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对农“四位一体”制度建构及其废毁

唐朝前期制定推行了控制广大均田农户的均田制、赋役制、计帐户籍制和州县乡里制。这四项制度密切关联,协调配套,建构起一个整体制度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组合结构。这是针对农户和农民制定的基本制度,也是维护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但这一制度体系和组合结构具有理想化特色,在实际的关联配套中出现了多方面脱节失调,表现在均田制与赋役制脱节日益严重,全国性农户逃亡脱籍持续恶化,计帐户籍编制日渐紊乱,州县乡里官司腐败残暴等,这些造成了制度体系的结构性运行日趋失序混乱。到玄宗开天时期,实际结构性运行陷入废弛失效,整体制度体系也陷入废毁瓦解。唐朝前期对农“四位一体”制度建构由完善到废毁的过程,反映了唐王朝对农制度体系建构的兴废沿革和国家治理的由盛转衰。

劳动投入水平、要素禀赋与农户行为可分性检验——基于南方稻农地块层次数据的验证

生产和消费行为交织在一起是农户的重要特征。农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是否可分成为众多农户行为模型的基本假设前提,直接影响农户行为分析的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合理性。通过构建农户模型,从农户农业生产劳动投入水平与家庭人地禀赋关系的视角切入,分析不同要素市场条件下农户行为可分和不可分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2015、2019年对中国南方稻农地块层次调研的混合截面数据对农户行为可分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南方稻农行为呈现出可分性特征,在处理了内生性、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越完善,农户行为可分性特征越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行为由不可分性向可分性发生转变。与前期关于农户行为可分性检验从劳动力配置视角切入不同,从劳动力投入强度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来验证农户可分性,并利用一手调研的地块层面数据进行验证,为基于要素市场识别农户行为可分与不可分的具体情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农旅融合背景下休闲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农旅融合背景下休闲农业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微观主体视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和验证。本文以扬州、泰州和镇江地区草莓种植户为调查对象,将休闲农业纳入家庭收入模型,探讨了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克服样本自选择性偏差,研究了休闲农业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参与休闲农业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平均年增收为1.272万元;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对家庭年收入有重要影响,以生产性固定投资和耕地面积为代表的物质资本、以技能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以家庭礼金支出和社会网络水平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乡村旅游景点为代表的外部资本,对草莓种植户家庭年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对于农户减贫增收、改善经济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新发展阶段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路径

运用2010-2021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粮食产量为产出变量,以劳动力、资本、水资源、土地资源、农药、化肥为投入变量,计算粮食生产效率,运用回归模型分析粮食生产效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粮食生产效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的影响,据此提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优化财政支农形式等建议,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

农户参与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意愿研究

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根基,对文化强国和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关键价值。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剖析影响农户参与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意愿的因素,以蚌埠市五河县刘朵村为研究区域,通过走访调查收集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耕文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邻居朋友的带动、基层政府的宣传、参与农耕文化活动的精力和能力以及受教育水平对于农户参与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农耕文化发展中,要切实增强农户的主体意识,加强政府的宣传和推广力度,显现农耕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鼓励农户参与农耕文化发展事业,发挥村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提高农户的自我效能感,调动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保障农耕文化稳步有序发展。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CHFS2019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通过实证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以促进农户的高质量创业,推进返乡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方法/过程】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O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发现:(1)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创业绩效;(2)家庭社会资本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户创业绩效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初始投资规模差异和地区差异,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大规模投资项目的创业绩效,而且只对东部地区的农户创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据此提出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加强返乡创业者的创业培训;提升返乡创业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建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妇女参与的组织路径与实践机制——以赣州“清洁家园”活动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作为面向农民生活的治理,其在实践中遭遇农民冷漠和不满的困境,需要激活和重建农民主体性,实现外部行政力量与内部自治力量的融合。在村妇女的“主内”特性及上升地位使其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资源,赣州“清洁家园”活动表明借助制度吸纳、事务匹配和双重激励等方式将妇女组织起来后,妇女能够通过调动村内治理资源,明确治理单元,累积自身治理权威等方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治理的低成本与高效能。基于此,面向农民生活的治理要充分重视并推动在村妇女参与,但同时也应警惕生活化治理事务带来的固化女性家庭角色的风险,真正推动妇女参与公共事务,让妇女在村庄治理中发挥更大治理效用。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Cattle Fattening Technology on Farmer Households in Atabae Timor-Leste

Agriculture is one of the priority sectors in Timor-Leste. Introducing new agriculture technology is crucial to enh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acticing cattle fattening can increase beef cattle body weight and generate income to the beef cattle farmers. As farmers face problem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ecline, lack of forages and information and weather unfavourable. The study’s purpose wa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adoption of cattle fattening technology on farmer households in Atabae administrative post, Bobonaro municipality in Timor-Leste. There were 200 beef cattle farmers households wh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four villages in Atabae. It consisted of 65 farmers practicing cattle fattening and 135 farmers non-practicing cattle fattening. Face to face interviews use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tatistical analysis such as t-test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amine impact adoption of cattle fattening technology by farmers and factor constraints of cattle production and the solutions of i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average value of cattle and profit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from zero and it is associated with practicing of cattle fattening. The average of labour used on cattle activities, the average of cattle sold, and total cost spent on cattl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t from zero. The percentage of farmers said that factors constraints cattle production were shortage of water and forage (53%) and spend time on culture ceremony and lack of capital (33%). The number of farmers said that they collected water from river, feed cattle with sago and forage (55.3%) and cultivated forage (23.4%). This finding contributes information to the farmers, traders, and Timorese government to continue implementing cattle fattening activities as it enhances farmers’ income and developing cattle production.

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路径研究——以广东开平市为例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目前,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面临诸多挑战,如综合素质不高、生产经营弱势、生产条件不完善等,影响小农户综合生产能力提升,阻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对此,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之一的广东开平市为例,对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困境进行研究,分析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提出有助于开平小农户有序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即政府应大力发展人才战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支撑,改善小农户发展环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多措并举,增强对小农户带动能力;小农户应加强现代农业知识学习,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对接现代农业能力。

农户分化视角下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研究

本文从农户分化视角出发,基于甘肃省四个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的样本数据,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对不同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分化类型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存在差异;农户分化在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意愿上呈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户分化程度越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意愿越大。据此,本文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多元化;完善农户政策支持,建立风险保障机制;提高农户专业素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监管力等建议,以期促进农户增收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影响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重大任务的核心内容,对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CLES2022的调研数据,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为切入点,采用二元有序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的两个维度四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决策选择,农户的年龄、环境责任主体感知程度及家庭成员的情况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建议通过扩展农民的社会关系,健全乡村环保信息披露体系,提高农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积极性。

生计资本对农户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以女性劳动参与的中介效应为典型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生计资本对农户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生计资本显著阻断农户贫困代际传递,女性劳动参与降低了多维贫困概率,在生计资本阻断农户贫困代际传递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要加大对农户生活与生产的扶持力度,重视农村教育投资和教育公平,建立多层次社会支持网络,创造更加灵活的就业和创业方式,多举措阻断农户的贫困代际传递。

农户主观感知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的影响

通过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农户主观感知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的影响机理和路径,结果发现:农户的感知利得和感知安全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威胁对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感知利得的影响要大于感知风险的影响,感知安全的影响大于感知威胁的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一般原理,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产生“利大于弊”的主观感知,预示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将不断提高。同时发现,感知利得对高学历、高收入及东部地区农民的数字普惠金融接受度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对于此类群体应侧重产品效用的宣传;感知安全对低收入、低学历及中西部农民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对于此类群体应侧重系统安全性的宣传。

差异化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省吴起县342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SM方法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前非农就业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比未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会消除未来贫困,当家庭非农就业受限于被动就业或农业社会保障缺失时,非农就业与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可以显著弱化未来贫困风险。从提升过低非农就业家庭的就业比例,合理调整过高非农就业家庭的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户资源差异性程度及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质的认知影响研究——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衡东县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小农户链接大市场以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载体,农户之间资源差异性程度显著与否,极大地影响着农户对合作社本质的认知。运用访谈式调查和问卷调查法对湖南省衡东县和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范围内农户的人力、自然、资金和社会等资源进行了调查,测定出其资源差异性平均指数、组合指数和综合指数均在5倍左右,表明当地农户资源差异性程度较大。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农户对合作社本质的认知的资源因素中,外出务工经历、所处地区对其认知产生了正向的显著影响,而户主性别、收入水平则对其有着负向的显著影响。此外,农户社会资源与对村委会的态度等因素也有明显影响。最后从基层政府、村委会和农户自身三方面为提高农户对合作社本质的认知提出了相关建议。

家庭禀赋、价值感知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

基于全国10个省份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1072家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并探讨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禀赋各要素的劳动力数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结构、地势特征和社会参与均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正向作用,而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价值感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自然资本的农地规模、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作用。

江苏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中农户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制约着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振兴战略进程。本研究以江苏13个地级市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二元Logit模型实证研究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90%的农户有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但实际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农户仅占48%,悖离率高达42%;分类知识的了解程度、政府奖惩措施、垃圾分类改善作用、垃圾治理满意程度、村庄环境感知、其他村民环保态度以及农户性别、年龄是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机制、提高农户垃圾分类认知水平、重视社会网络辐射带动作用、差异化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等建议,以期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课题。使用2014、2016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构建了三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降低了农村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能够通过更快地提升相对贫困农户收入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可以更为显著地激发相对贫困农户的创收动力。因此,要大力扶持农户教育支出并重点关注低收入农户,深入挖掘家庭教育支出在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方面的巨大潜力,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脱贫农户返贫风险评估及防范机制构建的实证分析

识别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并制定有效的治理策略是现阶段解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针对脱贫农户生活水平不稳定可能导致的返贫问题,基于陕南脱贫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构建返贫风险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物元模型评估脱贫农户返贫风险程度,深层次剖析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脱贫农户返贫防范机制。研究认为:陕南大部分脱贫农户处于一般风险水平,且差异较小;脱贫农户成员健康状况、遭遇自然灾害风险、环境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风险和社会关系网是导致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重要因素,说明脱贫区的政策制度、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脱贫农户个体能力是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影响因素;建立依据事前防御、事中处理、事后追踪体系的全过程性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脱贫农户思想观念培育,注重内生动力提升,提高脱贫农户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打造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优势产业,促进生态农业、农旅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改善升级乡村教育医疗,提高道路水利、信息网络、天然气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脱贫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可持续生计水平和社会参与能力。

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对林农生计策略与收入的影响

基于2018年陕西省公益林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PSM倾向性得分匹配等方法,探究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林农生计策略与收入影响的关系。结果表明: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总收入的影响具有促进作用,剔除生态补偿与仅选择贫困地区样本后,这一效应依旧显著;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对林农生计策略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并通过提高农户生计非林化和生计多样化水平间接作用于农户总收入的增长;从具体的收入结构角度看,政策的参与虽减少了林业收入,但却能促进非林工资收入和非林经营收入的增长,保证农户在参与政策以后仍能实现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政府部门应通过完善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加强农户生计转型对口帮扶、加快公益林产权市场化运作等方式,提高农户政策参与积极性与生计能力适应性,实现公益林可持续发展和林农增收双赢的良性循环。