化;秉持“补弱扶强”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生产环节托管的补贴激励政策有所侧重;提升农户生产托管意愿,以促进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与完善。

新疆石河子地区奶牛布鲁氏菌病血清学监测

为掌握石河子市(以下简称师市)近五年奶牛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防控效果,2018-2022年每年对师市14个农牧团场的14个免疫规模牛场、5个非免疫规模牛场、22个非免疫散养牛场(固定的养殖场)随机抽取不同数量血清样品进行了布病抗体监测。本次调查共采集919449份样品,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初筛,阳性样品用试管凝集试验确认。结果显示:2018-2022年免疫规模牛场免疫抗体个体阳性率分别为33.17%、46.55%、51.76%、57.27%、59.12%;场群阳性率均为100%;年个体阳性率和场群阳性率无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非免疫规模牛场个体阳性率分别为2.21%、0.87%、0.70%、0.29%、0.13%;场群阳性率为20%~100%;各年份个体阳性呈逐年显著下降趋势(P<0.05)。非免疫散养户为0.87%、0.72%、0.29%、0.08%、0.03%;场群阳性率为9.09%~50.00%;各年份个体阳性呈逐年显著下降趋势(P<0.05)。结果表明,近五年师市采取的布病防控与净化措施是积极有效的,总体流行率逐年下降,出现大规模流行的风险较小。但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有些规模牛场由于持续进行布病疫苗免疫,加之,目前临床还无有效的办法鉴别疫苗免疫抗体与野毒感染抗体,无法正确评估布病防控效果;二是部分阳性场点仍存在布病传播的风险。因此,建议已免疫规模牛场尽快制定免疫退出时间表,所有牛场实施“监测+扑杀”措施,并加强检疫监督,严格控制动物移动,以减少扩散的风险,进一步推进布病净化工作。

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分析

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运用相对收入剥夺指数动态测度农户收入差距,实证分析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且对低收入和女性群体的影响更加明显,处理内生性之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看,家庭老年照料通过影响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表现为限制其劳动力流动距离和降低就业稳定性,间接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同时社会照料的互补功能可以较好地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为此提出了要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式养老的新模式、增加就近的工资性受雇机会以及制定差异化农村养老方案等建议,以减轻家庭老年照料负担和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农户参与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意愿研究

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根基,对文化强国和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关键价值。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剖析影响农户参与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意愿的因素,以蚌埠市五河县刘朵村为研究区域,通过走访调查收集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耕文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邻居朋友的带动、基层政府的宣传、参与农耕文化活动的精力和能力以及受教育水平对于农户参与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农耕文化发展中,要切实增强农户的主体意识,加强政府的宣传和推广力度,显现农耕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鼓励农户参与农耕文化发展事业,发挥村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提高农户的自我效能感,调动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保障农耕文化稳步有序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经验数据

促进机会公平、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2010—2018年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收入转换矩阵对农户收入流动性进行考察,继而构建有序概率单位模型实证检验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该影响的异质性。研究有3点发现。1)2010—2018年农户收入流动性整体呈下降趋势。位于收入分布两端的农户阶层趋于固化;位于中间阶层的农户收入流动性较强,但总体呈向下流动趋势。2)乡村旅游能够显著促使农户收入向上流动;在边际效应上,乡村旅游促进农户收入上升1~2个阶层的作用最大;上述结论在克服样本自选择问题、替换变量衡量方式、更换计量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存在阶段差异与群体差异。分阶段看,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积极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且该积极影响在2014年后更为突出。分群体看,乡村旅游对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等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分别具有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但均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乡村旅游发展情境下破解农村收入阶层固化、促进收入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决策参考,政府未来一方面应在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上,延伸乡村旅游全产业链、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持续扩大乡村旅游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应优化投资环境、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来兼顾乡村旅游发展的“提低扩中”效应。

中国农户烤烟种植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与分析:2004—2020

研究中国农户烤烟种植全要素增长率及其时序变动趋势,有助于准确判断中国烤烟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基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系统估计和分析2004—2020年中国农户烤烟种植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第一,2004—2020年中国农户烤烟种植成本上升速度快于产值增长速度,亩均烤烟净利润从273.10元降至64.41元,年均下降8.63%。第二,中国各省农户烤烟种植全要素生产率走势出现分化。其中,湖南、福建、贵州等11省烤烟种植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走势,河南、四川、云南等9省(区、市)烤烟种植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走势。第三,全国层面的农户烤烟种植全要素生产率先升后降,最高点位于2008年,样本期内年均下降0.37%。第四,技术进步拉动中国烤烟种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综合技术效率降低导致效率负增长。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农户烤烟种植投入产出发展变化、出台针对性政策推动烤烟种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砚山县的农户调查

分析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解决生产经营零散,实现全面小康、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依据云南省砚山县的问卷调查数据,采取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受教育年限、承包地块的面积、承包地块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户所在区位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性影响。(2)年龄、职业类别、承包地距离、家庭总人口数以及务农人口数对农地转出意愿影响不显著。农地转出意愿是受到承包地块特征等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的。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为增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盘活农地承包流转,提高农户耕地利用效率,需要加大农村科技、教育投入,立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提升农村经济管理和服务水平,制定优惠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确保农村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

就近城镇化背景下“半工半耕”模式的变化及其影响

就近城镇化作为如今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和现实选择,使21世纪以来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文章以湖南省常德市为例,采用入户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农民工回流实现就近城镇化对原有的“半工半耕”家庭分工模式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就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以放弃老人农业为特征的“半耕”弱化,以及返乡就业压力和风险下的“半工”非正规化。农户家庭在参与城镇化的行为决策中,正从以经济收益为考量的方式转向以后代教育为导向的家庭分工新方式。就近城镇化正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发生,但新“半工半耕”模式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复杂和不确定的。该模式的健康引导,对于探索本土化的内发型发展道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燎原社“首创精神”融入温州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径

燎原社“首创精神”是温州地区的一种传统精神文化力量,对其内在价值底蕴的深入挖掘是新发展阶段强化思想舆论引领,激发温州改革创新的时代力量,着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温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调研表明,当前温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着文化资源开发不够、精神文化设施利用不足、农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依托燎原社“首创精神”,可以促进温州本土人民传承历史文化记忆,铸就农村文明新篇章;培育发展“燎原”文化产品,推动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重要的是,以燎原社“首创精神”引领温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能增强本土农民主人翁意识,有利于发挥主体性,深化农村自治实践,形成进一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

数字素养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农户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推动乡村转型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利用似不相关方法和多变量概率单位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素养推动农户进行生产要素配置,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通过降低农户生产要素交易成本,进而推动农户进行生产要素配置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无抚养负担家庭和抚幼型家庭离农型生产要素配置有影响,对养老型和抚幼养老型家庭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无影响。数字素养推动小农户进行离农型生产要素配置,推动规模农户进行经营型生产要素配置。数字素养推动粮食主产区农户进行经营型生产要素配置,推动非粮食主产区农户进行离农型生产要素配置。产出绩效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通过影响农户家庭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提高规模户单位产出,并提高规模户农业收入和总收入,提高无抚养负担农户和抚幼型农户非农就业收入和总收入。

基于Java技术的种植咨询平台设计与实现

该文基于HbuilderX与微信平台,采用Java技术及MySQL数据库开发一款面向农户的种植咨询平台。该平台包括咨询模块、新闻推荐模块、地区模块和个人中心。该平台以种植户当地土壤和气候为切入点,在接到种植咨询服务后,系统派发工作任务,根据种植户当地的土壤和气候特点,为种植户提供信息化和科学的农作物种植方案,提高农户种植效益,助力乡村振兴。样式兼容测试,机型、系统兼容测试结果显示该平台运行流畅,兼容效果好。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历史底色及县域路径

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充分有效衔接,既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难题,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小农经营的历史发展来看,从传统社会时期以家户为基本单位到集体公社时期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再到统分经营时期融入社会分工体系,小农先后经历了个体化小农、组织化小农和社会化小农的不同样态,深刻体现出中国农业发展的小农底色。从小农经营的现实状况来看,有专业型小农、兼业型小农、自给型小农和退出型小农四种类型,他们分别具有基于利润扩大、收入拓展、家庭消费和利益分配的差异性经营目标。在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过程中,存在衔接机制不畅、制度保障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应对之策在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民市民化改革,实现“人、地、财”的有序流动;完善产业链延伸发展体系、组织化利益联结体系、政策性风险保障体系和新质生产力应用体系。

农户兼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生产效率——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经验证据

农户兼业化是农民分化的重要特征,如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命题,探讨农户兼业、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十分必要。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利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评估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的影响,进一步运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和控制函数法实证分析两者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联合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兼业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用;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相较于专业性农户和自有机械农户而言,兼业农户和外购机械服务的农户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由此认为:应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引导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正确认识农户兼业化的发展趋势,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减轻农户兼业可能对农业产生的负面影响。

小农户的现代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化供给机制探讨

在有关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讨论中,受关注较多的是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的市场化服务,而对村集体提供的组织化服务讨论较少。本文以寿光市蔬菜大棚的旧棚改造为案例,讨论了村集体如何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发挥作用。在寿光市平沙村蔬菜大棚的旧棚改造案例中,村集体通过提供统筹服务,低成本地解决了小农户在产业升级中遇到的两个难题:因农户分化而导致的利益协调难题和农户自发进行旧棚改造导致的土地低效利用难题。村集体通过“返租”土地的方式对土地进行了整合和重新规划,让有意愿进行产业升级的农户可以在规划区域内新建大棚,不愿意新建大棚的农户则可以通过旧棚置换,在规划区域外的地块上继续种植,这一规划使土地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从该案例来看,村集体提供的是一种组织化的社会化服务,其突出特征是提供服务的过程就是对小农户的组织过程。这种组织化服务有两重实践机制:一是村集体通过对土地的统筹经营来整合土地,并在此过程中组织小农户;二是村集体在调用村民自治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化私为公和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建立村庄内部的公共博弈空间,减少小农户因利益分化而产生的矛盾。本文尝试为讨论村集体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打开空间。

家大业大:农村家庭结构嬗变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需要正确理解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及其影响效应。一般而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主要劳动力减少,农村家庭向小型化、核心化转变,这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负面影响。然而,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模式对农民增收具有差异性影响,主要源于现行收入统计方式在统计数据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尤其将人口流出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额外扩大。本文认为,两栖的城镇化是我国农民的基本城镇化模式,城乡居民之间具有长期联系。因此,仅从经济意义上理解农村家庭的经营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社会文化角度认识农村家庭。对农村家庭的探讨与研究,对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实际、把握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北方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特征

北方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典型生态脆弱区之一,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基础条件制约着生产和消费的发展。自2000年起,当地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工程措施,引导农牧民由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优化了农牧业生产格局,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随之改变。由于入户跟踪调查数据较难获取,现有食物消费研究缺少长时间尺度的消费特征变化研究,且农区和牧区的对比研究较少。以赤峰和鄂尔多斯为例,采用基于随机抽样调查方法收集的食物消费面板数据,对比研究2000—2020年典型农牧交错区的食物消费类型、结构及其数量变化。结果表明:生态工程实施以来,农牧居民食物消费种类趋于多样化,但消费结构不尽合理。赤峰趋于传统农区以谷类为主的消费结构,其谷类消费正在稳步减少,其他食物类型的消费增加;鄂尔多斯表现为多粮肉、少果蔬的消费结构,兼具农牧区的消费特点,其谷类和畜肉消费的年际波动较大,体现出传统牧区粗放式经营下产出不稳定的特点。食物消费总量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农牧居民谷类消费偏多,肉蛋类、豆类和食用油消费较为适度,薯类和果蔬类消费不足,奶类消费涨幅虽十分突出,但仍比我国膳食标准低20倍以上,因此减少谷类消费和增加奶类消费是当前调整消费结构的重中之重。研究结果可为农牧交错带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调整以及农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安徽省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安徽省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农业面源污染是影响安徽生态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采用单元调查法和空间计量法分析2011—2020年安徽省农业污染现状和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安徽省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量呈U型,COD、TP排放量与总量相似,TN排放量呈下降趋势。(2)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城市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2020年各市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量低于2011年。(3)以不同的2种空间权重矩阵来测算安徽省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的空间相关性,证明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同质溢出性效应显著。(4)利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非农业就业比例对农业面源污染起抑制作用,农户家庭收入对农业面源污染起促进作用,二者都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后者的促进作用大于前者的抑制作用。

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基于生计策略转型视角

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事关全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文章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2020年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测算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社会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较2018年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务农型农户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分别提高了5.83个百分点、7.43个百分点;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多以暂时贫困为主,占比20.24%,远高于长期贫困的12.83%。(2)社会资本对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中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尤其对务农型农户的缓解效果最为显著。(3)个人及家庭特征、村庄等因素对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脆弱性理论,文章结合农户生计风险及外部环境冲击,构建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分析框架,并采用基于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识别农户相对贫困,按照不同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能为提升脱贫巩固政策的瞄准精度与有效性提供借鉴。根据研究结论,建议根据农户的社会资本状况和生计策略差异制定脱贫成果巩固政策,构建抵御返贫风险冲击的社会网络,扩宽非农就业渠道,促进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以提升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